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文評 單位：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

近年來由于對“客家商人”研究的重視，作為“世界華商第一人”的張弼士引起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取得了諸多研究成果。［1］但縱觀各項研究成果，分析其創業和致富的經過和外部因素的多，而探討其內在因素的很少;研究其充分利用時代所賦予的機遇而致富的多，而很少關注到客家傳統社會與文化對他創業和發展的影響。本文試從張弼士作為從粵東山區走出去的客家人的視角，探討傳統客家社會與文化對張弼士創業與發展的影響，以及他對客家社會與文化傳承和發展的貢獻。

一、“下南洋”:從客家山村走出的窮小子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一月初九(公歷12月21日)，張弼士出生于廣東省大埔縣維新甲(現西河鎮)車輪坪村。張弼士本名肇燮，別名振勛，弼士是他的字。自他在南洋成名后，一直以“張弼士”通行。其父張蘭軒是鄉村私塾教師，兼業中醫;母親是山村勞動婦女，耕種幾畝薄地，家境貧寒。對于他在咸豐八年18歲時為何外出“下南洋”謀生，除說家庭貧困和遇到自然災難外，學者論述很少。其實他的“下南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社會背景。

1．客家人的身份，是他“下南洋”的潛在基因

大埔自建縣以來，長期屬潮州管轄。當地有句俗語“大埔無潮，澄海無客”，指的是在潮州所轄的各縣中，大埔縣沒有講潮州話的，澄海縣沒有講客家話的。也就是說大埔縣是純客家人居住區。張弼士就出生于這個純客家縣中的張氏大家族中。大埔縣素有“饒半城、張半縣”之說，指的是在老縣城茶陽，饒姓人口最多，而在全縣范圍內，以張姓人口最多。張姓是全縣的大姓，主要分布于茶陽、百侯、西河、三河、大麻、古野、高陂等地，不過派系很多。西河黃堂車輪坪村張氏開基祖張月興，約明初定居于此。據百侯南山《張氏族譜》記載，西河張氏開基太始祖三十郎公由福建寧化遷連城林坊鄉張坊村，生子太三郎。太三郎于宋末由福建連城移居大埔之神泉，生子曰念三郎。念三郎，“于元仁宗延佑元年十月初一日(1312)，自神泉大埔村徙溪南埔開基，為溪南埔、黃堂、南山等地張氏之始遷祖。”“配鄭氏、曾氏、黃氏，生四子，分孝、悌、忠、信四房。孝房:長子三十三郎翰華公;悌房:次子三十四郎翰周公;忠房:三子三十五郎翰威公;信房:四子三十六郎翰清公。孝房傳至四世月興公，開基黃堂車輪坪。悌房、忠房仍在溪南埔，我信房傳至四世垂裕(又名侯山)公，明初至南山創拓基業，遂世居焉。”①傳至張蘭軒，生肇祥、肇鴻、肇燮、肇洪四子，張弼士即肇燮為蘭軒第三子，是張氏在黃塘開基后的第21世。根據客家學研究開創者和奠基人羅香林的研究，客家人具有“好動與野心”的特性。認為客家人，“生性好動，男子從不肯安閑閑地在家鄉住著，除非少數號稱紳士的人們。普通男子，無論貧富貴賤，茍無家務拘束，大抵都欲及時外出，嘗嘗異地風光，或經營各業。幸而所營成就，更以外出為業。”［2］244張弼士作為客家男子的一分子，身上應潛藏著外出經營的性格和野心。

2．人多地少、家境清貧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是他“下南洋”的社會因素

粵東大埔縣為典型山區，境內多為丘陵山地，約占總面積90%，海拔自200米至1400米不等，故向有“山之山”之稱。“耕稼之地，十僅一二。”①適合耕作的田地相當少。但自清初以來，隨著社會的穩定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人口發展相當快。至嘉慶七年(1802)時，全縣有人口10萬余人。而當時全縣耕地才9萬余畝，且公嘗等公用土地占了近一半，因此人均耕地不足半畝，人地矛盾相當突出。為了取得生存所必需的糧食，維持生計，農民生產非常勤奮。“農亦最勤，歲兩熟。低洼為田，種占禾糯各稻;高燥為園，種粟、菽、薯、芋、番薯、瓜蔬諸物，以佐谷食。近亦有種甘蔗、管蔗，煮汁煉糖，及煙草，以販外省。山居小民，則燒山治畬，栽種旱禾、油茶、油桐、杉松，以供日食，勤苦倍甚。”②他們在田地里種植各種農作物和經濟作物。為充分利用山地，還在山里開了很多梯田，種植旱稻、紅薯等耐旱作物。“山谷迤邐有水之處，自麓而躋腰顛皆阪田鱗次，遠望如梯級，如蹬道焉。其不可田者燒治為畬，以樹旱禾、姜、豆、瓜、瓠、薯、芋，佐?韞仁場?rdquo;③但人多地少，土地所出，不足維持三個月之需，生計成為當時人們面臨的主要問題。為此，很多人便選擇外出謀生。晚清至民國年間，這種現象在大埔縣相當普遍。正如民國《大埔縣志》所記載:“山多田少，樹藝無方，土地所出，不給食用。走川生，越重洋，離鄉井，背父母，以蘄補救。未及成童，即為游子，比比皆是。”［3］卷11尤其是車輪坪村，在清末全村有500多人，但“村內缺水，不宜稻，只種雜糧。”［5］卷2出身貧寒的張弼士，為了生計，13歲就輟學去做幫工，替人放牛等。［4］而大埔又距海洋不遠，因而經常受臺風影響，自然災害相當頻繁。據康熙《埔陽志》、乾隆《大埔縣志》、同治《大埔縣志》、民國《大埔縣志》統計，康熙年間大埔有記錄的災害16次，平均每3．7年一次;雍正年間災害6次，平均每2年1次;乾隆年間災害18次，平均每3．5年一次;嘉慶年間5次，道光年間8次，光緒年間8次。每當發生災難，便對當地居民脆弱的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相傳，咸豐八年張弼士的離開家鄉“下南洋”謀生，就是在一次洪災之后。

3．崇文重教的傳統，奠定了他下南洋的文化基礎

大埔自明代嘉靖五年建縣以來，文教一直相當發達，以致被客家學研究的奠基人羅香林譽為客家地區主要的“人文中心”。［2］20清初以來，大埔縣人文興盛，科舉為全潮州之冠。而且崇文重教，教育普及，成為社會風氣。乾隆初年以后，私塾遍地，教育相當發達。“鄉塾獻歲，延師開館，臘盡解館，幾于寒暑不輟。至于蒙館，則雖有三家之村，竹籬茅舍，古木枯藤，蒙茸掩映，亦輒聞讀書聲瑯瑯。”④正是在這種科舉發達、教育普及的背景下，張弼士之父張蘭軒，雖然家境貧寒，但“家貧力學”，考中秀才，并以教讀為業，“教授鄉里”。張弼士為他的第三個兒子，因而有機會在父親的塾館里接受了初步的教育。“與諸兄隨侍太封翁庭訓，領會超群。”［5］5雖然讀書的時間不長，但不容置疑，這為他后來在南洋的發展奠定了文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