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鹿欽蘭 單位：聊城大學音樂學院

在吠陀、梵書、森林書、奧義書這四種吠陀文獻中，奧義書是最后一部分，故又稱為吠檀多，意即“吠陀之末”或“吠陀的終結”。“吠陀”實際上是印度世代口頭流傳下來的古老的宗教、文學典籍，共分4部，全稱為《吠陀本集》，其中最古老、最重要和具有文學價值的是《梨俱吠陀》，它反映了“早期吠陀時代”（約公元前1500-前900年）。在《奧義書》之前，僅僅注重對吠陀經的口頭記誦。父親可在家庭內部向子女傳授。這說明在口耳相授的時代，家庭還可以承擔教育的功能。而到了《奧義書》時期，闡釋經義的任務就不是一般家長所能勝任的了，而需要對經義有專門研究的印度史籍中所謂的“古儒”來承擔。于是就有了專門的典籍、專門的教學人員，進而也就有了古儒在家庭中開設的學校。印度后來的高等教育也興起于這一時期。并于公元5世紀末的笈多王朝時期漸漸發達起來。而公元5世紀以后佛教教育成就最高、規模也最大的寺院大學納蘭陀寺同時也是藏書宏富的寺院。以上事實說明，沒有原典和大量藏書，就沒有正式教育的開始。這也決定了圖書館，或專門的、大量的圖書收藏從一開始就與大學或高等教育保持著共生同在的關系。中外教育大師的生平也能說明這一道理。中國的孔子如此，西方的柏拉圖及其高足亞里士多德也是如此。孔子闡述六經，整理古籍；亞里士多德則先是努力收集各種圖書資料，勤奮鉆研，建立了一個圖書館，然后才建成著名的呂克昂學園。實際上，歷史上所有的教育大師往往也同時是藪集守護天下文章書籍的人類文化發展的功臣。

書籍與中國的教育

典冊出，教育興據古籍記載，我國夏朝（前21-16世紀）已有學校。商朝學校的存在不僅有古籍記載，更有大量出土文物作為實證。而且，原典、圖書積累作為重要的辦學條件起到了推動學校教育發展的重要作用。周朝人對此有很清醒的文化自覺，在《尚書•多士》中留下了這樣的感慨：“唯殷先人，有典有冊。”換言之，商朝是因為“有典有冊”之后，學校教育才得以長足發展，形成比較完備的學校，已出現“太學”（王炳照等1990：8；11）。

由“學在官府”到官學、私學共在教育之發展走向，斯文之傳播路徑，與書籍之出現、原典的成熟、書籍的增多，及其后來的聚散都有密切關系。周之時，政教合一，官師一體，“學在官府”。作為文化發展之薈萃的典章文物，包括書籍，都藏于秘府，掌于專官，屬于比較徹底的“唯官有書”，“唯官有器”（參見王炳照等1990：12）。這些典冊藏于官府，專供貴族及其子弟傳習使用，與百姓無緣。春秋時，天下大亂，禮崩樂壞，文獻典冊多有散落民間者。學術也隨書籍的流布而進入平民世界。孔子所謂“禮失而求諸野（班固2005：595）。”就是針對典冊散佚，學術流入民間的歷史現實提出的文化傳承對策。從此就形成了天下圖書不但聚于官府，也藏于民間的格局。同時，隨著圖書在民間的流布，也出現了私人辦學，形成官學、私學共在的局面。自此以后，秦始皇雖“燔滅文章”，焚書坑儒，頒挾書令，禁藏詩書百家之語，禁止私學，要求士人求學要“以吏為師”（參見王炳照等1990：86），也沒能阻擋書藏于民間這一發展趨勢，更沒能逆轉這一發展歷史。大概也將永遠不會有人能逆轉這一歷史。

漢朝重新重視官府的圖書收藏，建策置官，“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皆充秘府”（班固2005：595）。但漢朝，特別是東漢也出現了專門的私人藏書處所或建筑，稱作“精舍”或“精廬”，即當時儒家或一般文人藏書、讀書和講學之所。這也是現代圖書館及資料室之雛形，后來發展為書院，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形式。書院從唐、五代到清末，存在了一千年之久。有官辦和私人設置兩種形式，但以私人創辦為主，積聚大量圖書，兼顧教學活動與學術研究。既是藏書之所，又是教育之地。作為官辦科舉教育的補充，書院在傳承中華文明，培育民族精神，推動中華民族的凝聚與發展等方面，都有過歷史的輝煌（賈宇2011）。西方圖書館與大學的關系，以及中國歷史上書院對中國文化傳承與發展所起的作用都說明一個深刻的道理：無書籍，則無教育。

學院資料室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院系資料室的藏書建設多以本學科、本專業的需要為中心，根據專業的性質、服務對象及學科發展趨勢來決定收藏的重點和范圍。院系資料室在采購書刊資料時都緊緊圍繞本院系重點專業和新開設專業的教學中所涉及到的內容有所傾斜來制訂采購計劃；在搜集資料和開展定題服務等工作中也是對重點專業和新開設專業有所側重；同時，在采集收藏內部文獻資料時，特別重視采集收藏其他學校類似本院系的重點專業和新開設專業的內部文獻資料，如教學大綱、教學計劃、知名教授的科研報告，學術會議資料、歷屆畢業生的論文集等。這種專門性，具有不可替代性。譬如，眼下雖然是網絡信息時代，國內的、國外的、過去的、現在的時事信息漫天飄，但當你想找文革時期一個完整的樣板戲的時候，卻是翻遍整個網絡也找不到，而有關這方面的書可能就靜靜地擱在某學院資料室的角落里。

隨著我國高校日趨激烈的學歷競爭和科研競爭的不斷加深，高校教師是兩者競爭的主力軍，而為這些主力軍提供最新資料情報和服務條件的是各院系圖書資料室。院系資料室是學校圖書館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院系學科建設的服務性機構和學術性機構，其主要任務是進行一些與本專業有關資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和開發，為本系教師、科研人員和學生提供服務，是院系不可缺少的信息基地。學院依托專業所建的資料室具有其專門性，是圖書館不能替代的。所以，大學里各學院必須有固定、專門的圖書資料室作為穩定的圖書庫藏，為教師和學生提供本學院各專業特需的。它可以協助讀者查找書刊文獻，指導讀者利用各類百科全書、詞典、年鑒、手冊、文摘、索引等參考工具書，并協助解決讀者查找資料中的有關問題等。

結語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離不開書籍，離不開圖書館。書籍，尤其是大大小小的圖書館（包括資料室），是真正的文明之都府，智慧之淵藪。所謂大學，連一個像樣的圖書館都沒有，至多只能算空空的大學。而一座偉大的圖書館本身就是一所偉大的大學。亞歷山大利亞圖書館就是一個不朽的典型。該館在當時是世界上藏書最多、文種最多、書目記錄也最全的。從這里走出的學者（包括歐幾里得、阿基米德等）在數學、物理、天文、哲學等眾多領域里都有不朽的建樹（參看弗羅斯特1987：84）。這座書館也因此常被教育史家盛贊為亞歷山大大學。一流的大學，必須有一流的圖書館和高水平的學院資料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尤其需要強調的是，在這信息多于知識，知識多于智慧，技術盛于科學，虛擬的世界日漸覆蓋實在世界的當今之世，在大學的天地間，建設好大學的圖書館和各學院資料室，營造一片真實的、傳統意義上的閱讀空間，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和長遠的戰略意義。讓大學成為寧靜致遠、廣大深沉的書香宜人的世界，未必不是內涵發展和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內容和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