一、依索體系發展溯源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維也納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奧托•紐拉斯（OttoNeurath）開始研發一個圖形表達系統，他希望能創造一種易于奧地利全社會人民理解的展示方法，不僅能在某種程度上用于信息交流，并且既有視覺感染力又有可讀性。這個系統就是后來聞名國際的“圖形統計的維也納方法”。1936年，紐拉斯出版了《國際圖示語言》一書，對他的圖形表達系統作了全面的闡釋，并將其更名為“印刷圖形教育國際體系”，即“依索體系”。1941年，紐拉斯在牛津成立了依索體系學會，聲明他們的目標是“在國際上推動視覺教育”，尤其針對兒童和不發達國家。并且紐拉斯與妻子瑪麗建設起一個關于人、場所、物件和行為的符號庫，作為教科書、招貼和教育素材的補充。他提出“我們創造了一種國際圖式語言，世界上所有普通語言的基本單位都能置入其中。這種圖式語言我們名之為依索體系。”

簡單來說，依索體系的符號與科學公式相類似，它是直接經驗的簡約化、習俗化的圖式表達。對紐拉斯而言，圖像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中性化的表達模式，“正是由于它的中性，以及相對于各種語言的獨立性，視覺化、圖形化的教育要優于語言教育。”依索體系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不僅包括對統計數據表格的設計，同時還使得視覺標志系列被各行業普遍采用，涵蓋了從公共標識到區域標識的方方面面。紐拉斯相信，語言是所有知識的媒介——從經驗獲取的事實，只有通過符號才能被人們所認知，而某些不太規范的口頭語言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破壞知識的媒介。因為，他堅信語言的結構和有限的詞匯，并沒有與物質世界成功地形成一種與對象和關系相一致的邏輯模式，而視覺恰巧就是語言和自然之間的一種彌補性的連接。因此，圖像化的符號能夠在普通語言和直接經驗的體驗之間架起一座共同的橋梁。

二、依索體系引導下圖形語言設計的國際化傾向

紐拉斯想要創造一個系統，它能超越文字語言的既有寓意，讓圖示語言較之文字更直接、更令人注目，從而發展形成為一種國際化的視覺符號。今天，圖像信息時代給我們以機會，即使文字不相通，只要有圖片就能有效地交流。如“動物的生命有多長？”，紐拉斯和他的妻子的圖形設計讓我們對此一目了然。但人類如此長久習慣于文字，以致我們還是經常會注意物體圖片中的文字部分。當然，這可能是由于具象的圖片在觀看時，需要讀者花費更多的精力來提煉和歸納。這就需要找出一種更簡明、更直觀、更有效的表達方式。在依索體系中，圖像的設計都較“呆板”，這樣可以迅速、輕易地復制而無須改變其形式。它的設計者們重申了他們的方法所具有的民主性和國際性。該體系采用了謹慎而又簡單的邏輯來避免“盲角”和“多余”。盡管奧托•紐拉斯熱衷于遠古巖畫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但他不希望依索體系成為這些古代文字系統繼續發展的一部分，不是“象形文字的再生”。國際性的圖式，自然有他適用、適合的范圍，也有它善于表達的范圍。究竟哪些領域、哪些事物我們可以轉化為準確的“視覺語言”呢？——要學會使用那些已經深深烙印在我們集體意識中的標志性符號，也就是紐拉斯提出的所謂“老年”符號。

簡單點說，就是那些早已深入人心，但可能已經過時的物體圖形。例如，“鐮刀”可以代表農業，盡管對象本身已過時，不再是常用的農業收割工具，但仍然不影響人們對該圖形的一般理解。再比如，“人”在任何語言中其實都與真實對象沒什么關系——中文的“人”，英文的“people”，日語“ひと”，都可以用“”來表示；中文的“車”，英文的“car”，日語的“くるま”也都可以“”來表達，其它諸如“男人”，“女人”，“兒童”，“樹”，“狗”等詞都可用簡化的圖示來表達，也不會造成理解的困難。但是，對設計師和讀者而言，最具挑戰性的，是那些描述服務而非物體或方向的信號，也就是說，如何既表達具象的概念，又表達抽象的概念。例如，“車”，“兒童”都是易于用圖形表達的事物，但是“停車”，“兒童教育”想用圖形符號似乎就難以詮釋，很容易被誤讀。在這種情況下，圖式語言可能像我們的母語一樣，需要學習，就像圖形“”，如果不通過學習，很難了解其意義是代表停車，這也體現了現代人的一種社會技能。

如今人們正在使用的許多標識語言，例如公共交通標識、公共場所引導標識等，必須經過一定程度的推廣，需要公眾花費一定的時間和精力來認知并記憶。即便如此，我們絕不能否定，這些國際化的“圖形語言”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那些具有導向、命令、警告、禁止等指示功能的圖形文字，在許多方面幫助并構成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人們早已離不開這些圖形符號，它們已經遠遠跨越了任何一種現行語言所形成的邊界。如今，在某些場所，我們可能很少會需要幫助，尤其是室外公共空間，人們會主動地去尋找某種圖形語言，幫助自己到達某個想去的地方——例如公共衛生間的標識、公共交通的標識等。今天我們熟悉并使用的這些公共圖形語言，是紐拉斯和他的同伴們共同設計的依索體系在當前的發展結果。也許他未曾想過要把他設計工作用于這些方面，但他確實建立了一套指導原則，這些原則至今仍是各種圖形設計體系的基礎。　

三、民族性是圖形語言設計必須堅守的陣地

依索體系是基于創造一種無需文字的“世界視覺語言”這一目標建立起來的，用共性來消除差異，盡管已經獲得巨大的成功，但從它創立伊始，就有許多設計師在質疑其客觀性，并明確表示：傳播的模式應該強調圖像的文化相對性，以及“視覺語言”和“口頭語言”范疇的開放性。在依索體系中，圖形可用來描述人類全部的信息交流。這種“文字”（或者說圖形）將能避免語言翻譯之累，并獨立于文字之外。這樣的圖形系統，將能超越一般的政治地域。就好比音樂，可以跨越國界，具有國際性的感染力，被人們理解和欣賞，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音樂無國界”。但圖形語言似乎不夠精確，缺乏明晰性和細節，任由讀者從自身的傾向和文化背景來理解，其結果是，圖形的意義很可能對每個讀者都各不相同。那也就是說，這種“無界的語言”難以在所有的文化背景下被正確解讀，因為任何閱讀行為，或多或少都依賴于某些習慣與目的，更會受到民族文化環境、社會風俗等的影響。

世界上每一個民族，由于不同自然條件、社會條件的制約，都逐漸形成了自身獨特的語言、習慣、道德、思維、價值觀和審美觀，因而也就形成了與眾不同的民族文化，任何人都無法從其存在或影響上逃脫。但這并不是說，不能尋找到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一些共性，我們一味狹隘地去凸顯二者的差異也不可取。世界各國文化在“世界市場”的基礎上，正經歷著巨大的轉型，全球文化不是世界各國文化的“大雜燴”，而是正在趨向并逐漸形成世界統一化的“國際文化”或“地球文化”。國際文化與民族文化之間必然存在某些沖突，但并不影響他們各自的發展，二者會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中，各自起到的無以替代的作用。圖形圖像的設計者在認識世界力量的同時，也不能忽視民族文化在信息傳遞過程中的影響。

正如查理斯托夫•亞歷山大所指出的那樣：“自然形成的文化所產生的形式系統含有某種固定的內涵——神話、傳統和禁忌阻止者個人隨意地改變”。對于同一圖形符號，由于文化的差異，可能有多重譯碼，某些譯碼甚至相互沖突。2006年，丹麥報紙上出現了一組以先知默罕默德的形象為主體的漫畫，點起了全世界穆斯林社會的怒火，甚至是暴力抗議。因為穆斯林的信仰中一直認為，以任何方式形象化先知都是一種瀆神的行為。結果，盡管該事件有很大的新聞覆蓋率，許多報紙仍刪掉了這些圖片。　

四、結語

事實證明，“世界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各地域、各民族的差異始終都無法規避，無法超越。其實換個角度思考，這些差異也并不定非要用一種通用的符號語言來超越，或許有一種更好的解決方法能夠使得民族的也可以成為國際的。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在現實的環境下尋找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體育項目圖標，以篆體字筆畫為基本形式，融合了中國古代甲骨文、金文等文字的象形意趣和現代圖形的簡化特征，既符合體育圖標易識別、易記憶、易使用的國際化要求，同時也是“形”與“意”的和諧與統一，顯示了豐富的文化內涵。透過奧運會這一世界性的平臺，很好地展現出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神韻。他的成功就在于，予傳統于現代，予民族于世界。如今，如何發展全球化的設計文化，但同時又必須在一定的領域中有效的保持傳統設計，是各個國家都面臨的挑戰。作為設計師，應該肩負起這一文化責任，在任何時候，都應清楚地認識到，民族文化是對世界文化有趣、豐富的偉大貢獻，是不同國家融入“同一個世界”的首要前提。

作者：王悅 單位：蘇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