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研究的幾種常見范式

在學科發展史上，每一種流行的方法論都有其眾多的信奉者，都是與其相應的“科學共同體”（學派）的共同信仰，都體現著某種學術研究方式的傳統。這里不妨借用庫恩（ＴｈｏｍａｓＳａｍｕｅｌＫｕｈｎ）的“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一詞給予簡稱。生態研究方式曾有過以下幾種常見的范式：人類主義范式、自然主義范式、經濟主義范式、科技主義范式。人類主義范式，亦稱“人類中心主義”。貝克曼（Ｓ．Ｂｅｃｋｍａｎｎ）等認為人類中心主義的核心要素是人類獨立于自然并且是自然的倫理主宰者，因此，人類認為自己可以理所應當地為他們的利益征服自然。⑧就是說，人類中心主義的特點是夸大人在生態系統中的地位與作用，認為“人是萬物之靈”，人可以任意主宰、統治、征服自然。萬物皆從屬于、服務于人的意志。在人與自然的價值關系中，評價的尺度（標準）應以人類為中心，人的一切活動都應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一切評價都以人類的眼前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在人類主義范式下，人類往往表現出對自然的極大蔑視，竭盡全力向自然征戰和索取，從而導致環境污染、資源匱乏等生態問題，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應該說，人類中心主義是造成生態千瘡百孔的思想根源之一。

自然主義范式，亦稱“自然中心主義”。它的特點是片面夸大環境在生態系統中的地位與作用，認為人僅僅是自然萬物之一，人的權利與其它物種的權利應是平等的，一個存在物只要它是大地共同體的成員，就有權獲得道德關懷。在自然價值方面，自然存在物的價值不能完全取決于人的興趣和偏好，各個物種皆有其獨立的內在價值。比如世界著名哲學家辛格（Ｐ?Ｓｉｎｇｅｒ）在《動物解放：我們對待動物的一種新倫理學》中認為：“我們在態度和實踐方面的精神轉變應朝向一個更大的存在物群體：一個其成員比我們人類更多的物種，即我們所蔑視的動物。換言之，我認為，我們應當把大多數人都承認的那種適用于我們這個物種所有成員的平等原則擴展到其他物種上去。”⑨自然主義者否定人與其它物種之間在生態意義上的任何差異，不僅要求人們承認生物的道德主體資格，而且要求承認石頭、河流、土壤等自然事物的道德主體資格，強調人們要關心和尊重一切與生命共同體的完整和穩定休戚相關的非人存在者。因此，人類不應該與自然疏離，應該和其他物種一起參與生態循環，一起接受自然的規律和原則。自然主義有尊重自然和非人類生物的一面，但是否定了人類與自然及其他物種的差別，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而且，這種簡單化的“推己及物”的道德模式是無法操作和實施的。

經濟主義范式，亦稱“經濟第一主義”。它的特點是過度聚焦與抬高經濟活動在生態系統中的地位與作用，認為生態系統的持續運行歸根結底是取決于經濟活動。“從經濟主義的發展眼光看，只管毫無區別地使用ＧＮＰ（國民生產總值）一類的累積指標來衡量所有市場交易過程的好壞，而不管它們是生產性的還是非生產性的或是破壞性的。根據這種經濟學觀點，不管當地氣候或其他環境狀況如何，使用集中的大批量的外來原材料進行地方建設，比因地制宜地采用當地原材料，進行自力更生地建設會更有‘吸引力’”⑩。經濟主義者認為經濟可支配一切，人類生存發展的所有行為終歸應由經濟成就來評定。經濟主義把保護自然環境排除在發展模式之外，不惜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把經濟的增長作為追求的根本目標，這種模式雖然可以帶來經濟發展，但造成的環境問題是難以彌補的。

科技主義范式，亦稱“科技萬能主義”。它的特點是過度聚焦與抬高科技活動在生態系統中的地位與作用，認為生態系統的運行首要的是取決于科技活動。科技活動是人類開發利用自然的強有力手段，認為推崇科技是建設良好生態的最佳選擇。科技主義看到了科技的巨大力量，但是孤立地強調科學技術的客觀性、中立性和唯一決定性，只看重它對人類生存所發生的正效應，而忽視了科技的濫用與誤用對于生態所產生的負效應。歷史已表明，人類因盲目崇拜科技，把科技作為無限度地攫取自然、無節制地滿足物欲的工具，以致于濫用和誤用科技手段，這是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難看出，以上幾種研究范式都受到了分析性思維方式的影響，或者說實際上運用的是分析性思維。它們對生態的研究都是單向度地強調某一個方面，其立論參照系是一維的而不是多維的，忽略了人類、社會、自然界之間的整體聯系，這對生態研究和生態文明建設都是不足取的。生態系統中的各個因素是相互聯系的整體，只強調某個方面會影響其他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導致生態系統的失衡。在當下，如果說人類主義和自然主義已經日漸式微，經濟主義和科技主義卻仍有相當市場，只有擯棄這些范式，才能達到對生態的完整認識和真正建設好生態文明。

重建整體主義方法論

我們應以什么方式思考，這是與時代精神緊密相連的。人類正在或將跨入生態文明時代，生態理論的創新需要運用整體性的研究范式，這種新范式可以被稱為一種整體主義方法論。所謂整體主義方法論，它以全方位考察為根本特征，強調事物、現象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整體性，要求以發展的眼光和動態的觀點來研究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具體而言，運用整體性思維方式研究生態問題，是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量：

第一，生態系統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整體。根據生態學理論，生態系統是生物群落與無機環境構成的統一整體。無機環境（陽光、水、空氣、無機鹽等）是生態系統的非生物組成部分，是生態系統的基礎。生物群落適應環境又改變環境。生態系統又可分為自然生態系統（森林、草原、海洋、河流、濕地系統等）和人工生態系統（農田、城市等），人工生態依賴于自然生態又改變著自然生態。???對象的整體統一性，要求我們運用整體性思維方法對其進行研究，正如美國生態學家Ｅ?Ｐ?奧德姆（Ｅｕｇｅｎｅ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ｓＯｄｕｍ）所說：“有必要強調：任何一個層面上的發現有益于另一個層面上的研究，但絕不能完全解釋那一層面發生的現象。當某個人目光短淺時，我們可能會說他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或許，闡明這種觀點的更好的方法是說，要理解一棵樹，就必須研究樹所構成的森林和構成樹的細胞和組織。”???整體性思維方式旨在對生態的所有要素及其關系加以整合，從而認識生態的總體演化與其系統的動態秩序。

第二，生態危機的產生涉及到多種因素，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也涉及多個方面，這也要求探索整體的統一性。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在之物改造成為我之物，也即創造人化的自然（例如人工控制的河流，工農業產品等）。但是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并不止于農業文明時期的荒野變良田的田園詩，自工業文明之后，快速的工業化、市場化進程，國家之間、區域之間、企業之間的激烈競爭，導致了人類向自然的過度索取。濫砍濫伐破壞了植被，大肆捕獵破壞了食物鏈和食物網，工業排污等破壞了無機環境（例如對土地和水質的破壞），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背后是國家、地區利益的競爭。因此，無論是揭示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還是尋找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都需要運用整體性思維方式。

第三，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面對全球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我們“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這表明，進行生態文明的建設是一項復雜艱巨的系統工程，實施這樣一項系統工程，既要促進發展觀、價值觀等觀念的轉變，又要促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變，這就需要運用能夠全方位考量的整體性思維方式。

概而言之，整體性思維方式是一種較為優越的思維方式，它是在全球性生態危機威脅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創新思維，無論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都能在這種思維方式上得到明顯的進步。整體性思維對生態問題的研究不再聚焦于單一領域，而是全面地把握生態危機所延伸的經濟、科技、自然、人類等各種領域，用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系統化、動態化和網絡化的觀點，認識、思考和揭示與生態相關的一切現象及其變化規律。它既包含著對人的需求、人的目的和人的未來發展的切實關注，又包含著對自然環境、地球資源和生態系統承載能力的充分考量，是人類進行生態研究的最佳范式。運用整體性思維方式研究生態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要重建生態研究的整體主義方法論。筆者認為，這種新的整體主義方法論的核心內涵應當包含如下幾個基本原則：

第一，系統性原則。就是要認識到生態是一個包括“人—社會—自然”眾多部分而復合構成的系統。系統中的各要素都對生態整體發生著能動作用，都以各自的方式在改造環境，并且相互適應、相互促進、相互作用。系統的結構就是各部分之間的聯結關系，生態系統實質上就是一張縱橫交織、錯綜復雜的關系網。這就意味著在進行生態研究時，再也不該對系統的各個部分只作分門別類的離散式的考察，而是要著重考察每個部分與其它部分之間存在的互動關系，認識到各組成部分相互之間在協調互補中的動態平衡和良性互動。以系統論等橫斷（工具性）學科為依據的現代整體性思維方式，不僅克服了古代直觀的整體性思維方式的局限，而且也突破了近代分析性的思維方式受單向性、片面性、機械性的局限。協同論的創始人哈肯（Ｈａｋｅｎ）說：“事到如今，當科學在研究不斷變得更為復雜的過程和系統時，我們才認識到純粹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我們嘗試超出系統的部分特性來理解、掌握系統。”???

第二，動態性原則。就是要認識到生態系統不是封閉的、靜止的，而是開放的、動態的，處在永恒的發展和變化之中，更新性、暫時性、不確定性貫穿著整個生態演變的歷史過程。地球作為一個活的生態系統，它是有生命、有目的、有精神的。地球上的各種生物和非生物各得其所，它們共同地享用著地球資源，各自進行創造并以協同和諧的合作方式生存，從而在相互作用、相互制約和相互依賴的協調互補中不斷地向著有序性提高和價值增值的方向發展和進化，這是一個生命自組織、自調控、自維持、自發展的動態過程。這就意味著不能以固定、靜止的眼光研究生態系統，而要從動態運行的過程中去研究和理解生態系統。這里不妨追溯一下中國的古典思想，正如普里戈金（Ｉｌｙａ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所指出的：“西方科學對自然的看法是確定論的、精確的和解析的，而中國文化則是一種整體的，或現在我們稱之為系統論的觀點。現在是我們把傳統的歐洲思想和古典的中國思想進一步結合起來的時候了，其實這種結合早在１９世紀達爾文主義時期就已經開始了。那時生物學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演化的科學，而物理和化學則仍然是關于宇宙的靜態的科學。”???一句話，唯有以動態的研究方式才能真切認識生態運行的本來面目。

第三，多元性原則。整體主義的多元性研究方式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拒斥單向度的思維，認為理論創新最卓有成效的方法是來自多方面的兼顧互補。這早已有過愛因斯坦提出廣義相對論的思維過程為范例。愛因斯坦本人對他提出廣義相對論的思維過程作了以下的描述：“正如電場是電磁感應產生的那樣，引力場也是相對存在的。因此，對于從屋頂上自由落下的一個觀測者來說，其降落期間是沒有引力場的，至少在最靠近他的周圍是不會有的。如果這個觀測者又從自己身上丟下一些物體，那么這些物體相對于觀測者來說，仍然是靜止的狀態，或者是勻速運動的狀態。而這與這些物體的具體的化學和物理性質無關（在這種考慮中，當然要忽略空氣的阻力）。因此，觀測者有理由認為自己的狀態是‘靜止’的。”???由此愛因斯坦則發現了加速度與引力場等效原理。美國精神病和行為科學教授盧森堡（ＡｌｂｅｒｔＲｏｔｈｅｎｂｅｒｇ）把上述過程稱之為“兩面神”（羅馬的門神，有兩側面孔，能同時兼顧兩個相反的視向）思維。廣而言之，多向度、多方位的思維方式是通向理論創新的最佳途徑，而這也正是整體主義方法論所具有的獨特優勢。作為生態的研究方法來說，整體主義方法論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遠不是二元分裂的、簡單對立的關系，其中存在著多種多樣更為錯綜復雜的網絡關系。從自然界來看，大至生物圈小至森林、草原等生態系統都是生物與環境協同進化的生命共同體；從人類來看，由于人類是高度社會化的，人類在面對自然的時候，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種因素都會發生作用，社會的各個階層，例如政府、企業、公眾等都會表達利益訴求。可以說，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人類與自然之間都具有多元的、復雜的關系。這就要求研究者不要以還原式的線性思維片面地分析這類復雜的關系，而應當在多元化網絡關系的背景下開展多向度、整體性的研究，把政治、經濟、科技因素，國家、區域、政府、企業、公眾的利益，以及法律、倫理等問題考慮進來。

綜上所述，在生態研究的整體主義方法論中，始終貫穿著幾個基本原則：生態系統的所有事物之間有一種基本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的關系；生態系統不只是一種結構，更主要的表現為一種過程，一切事物和現象都處于不斷地變化和發展的運動狀態；認識和解決生態問題是一項全方位的研究課題，各領域、各層面、各要素都要協調兼顧。誠然，運用生態研究的整體主義方法，從多視角、多向度、多學科、多層次進行切實的整合，就能在融匯中形產生新思想、新觀點，如此才能構建較為完備而開放的生態理論與對策。以“生態經濟”理論為例，可以說就是一個運用整體性思維方式于經濟具體領域建構的理論成果。“生態經濟”理論擯棄了人類中心主義、自然中心主義、經濟中心主義和科技中心主義，主張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強調生態經濟以生態科技為支撐，創造集經濟高效與環境安全為一體的現代高新技術，實現“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閉環反饋式循環過程和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以達到人與自然的協調持續發展。從“生態經濟”理論的基本內容可以看到，研究者就是基于屬性之間、屬性與背景之間的聯系，從系統性、動態性、多元性的維度研究生態經濟問題，進而建立起生態經濟理論的。這既是生態方法論的提升，也是生態理論與實踐的躍遷！

總之，生態研究是一個新興領域，其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必然影響到對生態建設的理論認識，影響到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活動。因此，對于生態研究來說，率先的是需要轉變思維方式，拒斥和拋棄舊的習以為常的分析性思維方式，代之以一種新型的整體性思維方式，這是擺在我們眼前的一項重大而亟待解決的課題。中國正在崛起，整體性的思維方式又將為中國的科學發展開拓出更遼闊的視野，從整體、動態、多元的視角處理好經濟發展、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三者之間的關系，實現人—社會—自然的協調發展，這是中國對人類邁入生態文明時代所做的卓越而宏偉的貢獻。我們呼吁國際社會一起反思，以新的整體性思維方式牢牢樹立生態文明理念：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有責任共同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這正是當今人類的共同信念、共同責任、共同目標。

本文作者：王玉梅 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