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賦的書面化創作

賦由口頭轉向書面，應該包含以下幾方面因素的逐漸加強，即書面化創作、傳播及對作為書面形式的賦體作品的鑒賞與評價。清水氏在論及揚雄時代把賦變做書面文學時認為：“揚雄《長楊賦》虛構的主客，不是‘子虛’和‘烏有先生’，而是‘子墨客卿’和‘翰林主人’，因為是用筆墨寫成的文章。可見當時作賦，通常以筆墨寫成。”[1]234這一說法是值得懷疑的，以筆墨作賦，并不始于揚雄。簡宗梧由《漢書》有關賦家如司馬相如、王褒、揚雄都有奏賦的記載，證明西漢宮廷賦都是書面寫作，再上奏口誦[3]138。我們姑不論簡氏所說的“再上奏口誦”成立與否，僅就其“都是書面寫作”這一點而言，確乎極為準確。而且，可以進一步指出，至遲在漢武時期，賦體作品基本上已是以筆墨寫成。除簡氏所舉司馬相如之例外，《漢書•枚皋傳》說枚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皋。”[4]2366既然是“為文”，就應該先有書寫的過程。這一點，與后文“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對看，就體現得更明顯，因為司馬相如賦必定是先經書面創作（詳后文）。尤其是，《漢武故事》中有相類似的一段記述：“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即成，初不留意。相如作文遲，彌時而后成。”[5]170則“為文疾”當即是“下筆即成”的意思。另外，《招隱士》王逸《章句》中提到淮南王安的八公之徒“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6]232，“造”猶“著”也，《論衡•案書》：“《新語》，陸賈所造。”[7]“造辭賦”也就是寫辭賦。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簡氏認為是“由于西漢宮廷待詔的賦家眾多，所以雖然名為言語侍從，但可能沒有隨侍左右之實”[3]138，這個解釋無法成立。因為他所提到的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等人都有隨侍左右之實。如《漢書•嚴助傳》：“（武帝）后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等，并在左右。……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4]2775《王褒傳》：“上令褒與張子僑等并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4]2829《揚雄傳》：“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4]3522我們以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當時辭賦的欣賞法，已向看賦偏移（詳后文）。另需指出的一點則是，固然揚雄時代之前仍有誦賦的記載，但作者與表演者身份分離的現象也已明顯加強。因為賦誦既有其特定聲調，則非經專業訓練者必不能表演。《戰國策•秦策五》：“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于誦。’”[8]又《漢書•王褒傳》：“征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4]2821雖然異人所誦非賦，賦誦或亦與辭誦有別①，但這兩條材料已足資證明誦為專門之學。朱曉海認為，賦誦時“經常配合所賦內容的角色多寡及性別轉換聲口，而且很可能還需要有許多表情、手勢等搭配，以加強效果”[9]，賦誦者要做到這些，自需進行專門的訓練。所以，即令當時有些賦是為口誦之需而作，但奏技者就未必是文士本人。如司馬相如病口吃，不能劇談，如欲作賦誦，此必期期以為不可。班固在《兩都賦序》中提到的“時時間作”的“公卿大臣”之屬[10]21，也肯定不會去做賦誦的表演。至于言語侍從之臣，當然有熟諳賦誦之道者，如枚皋、東方朔等“恢笑類俳倡”[4]2366、“上頗俳優畜之”[4]2775。但由前述枚皋之例看，恐怕也多是先進行書面創作。總之，無論出于何種原因，我們可以肯定地認為，至遲在漢武時代，賦基本已是書面的寫作。

二、書面化賦的傳播及鑒賞

在揚雄之前，賦體作品以書面形式進行傳播已是相當普遍，前文所述及的“奏賦”自不必再論；即就社會大眾的接受方式而言，也是如此。《西京雜記》卷三：“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于世。”[11]154可見司馬相如賦在當時受歡迎的程度。因此，社會上也必有其作品的廣泛流播。《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家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12]3063以言封禪事為異，知漢武所求，自為娛樂性的賦體作品。故“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恰說明此類作品在社會上流播之廣。又《漢書•揚雄傳》：“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至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常擬之以為式。”[4]3515既然是“擬之”，可見也有書面文本作為依據。另，《漢書•藝文志》：“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云云”[4]1701，這也證明社會上本就有書面之賦的流播。揚雄在《答桓譚書》中說：“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為之。”[13]“千賦”已是頗為龐大的數量，因為《漢書•藝文志》中所著錄的賦作也不過904篇，顯然，至遲在揚雄時代，賦以書面形式在社會上流傳已經是很普遍的現象。

這大量的書面之賦在社會上傳播，作為表演的腳本使用應是其部分作品的目的之一；但尤值得注意的是，從揚雄的話中可以看出，對作賦技巧、亦即如何組織書面語言的揣摩，更已成為人們關注的重心。而此關注的發生，遠在揚雄時代之前。《西京雜記》卷二記盛覽“問以作賦”，司馬相如回答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11]93“一宮一商”，自然是聽覺的感受；“一經一緯”，卻已是對文本組織、結構的傳授。

賦體之寫作方式向其它文體滲透亦是其轉向書面化的重要跡象之一。頌、贊、箴、銘本為韻誦之體，固可不論。但論說如東方朔《非有先生論》、典謨如司馬相如《封禪文》、諸子如《淮南子》，亦均體兼賦頌。另《漢書•淮南王傳》載淮南王安為《離騷傳》，本屬章句之學，故王逸《離騷經章句敘》有“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之語[6]48；而據小南一郎、裘錫圭考證，此文亦屬賦體[14]。與之情況相類似的傳賦同體之作，尚有王褒之《四子講德論》[15]。又《漢書•淮南王傳》：“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4]2145則書信之文，亦當雜賦頌之辭。凡斯種種，均可說明當時人對賦體作品書面文辭之美的欣賞與運用。

好用瑋字，多被認為是賦具有口頭文學性的重要表征。這個觀點確乎有一定道理，尤其是賦中大量聯綿詞的使用①，顯然有為著造成誦讀時美感的原因在。不過，從另一角度看，好用瑋字卻又是賦由口頭轉向書面的重要依據，許結已指出：“正因為漢賦的這種對名物、詞語與事象的匯聚功能，我們又可以通過漢賦家的創造看到文章學意義的兩大轉變，一個轉變是由于口語到文詞，即由口誦到文本寫作，這恰是漢賦文學形成的過程。”[16]這轉變過程的關鍵點，也恰在于漢武時期，因為司馬相如正是漢賦瑋字的始作俑者[17]。他的大量使用瑋字，既與漢武對“辯博善為文辭”的喜愛有關，又滿足了“潤色鴻業”的需要（詳后文），而無論是哪方面的原因，也都與書面性文辭相關。另需指出的是，釜谷武志在《為什么賦多有難解的字——在前漢時期賦的欣賞法》中認為揚雄賦開始重視書面文學性的原因之一是“把同音的連綿字有意地改變文字，如‘淋離’，《校獵賦》作‘淋離’，《河東賦》卻作‘滲離’。”[1]233其實這種現象在司馬相如賦中就已發生，如“隆崇”，《子虛賦》作“隆崇”，《上林賦》作“?b??rdquo;；“崔巍”，《上林賦》中既作“崔巍”，又作“摧??”；“婉?d”，《上林賦》中既作“宛??”，又作“婉?d”。這也可見他作品的書面性了。從以上跡象不難看出，對賦體作品書面性的重視，在揚雄之前就已發生，尤其是在漢武時代已極為明顯地體現出來。那么，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三、賦體作品書面化的原因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自然與漢武對賦所表現出的驚人熱情有關，《漢書•淮南王傳》云漢武每宴見劉安，必“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昏然后罷。”[4]2145相關的記載尚有《漢書•枚皋傳》：“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4]2366《漢書•嚴助傳》：“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頌數十篇。”[4]2790《漢武故事》：“上好辭賦，每所行幸，及奇獸異物，輒令相如等賦之。”

漢武鐘情于賦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有著娛樂的需要，但“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班固《兩都賦序》）[10]21更是不容忽視的因素。事實上，在漢武之前，并未見中央朝廷有好賦之風，司馬相如從梁孝王游的原因恰在于“景帝不好辭賦”[12]2999。漢武時期，內朝所用侍從“雖學術有不同，要皆駁雜不醇，而盡長于辭賦”[18]98，“興明堂，建封禪。修郊祀，改正朔。內定制度，外攘四夷。方所謂正禮樂，致太平者，皆導源于辭賦，而緣飾之以經術。”[18]99可見武帝重賦，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聽覺之娛樂。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自漢初至武帝，賦的娛樂功能一直都沒有強烈地發揚出來，無論是輕賦或是重賦時期。《子虛》、《上林》之所以成為一代文學之范式，其原因就在于司馬相如以全方位的空間描繪和繁類以成艷的物象鋪敘，成功地表達了“環四海皆天子園囿，……彼于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土毛川珍，孰非園囿中物”[19]的觀念，萬事萬物、鳥獸蟲魚等一切存在物均通過他比物屬事、離辭連類的書寫過程而被納入條理井然的理想世界秩序之中。而這所謂的“假稱珍怪”、“侈言無驗”（左思《三都賦序》）[10]74不恰是漢武心目中的理想帝國模式？漢武之“按古圖書”將河源之山命名為昆侖，及將“蒼梧”、“南海”、“交?”、“儋耳”等出自于《山海經》的神話地理名稱實證于南方諸越之地，也不正是“將一個原本異己陌生之物納入命名者的話語體系和意義體系”？[20]這種做法，就其內在心理動機而言，實是與司馬相如創作《子虛》、《上林》同出一轍。這就無怪乎漢武帝讀到《子虛賦》時要感慨“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同樣，漢武“及奇獸異物，輒令相如等賦之”、“有奇異，輒使為文”的行為也與此種心態相關。地理學的熱情和博物學的熱情在武帝朝同時而又密切關聯地盛行著，這正如在《子虛》、《上林》中山川與物類間的關系一般。劉歆《上〈山海經〉表》中就記載東方朔據《山海經》識異鳥事，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又恰是在同樣對“潤色鴻業”有著濃厚興趣的宣帝朝。由是而在武宣之世，朝士“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為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21]。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侍實儲。于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奸，魑魅魍魎，莫能逢旃。”[10]45則此“小說九百”如《山海經》般亦有著“考禎祥變怪之物”的功用。漢武時之博物學熱情，究其因不外乎兩種，其一是如前所述通過命名而占有的心態，其次則是這些奇獸異物往往被視為瑞物來證明著王朝秩序的神圣合法性。公元前109年，玉芝生于甘泉宮齊房，武帝為此賦《齊房》詩以賀之的行為便是明證[4]193。所以，武帝出游，有所不識則問之小說家①、及令賦家賦之，也同樣是為著“潤色鴻業”。

明乎漢武時的地理學熱情及博物學熱情與“潤色鴻業”，我們自可以理解司馬相如賦大量使用名詞性瑋字的原因。他的大量使用形容詞性瑋字，亦是與此相關。如《上林》中的環境渲染遠勝于《子虛》，提到水，便“盡力想用文字把水的姿態、聲音、情勢，甚至于說是水的生命捕捉下來，用這方塊的符號刻畫在紙上”[22]。他這樣做所達到的效果，正是此后揚雄對賦的感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4]3575，這句話不難使我們聯想到蕭何對漢高所說的：“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12]64宏偉巨麗的風格，體現了帝國的恢弘氣勢。《史記•司馬相如傳》中記載他對漢武說：“（《子虛賦》）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12]3002賦成奏之后，“天子大說”。“未足觀也”、“大說”的原因，也就自然可以從中得到解釋。所以說，大量瑋字的使用，亦是為著“潤色鴻業”的內容上的需要。

既然賦體勃興的主要原因在于“潤色鴻業”，則漢武對于這類作品內容的興趣和要求顯然是遠勝于聽覺娛樂之需要。《史記•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而善之”，由“讀”字來看，“漢武帝最初接觸的司馬相如賦是書面上的”[1]232，所以這“善之”的很大原因是來自內容的自身。因此，我們以為漢武對辭賦的欣賞法，已向“看賦”偏移，恐怕尚不僅僅是“‘誦賦’與‘看賦’并馳”。

漢武的熱愛，使熟諳賦體文學已成為當時重要的進身之階。雖然，漢代并無固定的考賦獻賦制度[23]，但漢代不少文士通過賦的創作而成為言語侍從之臣卻已是不爭的事實。雖然，漢代賦家也每有“見視如俳”的感喟，但同樣也有不少賦家在國家政治事件中承擔著重要角色。于是，大家紛紛投入到對賦的學習與創作中，形成為浩浩湯湯的洪流；因此，在文士階層中，辭賦的欣賞法，也同樣向著“看賦”偏移。而這些，正是促使著賦由口頭轉向書面的至為關鍵的原因。雖然，我們現在無法確定在漢武時期，對賦的欣賞中，“誦賦”與“看賦”兩者的具體比重；但就現有材料及本文所述來看，“看賦”的材料遠多于“誦賦”應屬無疑。我們是以認為，漢武時代正是賦體作品書面化的一個關鍵階段。

本文作者：洪之淵 單位：溫州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