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學、技術的文化植根性

伊德認為,文化是科學、技術扎根的“土壤”。不僅文化的內在精神氣質對科學、技術的產生與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而且科學、技術的發生與發展也是在多元文化相互作用的基礎上促成的。文化是科學、技術發生與發展的“土壤”關于文化對科學、技術的發生與發展起到的“土壤”的作用,伊德是從如下三個方面來展開論述的。第一,技術性文化、“技術精神”是促使近代科學誕生的重要文化傳統。我們知道,達•芬奇是西方近代科學誕生之前的標志性人物,他的機械設計超出他那個時代好幾個世紀。如“直升飛機”模型,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人們所做的模型沒有太多不同。然而,人們對達•芬奇的這些杰出的機械設計并不太感興趣,“他的機器也是用螺絲、杠桿、斜面、曲柄等聯結,設計的水平上都是古代物理學的基本應用”。伊德指出,人們真正對達•芬奇感興趣的,是他身上凸顯出來技術性文化,而這卻是源自羅吉爾•培根(RogerBacon)開創的“技術精神”(technologicalspirit),就是“視宇宙如機器”(uni-verse-as-machine)這樣一種文化傳統。而這些傳統卻突出地體現在達•芬奇的精確的機械素描圖、人體解剖圖之中。

正因如此,伊德只要有機會,就會去列奧納多小博物館參觀他制作的那些模型、各種草圖等。伊德認為,正是在這樣一種浸透“技術精神”的文化“土壤”中,經過兩個世紀的積淀,產生了一些先進技術,而這些先進技術又成為后來科學誕生的“土壤”。其實,中世紀就發生了“技術革命”,而在列奧納多的生活世界中,各種先進的技術早已成為生活的背景,如時鐘已經掌管(regulate)社會生活幾個世紀,加農炮已經終結了封建時代,彈道學也已經發明,哥倫布已使用球體數學技術和天體導航技術發現了新大陸,等等。因此,伊德說道,“近代科學誕生于一個已經技術化了的生活世界”。第二,除了技術性文化之外,視覺主義的文化“土壤”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伊德認為,“假如列奧納多只是在接受自然本身為機器的隱喻和將世界理解為數學語言構成的世界這樣一個框架,那么他就沒有什么貢獻。盡管這二者都是一個世紀之后伽利略比薩科學的兩種要素”,列奧納多的重要貢獻不在他設計的機器或技術草圖上面,而在于他的視覺藝術和視覺想象,“在于他對知覺本身的‘變形’與‘重新格式化’(refomulate)”。伊德認為,“看”的方式變了,“知覺”的方式也就跟著變化。而這些都是首先在列奧納多的解剖草圖而不是技術草圖中發現的,他的解剖畫采取了透視法則,一層一層地非常清晰,逐漸形成了一種視覺上的分析時尚。這極大地促成了視覺主義的形成。而透視法則是待到很久以后才被認證為具有客觀性的一種“看”的方式的發明,它對于現代科學與技術的誕生具有根本作用。對此,伊德說道:“列奧納多的視覺主義是一種產生了現代的特殊的視覺主義……正是這種視覺主義思想成為了現代科學的思想風格,尤其是在現代工程學當中。”也就是說,達•芬奇的主要貢獻是將三維透視法則發揚光大并使其臻于完善從而促進了視覺主義的產生。有了這種視覺主義,自然就成了偉大的機器,而近代科學、技術的發生與迅猛發展正是得益于這種機械世界觀傳統的。視覺主義的作用之大,正如伊德所說:“這是技術時代來臨的前奏,也是必然條件。”

伊德指出,視覺主義是想象的,身體位置不占空間的“鳥瞰”(bird’s-eye)世界的方式,視線在無限遠處會聚。在現代科學、技術中最為根本的特征就是這種“看的方式”的存在,“今天幾乎整個地模仿這樣一種看的方式,這種看的方式就是現代的產生之處”。在伊德看來,如果沒有透視法則的產生,沒有達•芬奇的解剖畫、技術草圖對透視法則的完美運用,視覺主義就難以深入人心,而如果沒有視覺主義的廣泛影響,就不會形成現代產生之必要條件的“看”的方式或機械世界觀,那么,現代的科學與技術無疑都不會產生。第三,西歐的征服擴張性文化觀念對于現代科學的誕生具有根本性的影響。伊德以哥倫布航海事件為例。他說,回看哥倫布從1492-1504的航海事件,盡管從實質的文化交流來看,他的航行對現代文化而言被遺忘了,但卻是歐美文化走向現代化關鍵的轉折點。此話怎講呢?伊德指出,從技術或硬性條件來看,還在哥倫布航海之前的1433年,中國的鄭和就已七下西洋,在造船技術方面哥倫布遠不如中國;在造船的規模上,差距巨大。當時,哥倫布只有三只小船,最大的船大約98英尺長。而鄭和的船隊數量上有317只,其中最小的船180英尺長,最大的則有444英尺長。從航海動機來看,太平洋島民的航海探索確曾在占領先前的無人島方面取得成功,但是他們探索的動機無從知曉,估計是人口壓力或部落戰爭,失敗者被迫離開進行幾千英里的遠航。至于中國鄭和的例子,動機很明確,就是認為中國文化優于其他所有文化,遠航是為了炫耀大明國威,聲稱中國為世界中心,促使他國臣服及貿易往來,完全沒有通過武力征服擴張的打算,這從鄭和船隊金銀珠寶船最大而戰船最小的配置就可判斷出來。

然而,哥倫布的航海動機則如伊德指出的,“一般認為,歐洲當時已經形成了掠奪性和貪婪性的文化,哥倫布航海必定處在在這種文化當中”。伊德認為,這確實是哥倫布航海動機上的重要特征,但是,更為深刻的說法是“西方對力量永不滿足的渴望,把借來的技術轉變為工具,用來生產物品和控制自然”。正是這種永不滿足的征服、擴張的欲望,才最終促使他們產生可以征服世界的近代科學與技術。例如,印度教徒的禱告輪,西方人將它改造為風車,用于沼澤排澇、荷蘭洼地開墾;古代蒙古人設計的馬鐙,在騎士向前戳矛時可以將馬的力轉化為殺傷力,西方人將這種馬鐙改造成了戰役“坦克”早期樣式的站臺。伊德認為,技術只有在適當的文化觀念當中,才會得到整合與改進,才能發揮根本性的影響。因此,伊德說道:“技術在整體中的效果明顯深深扎根在文化當中。這就是為什么說以前技術史家關注的焦點在海軍和航海的技術與技能方面是不對的,那樣雖然揭示出了哥倫布航海與太平洋島民航?；蜞嵑偷暮胶Ｖg技術上的差別,但是反而無法解釋哥倫布航海的風水嶺性質。”科學、技術發展得益于多元文化之間的交流伊德認為,西方技術-科學(technoscience)的發展并不只是歐洲文化的產物,而是得益于多元文化的交流。伊德指出,人們一般把技術-科學解讀成以歐洲中心的,認為科學從古希臘經過文藝復興再到現在的歐美,雖經許多改進,但都表現為一種線性的歷史。其實,“這樣一種解讀是扭曲的”,“從一開始就不只是歐洲的文化在技術-科學的整個發展中起著作用”。首先,從科學發展史可以看出,其發展不是線性的與歐洲的,而是得益于多元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的。伊德指出,科學中的根本要素之一是作為形式化和測量的首要手段的數學。在希臘思想中其源頭主要是畢達哥拉斯的,而在起源的形式上卻是東方的和植根于宗教的。而古希臘科學在文藝復興時期之所以能夠重生,它的整個存在都歸功于伊斯蘭文化。熟悉西方歷史的人就知道,古希臘科學和思想在古羅馬和漫長的中世紀基本上消失殆盡,幸虧伊斯蘭文化把它們保存了下來。盡管柏拉圖的思想或多或少地持續存在于歐洲思想中,但亞里斯多德哲學特別是導向科學的前蘇格拉底哲學(Presocrat-ics),因北歐人的入侵而丟失,可是他們最終都是從阿拉伯學者對古代思想的復興和詳盡的闡述中受益的,包括工具的發展和使用。在歐美的歷史中,經常吸收伊斯蘭文化。

在伊德看來,沒有多元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補,就不會有近代科學的誕生。其次,從技術發展史來看,盡管古代技術的發展與科學沒有多少關系,但是古代技術的發展也是與多元文化之間的交流密切相關的。伊德指出,在古代,高度理論發展的時期并不必然與高度技術革新的時期相一致。假如希臘化時期和羅馬時期在科學和哲學上可能被看作是相關理論的派生時期的話,那么關于技術革新則不是這樣。希臘化和羅馬時期關于技術的發展是高度多產的,這與中世紀學院派的邏輯學與本體論神學(ontotheology)形成了反差。然而,“宏觀尺度上的歷史聯系表明,歷史上技術的革新時期雖不與哲學或科學理論的高峰時期相一致,但是更多地與文化交流與貿易的高峰時期相一致”這說明了,技術的發展是受到多元文化之間的交流的推動的?？偟膩碚f,盡管古代科學與古代技術的發展并不一致,聯系也不緊密,但是,二者的發展都受益于多元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補,并最終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從而導致了近代科學的誕生和現代技術-科學的發展模式。　　

二、科學、技術與文化的相互關系

不僅文化影響著科學、技術,反過來,科學、技術也會影響文化。并且,科學、技術與文化之間的關系絕不是簡單線性的,而是復雜多維的。

1.科學、技術對文化的重要影響伊德認為,技術-科學是文化“入侵”的重要工具。

當今社會技術-科學已經無孔不入、無處不在,其對人們物質、文化生活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F代科學、技術向全球擴張,對原有各種價值觀念的沖擊,無疑都是技術-科學對文化反作用的表現。如伊德指出的:較之其它的宗教、倫理、教育等文化樣式來說,技術-科學是歐美發展最有威力的文化產品,它的影響觸及到了全球各個角落,不涉及歐美技術-科學現象的文明是不存在的。當歐美其它文化試圖進入別的最為相異的文化之中時,技術-科學的人工制品通常作為“文化的工具”首先進入,并對被“入侵”的原有文化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在伊德看來,技術遷移不僅是科學、技術本身的傳入,還承載著系列的文化觀念。伊德所說的技術遷移(technologytransfer),是指系列的物質制品從原有人們的實踐與技能情境進入其它不同的文化情境當中。大范圍的技術遷移一般被認為是,從北半球所謂技術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傳播到主要在南半球的“欠發達”國家,而小范圍的技術遷移,也可以指某個人因遭遇其它文化樣式而對單一技術的改造。技術的遷移不僅僅是某些人工制品的進入,還涉及眾多的文化因素。關于技術遷移對于文化觀念的影響,鋼斧就是一個有關經典而又簡單的例子。一般的標準分析是:1)當一個“技術上發達”的人攜帶鋼斧與還在使用石器工具的人接觸時,開始將會有鋼斧從發達國家流入土著居民當中;他們將會樸素地順應甚至貪圖鋼斧;2)標準分析認為,原因是鋼斧明顯比石制工具更加有效,砍起樹來又快又省力;3)然而,對于接受者來說,被接受的東西不僅僅是鋼斧。暗中被接受的是一套新的關系,首先是經濟關系,這最終將導致土著人的依賴關系。因為這些土著人習慣了鋼斧之后,他們又沒有生產鋼斧的技術,所以他們必須進行貿易往來,如皮毛換鋼斧,這最終使得他們依賴于“發達”文化。伊德認為,這種一般的標準分析本身并沒有錯,但是,不是非常透徹的解釋,并且太容易被簡單地曲解為單純經濟因素的影響,而實際上,文化觀念的影響更為根本。在這方面,伊德認為海德格爾收音機與手表的例子與自己認為技術乃文化之工具的觀點更接近。伊德說:“能立即使以前孤立的土著民著迷的兩種制品是手表和收音機,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屬于手表或收音機的語境并不必然被土著直接領會。對運動、光、特別是聲音的好奇,足以使他們渴望得到這些技術產品,足以開啟‘文化遷移’的過程。真正講來,大概很難迫使一個人不接近時鐘和收音機這兩種重要技術。時鐘改變了整個時間感覺以及西方技術文明的公共秩序,收音機同時改變了整個交流方式和語言出現的方式。”簡言之,作為文化工具,時鐘和收音機的遷移所帶來的影響遠不止于一系列的經濟關系,而是一個龐大的文化觀念系列。因此,不存在“孤零零的”單一技術或技術制品,技術的遷移必將負載著一整套的文化觀念體系。

2.科學、技術與文化的互滲作用事實上,科學、技術與文化之間的影響絕不只是單向的,甚至也不僅是簡單雙向的關系,而是多重的互滲關系。

如伊德所說:“技術遷移的維度絕不是簡單經濟的,而是多維的(multidimensioned)和不斷生成的,這因此拒絕任何基礎主義的或還原論的解釋。”首先,理解科學、技術與文化雙向的互滲中所形成的結構性關系對于理解科學、技術與文化的相互作用關系具有根本意義。伊德詳細指出了技術-科學與文化雙向的互滲作用所具有的結構性關系,可歸納為如下三點。

1)在遷移中,遷移的是人工制品,但是在其配備關系中,人工制品與生產實踐相匹配,一種技術就是一種人-技關系。在典型的遷移中,接受者覺察到所遷入的人工制品的有用必定與可承認的、熟悉的生產實踐相聯系,如在前面所舉例子中,鋼斧和鋼刀之所以立即被接納,就是因為土著人已經熟悉了這種生產實踐。鋼斧、鋼刀好在哪里,有什么好的效果他們一看就馬上明白了,自然就選擇了接受。他們對其它方面功能的接受之道理也是一樣的。他們對于功能更強大的用具往往毫不猶豫就會加以接受,就是因為其它方面的功能早已在人們熟悉的實踐經驗之中,只要在熟悉的某單一維度上進行量的比較當然就很容易判斷好壞了。對此,伊德是這樣說的:“我認為,不是簡單地因為鋼斧和鋼刀有功用或更有效,而是因為斧子和刀已經存在于土著文化當中了,都已是他們熟悉的和可理解的人工制品。這里的關節點在于遷移對象在一種已知生產實踐格式塔中的熟悉性。”

2)遷移也可以發生在兩種完全不同的生產實踐當中。例如,土著人運用外來人拋棄的沙丁魚罐頭盒子作為發亮的頭飾,這種人工制品的流轉(remove)完全是源于曾經熟悉的領域,并把它放到了一個不同于它原來的“新”實踐當中。對于土著來講,“沙丁魚罐頭盒”的生產實踐是不熟悉的,但是,“沙丁魚罐頭盒”僅僅是作為土著人熟悉的頭飾這一舊的生產實踐的“新成員”而出現的。在伊德看來,土著人接受沙丁魚罐頭盒并不是因為這些盒子比他們自己的盒子做得更好,而是認為這些東西比起他們原有的頭飾更加發亮。也就是說,他們從自己已有的制造頭飾的實踐經驗出發,認為這些發亮的盒子更好,因而加以接受。這實際上也就導致了沙丁魚罐頭盒子的新用途。因此,伊德認為:“這時候,決定新用途的涉及到接受者文化當中已經建立起來的生產實踐。”換言之,人們對技術的接受程度是以他們對于技術用途(包括誤認的用途)的理解程度成正比的。

3)相似的生產實踐可能使用不同的技術并保持平行。例如,盡管太平洋島民的多體船跑得快,西方殖民者的獨體船跑得慢,但他們都沒有學習對方的技術。對此,伊德指出過:“只有通過改變文化軌跡本身的境遇(context),技術遷移才會發生。”也就是說,越是同質的文化之間越容易交流和遷移,越是異質文化之間越難交流和遷移。這與醫學上器官移植非常類似,越是血緣相近氣質相近的人之間,器官移植越容易成活。其次,技術與文化雙向互滲作用的結構性關系決定了文化的多元共存。在伊德看來,技術遷移并不會像有些人認為的,歐美發達的技術文化將會取代傳統文化和過去的價值觀念,而是各種文化在交流中互滲,逐漸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伊德說:“我一直認為,在文化詮釋學的復雜層次上,技術也許被可變地植入,‘同樣的’技術在另外的文化境域(context)中可以變成一種十分‘不同的’技術。”

正因如此,技術與文化之間的交流導致了不同技術與文化的產生,從而導致技術的發展與多元文化的形成,而不是簡單地一種文化代替另一種文化。這實際上有力地駁斥了基礎主義、還原論的觀點。例如,在現代技術-科學社會中,人們享受慣了技術-科學的便利,即使技術-科學帶來了全球性的負面影響甚至毀滅性的核威脅,但是,人類斷然不可能返回到“古代的”生活方式之中去了。正可謂是“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因為技術-科學并不只是單純在物質方式上為人類提供了福祉,而是早已經深入到了人們的觀念之中,我們今天的所思所想幾乎都與科學、技術有著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所以,技術-科學不僅改變了我們的物質世界,而且還改變了我們的觀念世界。

本來是人們的文化觀念創造了科學、技術,而現在科學、技術又反過來改變了我們的整個“世界”。并且還在不斷相互作用:文化的發展推動科學、技術的進步,科學、技術的進步又反過來促進文化的繁榮。正是科學、技術與文化之間的這種互相滲透的作用,不斷開辟著我們未來的“世界”。然后,由于人-技關系是一種存在論、生存論的關系,所以人們在使用技術的過程中就表現出一種用途的模糊性和生成性,這是技術、文化交流導致多元文化的根本原因。伊德認為,人們是在當下的實踐生活中不斷地理解技術和使用技術的,在“技術調制”的過程中,各種歷史、文化等實踐因素不斷參與到“具身”的認知主體的知覺經驗中來了,共同建構著人們的經驗。由于技術的使用與文化的交流完全是在存在論、生存論的意義上的,因此,技術與文化就具有不斷“尋視”未來的開放性和不確定性,這促使著新的技術與新的文化觀念不斷地生成,從而導致多元文化的產生。伊德把這種生存論上的“尋視”未來的開放性和不確定性叫做“模糊性”(ambigui-ty)。當然,技術使用與文化交流的這種“模糊性”也不是任意的,而只是在一定范圍內呈現出一定跨度的不可預測。伊德舉例說:“用途的模糊性不是無限可延伸,如錘子就不會很好地用作繩子、縫衣針。”
伊德認為,正是因為技術與文化都是在“不斷生成”的意義上被使用的,所以技術與文化絕不會是簡單地線性地發展的,人類對技術“烏托邦”或者“敵托邦”的簡單想法因而都是不成立的。因此,只要生活世界是多元的、差異的,那么技術與文化的交流也就會不斷形成多元并存的差異性文化,不會像“艾魯爾斯(Elluls)、馬爾庫塞(Marcuses)以及其他一些思想家認為的,技術會向單一的、不可避免的失控的方向發展”。

三、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歐洲中心論

由于現代技術-科學誕生于歐洲,所以逐漸形成了一種認為歐洲具有不同于其它地區的特殊性與優越性的觀點,此即所謂的“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這種觀點認為:“迄今為止,盡管‘技術-科學’只是一種文化的產物,但它是歐美發展最有力的成果。它遍及全球,不存在哪種文化與此現象無關。技術-科學的人工制品(artifacts)通常被當作‘文化的工具’(culturalinstrument),為歐美文化的其它方面‘獲準進入’(entreinto)最異質的(exotic)其它文化區域服務。尤其是思考技術的歐洲哲學家(particularilyEuropeanphilosophersthingkinga-bouttechnologies),他們認為,‘技術文化’(tech-noculture)的出現對過去的價值觀和傳統的高端文化(traditionalhignCulture,首字母大寫)具有明顯的威脅性,且這種文化力量已經造成了它們的停滯(pause)。”伊德認為,在技術文化方面,凡具有上述觀點的思想家都是歐洲中心論者,他們具有如下典型特征:

1)他們把技術文化看作是歐美的歷史與形而上學獨有的現象;2)他們把技術文化的成熟看作是一種產生于歐美價值觀的‘內在命運’(in-ternaldestiny);3)至今,人們認為技術文化具有威脅性,并且這種威脅具有一種否定性的命運(nega-tivedestiny)。這是嚴格內在于歐美路徑的。伊德認為,“歐洲中心論”是一種文化線性發展的觀點,是由于人們既不懂得人類歷史文化復合發展的非線性模式,也不懂得科學、技術與文化交流的雙向的互滲作用造成的。并且,這種線性觀點也不利于歐洲未來的發展。伊德以當代技術-科學所揭示出來的人類發展史為依據,既反駁了歐洲中心論的觀點,也證實了自己對于科學、技術與文化交流具有雙向的互滲作用的觀點的正確性,還指出了人們對抗“去中心化”的簡單做法是不可取的。首先,由于技術-科學儀器的詮釋,揭示出了人類文化復合發展的歷史。“文化復合發展”(toplu-riculture)的概念,既不同于文化交叉(thecross-cul-tural),也不同于文化多元(themulticultural),但是,它又既具有文化交叉的特點,也具有文化多元的特征。當代文化的發展,就典型地體現了這樣一種高度雜于一體的既交叉又多元的文化發展模式。用伊德的話說就是:“文化復合發展明顯地是多元文化的后現發表展形式。”近些年來,由于技術-科學的發展,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開始以各種系統的方式理解史前人類世界,并取得了巨大的進展。這些人類早期歷史知識的新成果,展示了人類文化復合發展的歷史畫面。技術-科學對人類早期歷史知識的揭示如:1)推進了象征書寫前兆的粘土研究,由原來大約公元前3000年的認識水平迅速更新為還要早大約5000年;2)確認了人類生存從直接依賴自然的供給,到有意識地種植農作物,這個轉變時期開始于大約距今10000年前;3)人類產生最早的藝術、輝煌的洞穴畫和雕刻的時期,大約在35000年到12000年前,等等。一方面,這些知識的獲得,離不開技術-科學的儀器的詮釋。另一方面,這些知識告訴我們,人類文明的中心并不像今天所認為的那樣一直在歐洲。伊德指出,根據現代技術-科學研究所揭示的,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古代文化明顯具有多元化的特點,并表現出相互交流中交叉的復合發展趨勢。這種文化復合發展模式,通常也叫做相互交流的文化的鑲嵌畫(mosaic)。我們歸根到底就是不斷交流反復雜交的文化復合發展的后代,壓根就不存在純粹的所謂你們的或我們的文化譜系。

其次,伊德認為,當代技術-科學頻繁地詮釋出古代有關知識(科學)的真實面貌,其所揭示的歷史上文化多元交叉復合發展的圖景,與自己所揭示出來的現代科學、技術與文化交流所具有的雙向的互滲作用的特點是一致的,這說明自己所揭示出來的文化復合發展模式是經受住了歷史與邏輯相統一規律的檢驗的。這也不難理解,歷史就是過去的現在,過去與現在二者本來就應該是一致的,歷史的發展就是邏輯的展開。由于儀器“制造”出來的眾多人類歷史知識敞開了過去與現在在文化復合發展模式上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圖景,所以,伊德除了否定歐洲中心論的觀點外,也反對人們試圖采取對抗“去中心化”的方式來保持歐洲中心地位的做法。由于歐美人早已習慣了以歐洲為中心的優越論調,所以他們對抗這種“去中心化”趨勢的愿望很強。伊德說:“我相當肯定,對于我所說的‘文化發展的復合性’(plu-riculturity)的拒斥(resistance)是強健的和斗志旺盛的,有跡象表明對這個問題的意識和爭論才真正開始。”伊德的意思是:很多人不愿意相信文化復合發展的規律,因為一旦接受這個規律是真的,那么一切試圖反抗“去中心化”的做法都將是徒勞的,所以,習慣了歐洲中心優越論調的人對“文化發展復合性”的拒斥是斗志旺盛的。除非歷史的規律最終證明這種反對無效,否則人們是不會輕易罷休的。伊德說:“至少科學院的保守分子們迅速地聯合了他們的人文主義教友,強調以重建西方來源為主的核心課程的必要性,并反對過于強調非西方。假如西方文化是驅動技術-科學進步的激勵性的文化樣式(culture-shape)的話,那么,保持其運轉(inmotion)將需要持續地使文化融入到生活形式當中。甚至進入這種體制下的日益增加的移民流也必須接受這樣的教育。”

由此可見,試圖保持“歐洲中心論”的人們的確在積極籌劃如何保持他們的優勢地位。伊德認為,西方不愿意喪失自己的中心地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文化具有復合發展的規律,過去的“中心地位”并不是長久以來一直如此的,而是近代才開始具有的,西方認為自己一直以來就處在“中心地位”那是想象中的,將來的“中心地位”也不是刻意去“挽留”就能保持的,像那些“反對過于強調非西方”之類的行為是“保守分子”的做法,并不可取,真正的態度應該是加強多元文化之間的交流,并積極爭取從中受益。對此,伊德打了個比方來確證自己的觀點。他說:“事實上,文化發展的復合性就是‘看’的方式的激增。把文化發展的復合性看作是威脅的那些人的憂慮是:對現有的不錯的深度的損失。但是,在實際人的知覺中,單筒望遠鏡給予最少深度,雙筒望遠鏡才開始具有深度。教育上,我們也總是這樣斷定的:學習第二種語言不僅拓寬了視角,而且它還‘像雙筒望遠鏡一樣地’(‘binocularly’)使得我們理解自己語言時更具有深度。”

本文作者：文祥 單位：常德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