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一部分人站出來表達對群眾性文化復古運動的質疑和憂慮。傳統到底是什么? 對于現實和未來的意義何在? 在 “大力弘揚”的口號下如何認識它固有的局限? 在 “取其精華”的操作中如何把握理性的分寸? 顯然，對這些問題不容回避，也不應回避。國學之所以招致一部分人的文化批判，首先是緣于國學存在的內傷。歷代統治集團將國學經典中符合集權、專制統治的成分加以擴充，導致國學不可避免地滲入了大量封建思想的糟粕。其次是經學家的局限。從漢代儒生到宋明理學家，由于思想和立場的局限，在經典的整理、研究和傳承的過程中，使中華文化脫離了健康發展的正軌，走上了一條狹隘的歧路，以致國學中隱含了大量犬儒之學。再次是缺乏嚴密的學術體系建構。傳統文化強調經世致用，這種實用理性恰如李澤厚在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所說: “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發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義的泛濫。”這種思維方式上的嚴重缺陷，阻礙了中華民族在自然科學、哲學、邏輯學等思辨學問領域的系統研究，導致國學缺乏嚴密的學術體系建構。

一部國學史就是一部批判史，一部經典價值的發展史。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通過對國學的批判，重新反思國學，定義國學，進而推進國學發展。“如同其他古老文明一樣，儒學發展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對它的缺失了解的越全面，它的正面價值就越能確切地得到把握和充分開發; 對儒學的批判越徹底，它就越能浴火重生，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國學經典對于當下以及未來的的價值，是先天性的、與生俱來的。如同一個人的遺傳密碼，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是不可選擇的，是我們區別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基因，你只能接受它、呵護它。所以，我們主張對于國學經典，應將其作為 “純粹真理”來考慮，也就意味著必須以恭敬、誠懇、寬容和鑒賞的態度，去解讀、領略、學習和傳承。對民族傳統以一種溫情的態度予以體認，應成為現代人基本的文化共識。只有從這一共識出發，才能在古典智慧的觀照下追尋現代性問題的解決之道。

以多維的視角確立經典闡釋的尺度

針對當前經典闡釋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現實，尤其是針對一些拋棄文本的隨意解讀，任意發揮，我們必須確定一個經典闡釋的有限性尺度，也就是為經典文本確立一個 “合法闡釋”的邊界。用歷史尺度闡釋經典。第一，通讀元典。 “文本”是闡釋構成的基本要素，沒有 “文本”自然也就無所謂闡釋的問題。考之當下的經典解讀，學養深厚、考據嚴謹扎實者鳳毛麟角，功底浮淺、人云亦云者眾。古人治經，有一種解讀方法叫做互訓法，值得當今學人借鑒。所謂互訓，是指根據兩處或兩處以上相同、相似或相反的行文特點，來猜斷詞語在句中的含義。如此，以 《論語》來解讀 《論語》，以 《老子》還原 《老子》的方法，避免了斷章取義和望文生義。因此，通讀元典是提高闡釋水平的基本路徑，也是闡釋的基本維度。第二，通曉闡釋史。要確立經典闡釋的歷史維度，很重要的一點是知曉中國學術和思想的發展歷史。就完整的儒家元典闡釋歷史而言，漢代經學和宋代理學是兩座高峰，董仲舒和朱熹則分別是立在這兩座高峰上的關鍵人物。讀懂了漢代經學和宋代理學，就大致讀懂了中國經學闡釋的歷史; 讀懂了董仲舒和朱熹這兩位大家，則基本明白了中國經典闡釋的方法論。一個缺少史識的經典闡釋者，難免一葉障目，以偏概全。只有通曉中國經典闡釋的歷史沿革，才能洞見經典的來龍去脈，才可以燭照個人視野的盲區，探尋到經典最真實的教育價值。第三，熟知闡釋方法。經典之所以能被一代一代地闡釋，在于它是蘊涵著普世情懷和人間真理的偉大作品，具有超越時空的教育價值; 在于闡釋活動本身是一個循環往復、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一個真正稱職的經典闡釋者，必須熟知學術史上先后出現的各種經典闡釋的方法。如知 “句讀”，通過“形訓”、 “聲訓”、 “義訓”等方法理解文本的本義。明 “義理”，在經學闡釋史上，從最早的 “《春秋》筆法”及 “微言大義”，到董仲舒的 “深察名號”和 “辭外之指”，再到宋代的 “六經注我”和 “我注六經”等闡釋方法，均具有崇高的歷史地位。它們在經典文本與 “義理”之間建構起的獨特意義范式，使得我國的傳統經典闡釋達到令人難以企及的高度。

用現代尺度闡釋經典。克羅齊有一個著名的觀點: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以此擬之于經典闡釋活動，亦可以說，一切經典闡釋都必須是當代闡釋。經典闡釋的現代尺度既非對傳統的因循沿襲、亦步亦趨，也不是對傳統的徹底否定、全面顛覆，而是尋求與傳統的積極對話。這種對話的前提是對經典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因為理解和尊重本身就是闡釋活動的重要內容。我們無法為當代人的現代闡釋設置一個闡釋的上限，但卻可以為一切信馬由韁式的過度闡釋設置一個拒絕的邊界。第一，拒絕曲解。經典是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經過大浪淘沙后留存下的偉大作品，很多文本記載的是我們的先民早期的 “族群記憶”，以及整個人類共同面臨的永恒的生存問題。曾經困擾我們祖先的問題，今天同樣困擾著我們。正是這些展現了先民們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內容，諸如政治、歷史、宗教、文化等等方面的經典文本，為讀者的個性化闡釋提供了可能和憑借，卻也導致了經典被曲解的風險。一方面，我們要拒絕戴上 “有色眼鏡”，亦即用貼政治的、階級的、宗教的標簽去解讀文本; 另一方面，要防止用 “上綱上線”的方式猜度文本，我們主張用同情的、平等的、歷史的態度解讀文本，解讀經典。第二，拒絕媚俗。經典重讀、重釋、新解是每個時代都會遭遇的，這也正是經典生命力的重現，是經典成長史的一部分。我們不能阻止經典的通俗化，但卻可以拒絕經典的媚俗。經典的通俗化意在巧用現代人的觀念、技術打通走近古典文本的道路。比如經典的卡通化，采用新穎的結構，炫目的畫面，通俗的語言，降低了獲取古典知識的門檻，拉近了讀者與經典的距離，就是一種很好的經典通俗化嘗試。經典闡釋的媚俗，則是商品經濟時代為了獲取經濟利益而對經典的侮辱。比如時下有人為了迎合部分讀者的口味，所寫的新解古典詩詞，只見風月不見情懷，只言揭秘不言詩意，這都是必須予以警醒的媚俗化和庸俗化。第三，拒絕惡搞。在一個娛樂至死的時代，以歷史、經典為惡搞對象的影視、網絡作品大量出現，通過戲謔經典、冒犯權威、褻瀆神圣而獲得一種廉價的狂歡化效果。卡爾維諾說: “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世界現實是多樣的、多刺的，而且層層疊疊，就像朝鮮薊。對我們而言，在一部文學作品中，重要的是可以不斷地將它剝開，像一顆永遠剝不完的朝鮮薊，在閱讀中發現愈來愈多新層面。”經典的多元化解讀不能 “無邊界”，文本的 “不確定性”絕不是 “無底線”。惡搞經典，消遣歷史的惡作劇，是對經典的扼殺，是對莊嚴崇高的放逐。

用辯證尺度闡釋經典。經典具有無限的闡釋性，而闡釋的過程本身也存在無數的可能性，這一點已為古今中外的闡釋歷史所證實。比如董仲舒的釋經方法論即是以“《春秋》無達辭”作為邏輯前提。正是由于 “詩無達詁”的文化現實，才形成了經典闡釋史上的漢學和宋學等闡釋流派。當下我們要強調的是經典闡釋的有限性，這與經典具有闡釋的無限可能性這一命題看似矛盾，實際上卻是一個辯證統一的關系。 “盡管說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林黛玉，但不管怎么講也不可能把哈姆雷特闡釋成奧賽羅、李爾王，也不大可能把林黛玉闡釋成劉姥姥啊。”意大利哲學家艾柯是 “過度闡釋”的反對者，他一針見血地指出 “說詮釋潛在地是無限的并不意味著詮釋沒有一個客觀的對象，并不以為它可以像水流一樣毫無約束地 ‘蔓延’，說一個文本潛在地沒有結尾并不意味著每一詮釋行為都可以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這段話提醒人們: 一切詮釋者都無權脫離文本代圣人立言，否則闡釋就成了任由別人打扮的小姑娘。隨心所欲、任意發揮的所謂闡釋，不僅無助于作品的解讀，反而會阻厄人們發現作品的真諦，甚至會把人引向歧途。

國學經典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巨大精神存在，是民族歷史長河中涌現出的一批大仁、大義、大智、大信、大勇者留給炎黃子孫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遺傳密碼，是我們民族的宗教。面對民族獨有、不可復制、無法繞過的精神資源，我們唯有懷著敬畏與謙卑的態度，秉持高山仰止、鉆之彌堅的誠意，思考和追尋其恒久彌新的真理與價值。國學經典從未標榜盡善盡美，它永遠以樸素的、文本的方式，向世界、未來呈現自己，不掩飾缺點，不拒絕批評，始終以海納百川的胸襟氣度成為世界建設性文化的一部分。對于國學經典的理解，一般讀者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以有個性化解讀，可以有于丹式的心得，但對于學校經典教育、對于學生的接受活動、對于學者的闡釋，則不僅僅是語言和思維的一般性訓練，而必須通過對文字的訓詁、辨析、校注和翻譯，真正讓原著如其所是的顯現。其不僅僅是簡單的延續文化、陶冶理性和道德，而是作為思考者去探討關乎人類生存和尋求最好生活方式的普遍性問題。閱讀經典曾經是歷代王朝教化民眾、培養人才的重要手段和路徑。時移世易，國學經典雖不再位居教育的中心，但作為國人的根底之學、性命之學的教育價值屹立不倒。由此，學校的國學經典教育應具有超越性的文化追求，對教育工具論、功利化進行反撥，對應試教育進行揚棄，使學校回歸素質教育，使學生走向深厚、寬廣、開闊與全面發展的道路。

本文作者：楊坤道 單位：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教師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