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陳建新 張玲燕 單位：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從20世紀中國文學的角度看，“十七年”傳統歷史題材文學創作或簡稱為歷史文學創作相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和文革后的新時期文學，作品數量少，影響也不能和前后兩個時期的歷史文學創作相比。但是，在“十七年”時期還是出現了一批足可以載入史冊的優秀歷史文學作品，它們繼承了魯迅開創的中國現代歷史文學新范式，雖然受到激進政治的壓抑，但作家的主體意識總是有意或無意地在作品中頑強表現出來，從而使這一時期的傳統歷史文學敘事在與激進政治的矛盾沖突中充滿了藝術的張力，并為“文革”后的中國歷史文學創作的高潮奠定了基礎。如何準確、充分地評價這一時期的歷史文學創作，這是當代文學研究者面臨的一項重要課題。

1“十七年”歷史文學創作數量并不多，主要是戲劇和小說，它們在主題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符合激進政治的要求，在“古為今用”的口號下為現實政治服務，或通過對歷史上有為的政治家的歌頌來禮贊新政權和革命領袖，或采取直接講述歷史上的農民造反故事來表達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頌揚。前者當推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武則天》為代表，后者以姚雪垠的《李自成》影響最大。另一類則是在激進政治允許的情況下，表達知識分子的內心訴求。這一類作品也可再分成兩類，第一類作品展示了作者積極入世的態度，他們筆下的歷史人物，或為民請命，或與惡劣勢力作頑強的斗爭，戲劇《關漢卿》、《謝瑤環》和《海瑞罷官》，小說《西門豹的遭遇》、《海瑞之死》等可做代表；第二類作品則曲折表達了知識分子在惡劣的文化環境中萌生的潔身自好的情愫，《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杜子美還家》和《白發生黑絲》當為其中的佼佼者。當然這樣的分類只有相對的意義。

因為我們在后一類文學作品中，還是能夠看到作家對社會的曲折批評。歷史文學從本質上說，是當代人對歷史的現代闡釋。建國后，主流意識形態非常重視對歷史的重新闡釋，主張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重新闡釋歷史，并把這種新的闡釋用文學的形式傳輸給人民大眾，從而影響大眾對歷史的認知。第一，大力宣傳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斗爭學說，并把肯定農民起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占領中國史學領域的基本要求。任何別的對中國古代歷史的理解和闡釋，都堅決排除之。并以馬克思主義思想改造知識分子，統一知識分子思想。第二，大張旗鼓地開展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建國后文藝界第一次思想斗爭，是1951年開展的針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場運動的要害，就是要在知識分子群體中統一思想，用馬克思主義史學觀取代形形色色的舊的史學觀。第三，在文學創作上主張厚今薄古，提倡“大寫十三年”，提倡塑造工農兵文學形象，反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統治”文藝舞臺。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寫信贊揚延安平劇團的《逼上梁山》讓農民造反英雄和底層百姓成了文藝舞臺的主人公。60年代京劇革命的主題，仍然是大力塑造工農兵底層百姓形象。60年代初，由于黨的文藝政策的短暫寬松，曾引發了傳統歷史小說創作的一個短暫的井噴期，但隨著1963年和1964年毛澤東兩個對文學藝術的批示，隨著“階級斗爭”的鑼鼓聲越敲越響，隨著柯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的口號，傳統歷史小說創作成了曇花一現的現象，很快陷入低谷。

應該說，“十七年”時期主流意識形態對歷史文學創作的影響是卓有成效的，這不僅體現在這一領域中傳統歷史小說衰微而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繁榮，而且，作家們在進行傳統歷史題材小說創作時，都自覺地以新的歷史觀作為自己的創作指導思想。姚雪垠在“文革”剛結束時說：“偉大祖國的解放誕生了新的歷史時代，給我這個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提供了思想改造的條件，也提供了更多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機會。隨著我在新的條件下不斷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對接觸過的歷史資料獲得了新的認識，從而形成了《李自成》的主題思想。”“我在封建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中泡了半輩子，所走的道路是資產階級的文藝道路。倘若用我原來的思想感情和遵循原來的寫作道路去寫農民革命戰爭小說，必然是南轅北轍。要用藝術筆墨擁護什么，歌頌什么，批判什么，揭露什么，必須先在我的思想感情中大破大立。”（1）意識形態的約束內化為作家的自覺行為，這在“十七年”文學中是一個普遍現象。

2余英時在討論公共知識分子定義時說：“美國已故的著名史學家霍夫斯塔德(Ri-chardHofstadter)認為現代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固然與他們的專業知識或技術知識是分不開的，但另一方面僅僅具有專業或技術知識卻并不足以享有(上述特殊意義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1)的稱號。一個科學家、工程師、律師，或報刊編輯在執行他的專業任務時，他只能算是一個‘腦力工作者’。換句話說，他是以他的專業知識來換取生活的資料，而他所做的也都是他的職業本分以內的工作。如果他同時還要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那么他便必須在職業本分以外有更上一層樓的表現。其實，相對于大多數技術知識分子來說，作家更具有公共知識分子的特點。因為作家的寫作需要他們關注整個社會，嚴肅的寫作活動也要求作家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中國當代作家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所以他們更應該而且能夠代表“社會的良心”。要強調的是，就“十七年”時期來說，與一般作家相比，歷史文學作家的這一特性更為突出。這是因為，歷史文學創作對作者有特殊的要求，即作者必須具有相當高的史識。史識包括豐富的歷史知識以及對所描寫的歷史對象的理解和把握。文學創作本來是一種感性的創造，猶如嚴羽所說：“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2）

但對于歷史文學創作來說，書本知識的作用卻是至關重要的。創作現實題材的文學作品，需要的是對生活的感受、體驗和認知，即便是“十七年”時期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也如此（“十七年”時期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實際上并非傳統意義的歷史小說，因為作品所描寫的這段歷史，作者都是親歷的，無需傳統歷史小說創作所必需的廣泛閱讀相關歷史書籍這一環節）。所以，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作者一般都來自革命斗爭的基層，他們中的多數人在開始創作小說時，文化水平并不高，甚至有高玉寶這樣從部隊掃盲班出來的作者。相反，要創作傳統歷史文學作品，在歷史材料的搜集上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據姚雪垠自述，他為寫《李自成》，從40年代就開始搜集有關材料，卡片做了好幾箱。陳翔鶴也早在30年代就開始構思他的以12位古代文化名人為主人公的歷史小說，搜集和閱讀了相當多的相關歷史材料。“十七年”歷史文學作家如郭沫若、田漢、曹禺、陳翔鶴、馮至、徐懋庸、吳晗、孟超、師陀、黃秋耘、姚雪垠，都是建國前成名的作家和學者。如果說，作家因為天生的敏感和不安分，常常會對現實提出批評甚至否定的意見，那么，從事于歷史文學創作的作家，因為其具有的這種更知識分子化的氣質，他們的批評與否定會更激烈。因此，我們能夠在對這一時期歷史文學作品的考察中，感受到知識分子對現實社會的態度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