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暢 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

劉勰與齊梁文壇主流究竟合拍還是異趣，他傾向于新變派還是復古派，目前學界仍有異議，今后還會爭論下去。①筆者以為，爭論雙方都能夠拿出自圓其說的確鑿證據，說明《文心雕龍》本身就包含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豐富原質，具有極大的理論彈性，所以，導致“東向而望，不見西墻”式的剖解，毫不奇怪。攻其一點，是一種方法；窺其全貌，也不失為一種角度。《序志篇》云：“夫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群言為難……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唯務折衷，即調和對立雙方，取其中正，持論周洽，無所偏頗。這可視為劉勰分析問題的一種原則性方法，《文心雕龍》通篇幾乎都留下了這種思維痕跡。近來，不斷有學者從“唯務折衷”的角度重新認識《文心雕龍》。②這些意見，筆者基本同意。這樣，確實能使一些爭執不休的問題得到圓滿解釋：例如劉勰思想屬儒家、道家還是佛家，他與文壇主流合拍還是異趣，他傾向于新變派還是復古派，他對“文貴形似”的時流風尚贊同還是反對……從資料分類還原梳理的層次看，這一問題似乎已解決。但是，深入探討劉勰這一思想的成因，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筆者注意到，已有學者試圖從齊梁時代文化崇尚多元入手，剖析“唯務折衷”思想形成的原因。①確實，齊梁之際寬松的文化氛圍是孕育多元折衷思想的溫床，但在時代氛圍面前人人平等，多元的文化精神同樣可以影響其他人，況且多元的時代也可產生偏激的見解，如裴子野的《雕蟲論》。由此入手，只能解釋問題的普遍性，卻未能解釋為何偏偏是劉勰產生了“唯務折衷”思想這一特殊性。具體情況還需具體分析。本文意欲略人所詳，而詳人所略，擬從劉勰與時流的距離關系探討“唯務折衷”思想的成因。時流者，一代之時尚名流也。《宋書•蔡廓傳》云“：廓年位并輕，而為時流所推重。”本文認為，劉勰與當時領袖文壇之“時流”的距離，處于一種若即若離的邊緣性微妙狀態。實際上，《梁書•劉勰傳》已透露出了這種信息。即者，入其環內也，其云：“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離者，出其圈外也，其云：“（《文心雕龍》）既成，未為時流所重。”結合二者，就是不即不離。不即不離者，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也。如能對這種邊緣性狀態把握準確，分析透徹，就找到了解釋劉勰“唯務折衷”思想形成的另一把鑰匙。

一劉勰與時流的距離之一，是他骨子血脈里遺存的濃厚北人意識。齊梁之際，南風勁吹。不僅政壇南人秉政，文壇也是南人的一統天下。作為南渡北人的后裔，劉勰有借助北方思想文化矯正時弊的意圖。《序志》中，他對前人文論最不滿的就是“并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后生之慮”。而他用來“尋根”“、索源”的武器恰恰是北方儒家的思想意識。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尋根”“、索源”、“述誥”云云，并非書面上簡單的引經據典，而是有深層的文化心理內涵。從家世淵源看，劉勰的“根”和“源”都在北方。劉勰為南渡北人之后，其祖籍莒（今山東莒縣），屬齊魯舊邦。莒，周時為莒國，春秋屬齊。后又入楚，楚滅魯后，遷魯君于此。《論語•子路》所云“子路為莒父宰”，即此。《宋書•州郡志》“：南東莞太守領縣三：東莞，莒，姑幕。戶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九千八百五十四。”西晉末年之北人南渡，往往有舉族遷徒、聚居的特點，易地而不移俗。《宋書•州郡志》載：“南瑯邪太守，晉亂，瑯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余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按南東莞一郡領戶不過千余，而瑯邪郡一次性過江就有千余戶，幾與之相埒。可見其整族遷徒之人多勢眾。東莞郡的遷徒也有千戶規模。事見《晉書•徐邈傳》“：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為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間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按東莞領縣有三，東莞、莒、姑幕各居其一，同屬一郡，姑幕亂則莒必無寧日。以姑幕移民的數量推之，劉勰祖上一族由莒南遷的規模也不會太小。勰祖靈真。據梁書本傳，靈真為宋司空劉秀之之弟，而秀之則為劉宋開國元勛劉穆之之從兄子。《宋書》劉穆之本傳云其“東莞莒人，世居京口”。這種北人整族整郡南遷的直接結果就是易地而不改名，不移俗，身居南土，不忘北音，保留了許多北方的社會習俗，并把北方思想文化直接帶到南方。正如《通典•州郡》所云“：永嘉之后，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處于這種特殊的南遷文化氛圍中，劉勰祖上也不會例外。楊明照曾分析說：“南朝之際，莒人多才，而劉氏猶重，其本支與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雖臧氏之盛，亦莫之與京。是舍人家世淵源有自，其于學術，必有啟厲者。”（《梁書劉勰傳箋注》）不無道理。

這種聚族遷徒、群居的移民特征，不僅保留了北方風俗，而且遺傳了北方的思想意識。中華文明，崛起北土；齊魯舊邦，斯文尤盛。作為有著齊魯文化背景的南遷北人后裔，其血脈骨子里北方文化的正宗意識和自負感是非常濃厚的。如顏之推祖籍山東瑯邪，永嘉南遷至之推之世已歷四代，可他《觀我生賦》還念念不忘自己祖籍是北方：“吾王所以東運，我祖于是南翔。去瑯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作羽儀于新邑，樹杞梓于水鄉。”無獨有偶，在劉勰的《文心雕龍•序志》篇中，我們也看到了這種痕跡：“予生七齡，乃夢彩云若錦，則攀而采之。齒在逾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一曰“南翔”，一曰“南行”，傳播齊魯文化的榮幸和自負之意溢于言表，可見其潛意識中根深蒂固的北土觀念。正如汪春泓所說，假如劉勰的籍貫潛意識是世居之京口，淡忘了北方祖居之地，那就應稱“迎”仲尼而南“來”，而不應稱“隨”仲尼而南“行”，這一“隨”一“行”，明顯透露出劉勰身為孔子鄉人的驕傲。①《序志》又說：“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夢里夢外，以與至圣孔子同鄉為榮的口吻溢于言表。此外，在《原道》、《征圣》、《宗經》、《正緯》諸篇中，劉勰一再盛贊孔子對中華文化的卓越貢獻。《原道》云“：至夫子繼圣，獨秀前哲，熔鑄《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啟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享，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宗經》云：“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