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生態消費論文
作者:劉艷萍 單位:包頭師范學院政治與法律學院
當前環境危機已成為全球關注的難題,為此各國都將改變消費和生產格局及保護自然資源和環境作為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和根本要求。不可否認,造成生態危機和資源破壞的直接原因更多地表現為人口的膨脹、科技的進步、生產的發展及與之相關的政府低效或無效的管理,但是,受消費欲望驅使的不當消費行為,卻是更長久、更本質造成資源危機和環境惡化的深層原因。作為即將邁向現代化的中國,人均資源占有量的匱乏已不允許我們采用大量耗用資源的消費模式,因此提升公民的生態消費意識、鼓勵公民生態消費參與成為保持我國經濟與社會和諧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我國公民生態消費參與意識的覺醒和成長
“消費問題是環境危機問題的核心,人類對生物圈的影響正在產生著對于環境的壓力并威脅著地球支持的生命的能力。從本質上說,這種影響是通過人們使用或消耗能源和原材料所產生的。”[1](p13)我國目前的環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民缺乏環境價值觀念和生態整體意識而導致的,如何樹立和宣傳環境倫理道德觀和價值觀、增強全社會的生態消費意識、擴大公民的生態消費參與顯得尤為重要。現代意義上的生態消費是建立在人類、自然與社會和諧統一的基礎上,它要求人類的消費要建立在符合物質生產與生態和諧的發展水平上,在對生態環境給予保護、愛戴與貢獻的前提下滿足人們消費需求的一種理性的消費理念。生態消費參與意識是人們對生態消費參與活動意義的自覺認識、思想傾向和基本態度。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生態消費就成為我國學者和專家探討的熱點問題,我國公民對于生態消費、綠色消費等概念都有或多或少的認識和理解,并在日常生活中有所實踐。如在生活消費時崇向自然、追求健康,選擇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健康的綠色食品;在消費過程中注意對垃圾的分類處置,不造成對環境的破壞;在追求舒適生活的同時,注重環境保護、節約資源,低碳生活方式成為人們追求的時尚潮流;在生產消費時強調循環經濟、清潔生產,實現可持續消費等都是我國公民生態消費參與意識覺醒的真實寫照。應當說,在我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中,公民文化素質、道德修養、價值觀念、法律意識的提升及城市文明的熏陶,不知不覺地實現了自身素質和精神風貌的現代化,其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均發生了明顯變化。此外我國政府明確要把“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保持良好的生態系統作為和諧社會建設的主要內容之一。近幾年來,政府加大了對民生的投入力度,推動了生態消費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公民生態消費意識的滋生和培育,公民生態消費參與素質明顯地得到了提高。當然也應當清醒地看到。雖然公民的生態消費參與正在經歷由自發走向自覺的嬗變,其生態消費參與的主體性日益凸顯,但公民的生態消費意識還不夠強烈,遠沒有形成一股潮流。如我國社會生活中仍然存在著許多不容忽視的消費問題,主要表現在消費浪費嚴重,過度包裝、一次性消費品隨處可見,炫耀性消費和攀比性消費普遍存在。此外,目前我國清潔生產的鼓勵政策以及相關的環境法規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公民生態消費參與還處在外圍階段。
二、當前我國公民生態消費參與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公民生態消費參與既包括個人生態消費參與,也包括對社會消費的監督與管理。每一個公民都是消費者,消費者的積極參與是實現可持續消費的必要條件。因此只有每一個公民都充分認識到生態消費的重要性,參與到生態消費中,身體力行地減少個人的過度消費,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可持續消費。此外,如果能崛起一個龐大的綠色消費者群體,就會形成強大的輿論影響力,迫使更多的企業實行清潔生產,也會促使政府下更大的決心解決清潔生產問題。因為從一定意義上講,消費者代表著經濟的需求端,他們是決定經濟和社會能否可持續發展的當家人。從目前來看,我國公民生態消費參與意識不斷覺醒和成長,但由于參與主體的不成熟、參與深度的不足以及參與機制的不健全使得當前公民生態消費參與中存在一些問題。
1.生態消費參與主體尚未成熟,自發意識多,自覺意識少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每個公民都是消費者,消費者角色的普遍性決定了任何一個公民都是當今社會生活中愛護自然、尊重自然的義務主體。生態消費參與主體由于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居住環境等不同分為若干層次,社會分層和價值觀念的沖突導致參與者對生態消費的目標和意義認知程度不同,在生態消費參與中就會有不同的表現。生態消費參與是一項自主性很強的活動,它對行為者的綜合素質往往要求較高。據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等人對各國的調查統計表明:教育層級與參與程度成正比。[2]即掌握和內化知識越多的人,其文化選擇的目標越明確,其參與意識較強。當前盡管我國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有所提高,但不同層次的公民對于生態消費參與的態度和動機明顯不同。從參與態度看,無意識參與和被動參與多,自覺參與和主動參與少。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基本達到了小康水平,隨之消費觀念也由節儉型向享受型轉變。受到西方消費主義價值觀的影響,一些人追求奢侈消費,以彰顯身份和地位。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追求的不是高檔物品的使用價值,而是其符號價值,成為一種“符號消費”。“這種消費實則是要向社會觀眾傳達某種社會優越感,以挑戰他們的羨慕、尊敬和嫉妒。”[3](P200)由于缺少生態消費參與的理性認識,他們尚未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參與此活動的意義,由此引發了生態悖論現象的出現。還有相當數量的公民在生態消費參與中不是出自公民的社會責任感和對生態環境的保護,而只是單純為了接受宣傳鼓動、組織號召進行參與,缺乏生態消費參與的自覺意識。從參與動機看,個人利益取向多,社會利益取向少。不可否認,部分公民生態消費參與的動機已從純粹的關心自己的利益上升到對全社會生態環境保護關注的高度,但與之相對應的是也有一大部分公民參與生態消費活動更多考慮自身的健康和安全,停留在“自我保護型”的初級水平,不是從承擔社會責任角度減少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由此可見,現階段我國公民的生態消費參與從總體上看還處于自發狀態,動員性參與仍然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自主性參與仍然是處于次要地位。公民生態消費參與意識的薄弱,自主性參與不足意味著生態消費參與主體尚處在不成熟階段,其導致的后果是公民生態消費參與行為理性相對不足。如何構建生態消費價值觀,使公民的生態消費參與由自發走向自覺不能不引起社會和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