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方法與思辨方法：研究方法主流地位之爭

注釋方法，簡而言之，就是對刑法規范涵義的闡明。具體而言，就是“從既有的案件事實出發而理解刑法規范的意義， 其任務是將刑法規范具體適用于每一種特殊的案件事實”。以注釋的方法構建起來的刑法學被稱之為注釋刑法學或者是刑法解釋學。注釋方法典型的特征就是其嚴格遵循刑法的明文規定， 在現行刑法規定的范圍內運用各種解釋手段對法條進行詮釋，以尋求最符合案件事實的法律規范。思辨方法是對隱藏在刑法法條背后的理性（法理基礎）進行尋根究底，力圖在更抽象的層面，探究刑法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研究方法。以思辨的方法建構起來的刑法學被稱為刑法哲學或者是批評刑法學。思辨方法是刑法學對哲學思辨的引入，思辨方法典型的特征就是它不拘泥于刑法的明文規定， 它注重的是探究隱藏在法條背后的理性———法理基礎。因此， 思辨方法具有著深刻的批評思想和強烈的問題意識。

注釋方法從兩漢開始至新中國成立之前一直是我國刑法學領域主流的研究方法。但是，隨著十年動亂的結束和改革開放法學研究的復興，思辨方法逐漸開始興起并日趨流行。思辨方法的流行，肇始于陳興良教授的《刑法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1年版）一書。陳興良教授在《刑法哲學》中指出“：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反思的時代，崇尚思辨應該成為這個時代的特征。刑法學如果無愧于這個時代的重托與厚望，必須提高自身的理論層次，引入哲學思維，使刑法的理論思辨成為對時代本質的思維，與時代變革的脈搏合拍。”[6]并呼吁刑法學研究要實現從注釋刑法學到思辨刑法學的轉變。由于思辨方法具有學術氣息濃厚，理論自足性強，易于標新立異等特性，于是乎，思辨方法成為刑法學研究的時尚和潮流。各種運用思辨方法撰寫的論文和出版的專著層出不窮，注釋研究方法的主流地位也因此漸失，并被思辨方法所取代。然而，注釋方法并不甘沒落。以張明楷教授為代表的注釋方法的支持者，對此作出了強有力的回應。 張明楷教授在《刑法學》（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一書中稱：“刑法解釋學不是低層次的學問，對刑法的注釋也是一種理論，刑法的適用依賴于解釋。因此，沒有刑法解釋學就沒有發達的刑法學，一個國家的刑法學如果發達，主要原因就在于對解釋刑法下了功夫。就適用刑法而言，刑法解釋學比刑法哲學更為重要。”[7]在隨后撰寫的《法益初論》、《刑法的基本立場》、《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的專著中，張明楷教授則在更高的理論層面上論證了注釋方法的重要性。由于對刑法的注釋本質上也是一種高層次理論，而這種注釋是在刑法的明文規定下進行的邏輯演繹，因而注釋方法比思辨方法更切合罪刑法定原則的精神要義。思辨方法不拘泥于刑法的明文規定，其結果難免不自覺地與罪刑法定原則相偏離，因而與思辨方法相比，注釋方法更具有實踐性和應用性，而刑法解釋學也比刑法哲學更利于刑法的適用。基于以上的認識，學者們逐漸減弱對思辨方法的熱衷，對注釋方法的研究也逐漸升溫回暖，并舊愛重生，刑法學界的研究方法也因此由思辨重歸為以注釋為中心。

思辨方法與注釋方法的爭論，正如我國學者劉艷紅教授所言，實質上是當代哲學中的本體論與認識論之爭。在哲學領域里本體論與認識論到底孰輕孰重，現今或許將來都難以有定論。但是，在刑法學研究領域里，作為認識論化身的注釋方法應當優先于作為本體論化身的思辨方法， 注釋方法才是刑法學研究的主流方法。不可否認，思辨方法的引入，大大拓寬我國刑法學研究的視域，刑法學研究的觸角，也從單純的刑法條文延伸到刑法的精神、價值、人性基礎等根基，刑法學理論研究因此得到繁榮，刑法條文本身也因此得到完善。但是，我們更需要看到，在罪刑法定的語境之下，思辨方法以“我認為”的形式存在，其不拘泥于刑法法條的自由，很容易與罪刑法定的語境相沖突， 而且通過思辨而得的理論其實踐性和適用性也讓適用者產生質疑。 刑法學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 這樣的沖突與質疑勢必會影響刑法的實際運行，影響刑法對社會的調整作用。因此，在罪刑法定的語境之下，注重實踐與適用的注釋方法才是我國刑法學研究的主流方法，思辨方法并不適合在我國的刑法研究中擔當研究方法的主流角色。

思辨方法與實證方法：逆向發展與橫向聯姻

實證方法屬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之一， 將實證方法引入到法學領域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法學領域的實證研究是“指按照一定程序規范和經驗法則對法律信息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8]。實證研究分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兩大類， 具體包括四種方法即觀察、調查、文獻分析、實驗[9]。思辨的方法如前文所述是對蘊含在法條背后對法條起支撐作用的法理的探究。 實證方法與思辨方法相比較具有以下的不同點。首先，兩者的推理方式不同。思辨方法的推理一般運用的是演繹推理方式， 而實證方法的推理一般運用的是歸納推理方式。 由于演繹推理的方式是一般到具體， 而歸納推理的方式是具體到一般。所以，思辨方法注重于純粹的理論構建，喜歡就事論事，而實證方法則注重于事實論證，喜歡用事實說話。其次，兩者關注問題的細致程度不同。由于實證方法是建立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礎之上，因而實證方法更注重關注刑法個案及其他與案件事實有關的細節問題， 甚至連一些與案件無關的蛛絲馬跡也不會放過。而思辨方法則注重于整體研究，對于細枝末葉的東西常常視而不見， 這與思辨方法的推理方式不無關系。最后，實踐品格與理論品格不同。實證方法是對法律信息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其具體的方法包括觀察、調查、文獻分析、實驗四種。因此，實證方法更具有實踐的品格。而思辨方法是對蘊含在法條背后對法條起支撐作用的法理的闡述，其落腳點在于對刑法及其條文的合理性進行拷問，因而思辨方法更具有理論的品格。通過兩者的對比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實證方法與思辨方法之間實質上是一種逆向發展的關系：實證方法重個別，思辨方法重一般；實證方法重細節，思辨方法重整體；實證方法重實踐，思辨方法重理論。

實證方法與思辨方法之所以呈現以上的逆向發展關系，究其深層原因，在于實證方法是自然科學的“舶來品”，而思辨方法則是哲學的“舶來品”。自然科學研究對象是中性無色事實，不會牽涉價值判斷的問題。因此，自然科學的研究歷來都奉行“觀察優于想象”的規則，如果沒有實證作為支撐，再好的理論也不會被接受。而哲學所研究的對象是萬事萬物的共同性質和普遍規律，其研究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即便沒有大量的實證作為支撐，而是通過哲學概念的構建以及概念之間的邏輯演繹，哲學的理論也能夠實現自足與自洽。正是基于各自學科性質的原先性差異，實證方法與思辨方法之間呈現出逆向發展的關系。但是，如果我們換個維度進行思考，將實證方法與思辨方法這對看似水火不容的研究方法實現橫向的“聯姻”，那將是另一番的景象。一方面，實證方法的強實踐性可以有效補足思辨方法的實踐性缺失，從而有效彌補思辨方法過于空泛抽象、言之無物的缺陷，為刑法理論的構建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刑法學也因此具備了科學的特性。另一方面，思辨方法深厚的理論品格則可以有效彌補實證方法之理論不足。“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乃思辨方法研究的基本范式，思辨方法發現的問題越多，在客觀上為實證方法提供研究的問題也會越多，同時也為實證方法指明了研究的方向。總之，在刑法學研究當中，我們應當實現實證方法與思辨方法兩者之間的橫向“聯婚”，在思辨的指導下進行實證，在實證的檢驗下發展思辨，如果真正能實現這樣的搭配，這對“夫妻”必將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注釋方法與實證方法：支撐主流的是邊緣

如前文所析，注釋方法在刑法的研究方法中復歸主流， 是由于刑法學這門規范學科的性質決定———法律適用才是硬道理。同時，這也決定了實證研究方法在刑法學研究中的邊緣地位。 說實證方法是邊緣，并無貶低或者歧視之意，筆者之意是指實證方法應用少，在刑法學研究中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目前，在我國的刑法學研究領域中，運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所涉領域大多囿于刑罰制度領域， 例如死刑實證研究、累犯實證研究、監禁刑實證研究等。造成以上這種厚此薄彼的研究態度，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學者忽視了實證方法對注釋方法的支撐作用。實證方法對注釋方法的支撐作用， 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首先，實證方法是驗證注釋方法合理性的試金石之一。刑法的注釋方法有很多種，有當然解釋也有體系解釋，有歷史解釋也有目的解釋，有擴張解釋也有限制解釋， 各種各樣的解釋方法合理與否可以通過實證的研究方法進行驗證。 通過實證研究對法律信息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我們可以探尋出哪種解釋方法更具有合理性， 更加符合司法實踐之需求， 甚至通過實證研究可以豐富注釋刑法學的解釋手段。因此，從檢驗注釋方法合理性的角度而言，實證研究方法賦予刑法注釋的正當性甚至是新的生命，實證方法對注釋方法的支撐作用不可忽視。

其次， 實證方法有助于確立和維護注釋方法的權威性。 注釋方法不是翻字典式地對刑法條文進行機械解讀，因此，刑法注釋依靠的不只是條文固有的文字含義，它同時也蘊含著對刑法理論（刑法的基本價值、精神、原則以及犯罪概念、犯罪構成、刑事責任、刑罰本質等）的邏輯運用。如果這些理論僅僅是通過閉門造車、苦思冥想而感悟得到的哲理結論，那么， 通過注釋方法而得的法律適用結論將很有可能與司法實踐相脫節。 這樣的解釋結論無助于確立并維護刑法注釋的權威性， 而實證研究方法的出現恰恰能夠彌補注釋方法此方面的不足，通過實證考察，刑法理論的合理性得到驗證， 而運用合理的理論對法條進行解釋，并得出合理的法律適用結論，注釋方法的權威性才真正得以確立。由此可見，實證方法是確立與維護注釋方法權威性的有力支撐。再者，實證方法賦予注釋方法更高的實踐品格。法律適用是法律實踐活動的一種， 它具有不可爭辯的實踐性。然而，目前我國刑法學者對法律適用的理解大都依然停留在紙上談兵的層面， 諸多注釋結論也僅僅是建立在個案研究的基礎之上，缺乏系統的、深入的、規范的實證研究。由于實證研究是對法律信息進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要進行實證研究就必須掌握大量的、豐富的、翔實的原初性材料，并通過觀察、調查、文獻分析、實驗的方法對這些材料進行加工提煉，去偽存真。因此，刑法學者如果能夠正視實證研究的作用，大膽地在刑法領域內進行實證研究，在程序式的調查研究活動當中，刑法學的研究人員就會自覺地走出經院書齋，進入雜亂無章的社會，從社會生活中搜集各種有助于進行法律適用的第一手材料，并將通過實證方法而獲取的知識注入到注釋方法當中，注釋方法合理性必將大大增強，其實踐品格也因此得到更高的提升，刑法學者也不再淪為與生活不近的“經院哲學家”了。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知，盡管我國刑法學者運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的領域非常有限，但這無礙實證方法在我國刑法研究中的光明前景；盡管通過實證研究取得的知識成果目前還屈指可數，但有了實證研究方法，注釋方法才更有說服力，注釋方法也才更加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盡管實證研究方法在刑法研究中處于邊緣地位，但是實證方法對注釋刑法學的貢獻不可磨滅，支持主流的恰恰是實證這個邊緣。因此，作為刑法的研究者，我們必須重視實證方法的應用價值。

結論：綜合的方法是最好的研究方法

注釋方法、思辨方法、實證方法是刑法學研究的三種基本方法。注釋方法以法律適用為導向，在恪守罪刑法定原則的基礎上，運用各種解釋手段對法條進行詮釋，力圖尋找出最能符合案件事實的法律規范，具有很強的法律適用性。思辨方法不拘泥于刑法的明文規定，注重對隱藏在法條背后存在理性的探究，深刻的批判思想和強烈的問題意識，使它容易在理論上突破，在制度上創新。而實證方法通過觀察、調查、文獻分析、實驗的方式對法律信息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其求真務實的態度，賦予它很高的實踐品格。因此，以上三種方法在各自的特點上，可謂各有千秋。 但是，“刑法方法以解決部門法中的問題為對象，因此，刑法方法總是具體的；刑法方法的選擇會受到法律制度和研究目的的制約，因此，沒有一種刑法方法是萬能的”[10]，取長補短才是研究方法的最終出路。由此，筆者認為，應當將注釋方法、思辨方法、實證方法統一在刑法學的研究當中， 建立以注釋方法為中心的綜合性研究方法， 這才是刑法學最好的研究方法。

本文作者：甘杰升 單位：中國政法大學 刑事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