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唐文吉 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在國學日漸升溫和人們越來越熱衷于思考“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的學術語境中，“傳統文學理論的當代價值”這一課題也自然被提上了研究的日程。有人也許要質疑“傳統文學理論”這一提法，認為“文學理論”作為一個現代性的學科，不能跟“傳統”二字相提并論，但是，我們認為，所謂傳統，其實并非舊的和保守的，它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精髓，即傳統的優秀部分，它是朝一切新事物開放的。現代意義上的文學理論在中國學術史上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程，經過了一百多年的學術論爭和學術積累，它已經成了人們不得不接受的一個學術事實，而且還將發展下去。所以，傳統也應該向它敞開。這個學科不管從前以什么樣的姿態出現，最終它都會被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賦予生命的內涵。因此，這種質疑或許適用于“古代文學理論”這一提法。而“傳統文學理論”的提法，則是通過還原中國傳統學問對文學的認識，把文學理論學科納入中國傳統學術精神下，解決我們目前遇到的問題和困惑，開出新的學術境界。以下結合當代文學理論所面臨的問題，略述其價值。

在文化自覺中實現文學理論的本土化

近年來，人文社科領域各門學科面臨著“本土化”的訴求，文學理論更是如此。我們認為，可以結合“民族文化生命的自覺”來談這個問題。中國學術界探討“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生命自覺的表現。錢穆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化就是一個生命，是活的。他說：“文化乃群體大生命，與個己小生命不同。”“中國古人謂之‘人文化成’，今則稱之曰文化。此皆一大生命之表現，非拘限于物質條件者之所能知。”[1（]P185）所以，文化有憊懶和麻木的時候，受了擠壓或是受了傷，也要變形，但是它有自我修復的功能，最終它還是會回到自身的狀態。晚清以降，由于國家政治的腐朽和西方學說的傳入，知識界普遍認為造成中國的被動局面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于是紛紛根據西方學說對其進行否定。傳統文化受到了很大的摧殘，但它還仍有修復功能，來自中國文化內部的一股力量勢必會起來反抗。這種反抗，起先總是消極的，表現為保守勢力的活動；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醞釀，它自覺吸收了外來文化的優點，積蓄了相當的力量后，就會變成積極的、建設性的反抗，表現為文化復興者的活動。后者能擺脫他種文化的擠壓，開啟本土文化的新的生命，這就是傳統文化的自覺。在文化自覺中講文學理論的的“本土化”，底氣要足一些。“本土化”之前的文學理論，就是人們現在所說的具有“現代性”的文學理論。其特點有三：第一是話語層面的西化。這一點已經被人意識到，于是有“失語癥”之說：“長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藝理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話語，長期處于文論表達、溝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

自‘五四’‘打倒孔家店’（傳統文化）以來，中國傳統文論就基本上被遺棄了，只在少數學者的案頭作為‘秦磚漢瓦’來研究，而參與現代文學大廈建構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論;建國后，我們又一頭撲在俄蘇文論的懷中，自新時期（1980年）以來，各種各樣的新老西方文論紛紛涌入，在中國文壇大顯身手，幾乎令饑不擇食的中國當代文壇‘消化不良’。我們根本沒有一套自己的文論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則。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辦法說話，活生生一個學術‘啞巴’。”[3]第二是學理層面的反傳統性。在這種理論下，“文學”，是一個現代性的概念；“理論”，也是一個現代性的概念。這兩個現代性的概念壘積起來，變成“文學理論”，就更是現代性的了，它離傳統很遠。苛刻地說，它在“反傳統”的思潮中扮演著一個主動的角色。比如，它定義中的“文學”，要么是服務于政治的，要么是隔絕于政治的。在這種二元對立中排斥了中國傳統文學的第三種選擇：中國傳統的士人以天下為己任，他們的生命就建立在政治上，所以積極干預政治，但不完全依附于某個政權；文學是不平之鳴，它發乎人之性情，而及于天下家國。再如，它定義中的“理論”，只是一種知識，一種對“文學”這種事物進行認識的“理性總結”，沒有更大的意義。當然，現在有人提出發掘知識背后的權力，這是很有意義的。人們發現，權力不知不覺地滲透到知識話語中來了，知識充當了權力的工具。殊不知，在中國，人們早就自覺地借助知識來表達知識之外的東西。沒有對知識的絕對崇拜，也就沒有必要對知識背后的權力因素一驚一乍，沒有必要對知識的不確定性感到迷茫和絕望。憑著這兩個定義，文學理論學科就丟掉了中國傳統學問的很多素質，把很多已經解決了的問題變成了新的困惑。第三是思維層面的簡單化。如果外國文學理論只是作為一個學科被引進來，但沒有跟中國學術有機結合起來，沒有學科自覺，就只能扮演一個尷尬的角色：只是原裝引進的知識，而非獨立自主的學問。中國傳統學問不能把文學理論學科包容吸收過來，中國古代的文論僅僅是這個學科的中國材料，這樣的文學理論是無本的，無本之學往往會被一種流行的、簡單的思維方式左右。當前的文學理論界，太多的定義被人們奉為教條，太多的值得懷疑的結論被人們深信不疑地接受；甚至，一個學科，被人用“五論”、“四要素”、“審美意識形態”等就能概括。這種貧乏和僵化的根源在于沒有傳統學術作為根基。西方文學理論能否中國化，還值得商榷；但文學理論學科的本土化是勢在必行的。“本土化”的意義，不僅在于使文學理論有自己的“話語”，而且在于文學理論解決它面臨的問題和困惑，生成新的、真正屬于自己的問題。這個目標可以在中國傳統文化生命的自覺中逐步實現。

以對“通”的追求解決文學理論學科面臨的問題

傳統文學理論還為解決當代文學理論學科建設中很多問題提供了極大的啟示。文學理論學科建設中的很多問題都是其現代性帶來的，引進傳統文學理論作為參照系，可以對其進行一定的反撥。當然，這并不是要復辟到古代的文學批評的狀態。現代學術的分析精神使學科的劃分越來越細，但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的語境下，學術本身都有其張力，使得每一個學科都不甘于停留在一個細枝末節上，它要擴散，要旁通。所以，即使是在西方，優秀的學者是兼通多種領域的博雅之士，“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則更受人尊崇。中國文化背景下的學術同樣重視學術的這種張力，并把“通”作為學術的最高境界。但是，在重分析的中國現代學術氛圍中，“通”的境界是受排擠的，人們熱衷于學科的細致劃分，醉心于研究細枝末節的小問題。于是，學術的張力在這種擠壓下只能以“交叉學科”、“對象泛化”等方式實現，而這些方式又往往演變成不利于原來的學科發展的因素。交叉學科的泛濫和學科研究對象的泛化已經阻礙了許多學科的深入發展，使之流于浮泛。就文學理論而言，出現了文學哲學、文學心理學、文學社會學、文藝美學、生態文藝學等名目交叉學科，也出現了諸如“文學理論要研究廣告、時裝、廣場藝術、體育競技等”的言論。交叉學科的出現對文學理論學科乃至整個中國學術的正面意義是否大于負面意義，是值得研究的；而研究對象的泛化，則明顯對于文學理論有害，其治學姿態對于整個學術研究都有不良的影響。對于這些現象，不能僅僅圍追堵截，一味批判，而要注意思考其發生的原因，從源到流進行疏通。在學科劃分趨于細化的進程中，我們更要注意到可能產生的弊端。交叉學科的泛濫和學科研究對象的泛化，起源于學術本身的張力和這種張力得不到自由的伸展的矛盾，要解決，就不能諱言學術對“通”的追求。每一個學科都要與我們民族一直強調的“大學問”聯系起來，培養學者大的情懷和胸襟。傳統文學理論的當代價值，與傳統文學理論相關聯的是整個中國傳統學問，它使人們明白文學在整個社會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從大處著眼來看文學，從文學出發，走向“通”和“博”的學術境界。這樣的文學理論才能有本有末，才能走向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