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發表了我的《歷史文學中封建帝王的評價問題》一文,得到了包括《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多家報刊的轉載。這兩年我繼續思考這個問題,覺得意猶未盡,這就有了“再談”這篇文章。本文將以轟動一時的電視連續劇《康熙王朝》為例展開論述。

一、當前歷史小說、影視劇的基本結構模式及蘊含問題

這30年來,歷史文學的創作成為當代中國當代文化的一大景觀,各類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電影、電視連續劇不斷涌現,豐富了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這當然是十分可喜的。在歷史題材的小說、電影、電視劇中,封建帝王的題材又占了很大的比重,從秦始皇、文景之治的帝王、漢武大帝、貞觀之治的帝王、朱元璋,到清代的所謂“康雍乾盛世”的三位帝王,都以鮮活的形象活躍在銀屏上面,吸引著人們的目光。但是,這些作品的作者對于封建帝王絕大多數都采取了以歌頌為主、貶抑為次的態度,他們一個個都只是小有瑕疵的英主,為中國歷史作出了許多的貢獻,似乎一部中國歷史就是中國封建帝王建功立業的歷史。如果我們撇開這些以封建帝王為題材的文學、影視劇的具體情節和細節,僅就其結構模式來看,除少數的作品之外,幾乎都是忠與奸、善與惡、朋黨與朋黨(指黨爭)、滿(或別的民族)與漢的二元結構。故事就在這些二元結構的模式中演進。在電視連續劇《康熙王朝》中,我們看不出這段歷史與幾千年中華文明史的內在聯系,似乎這一段歷史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主要的矛盾是老臣鰲拜與少年康熙的斗爭,藩王平西王吳三桂與成年康熙的斗爭,臺灣的鄭經與康熙的斗爭,蒙古部族首領葛爾丹與康熙的斗爭,這都是忠與奸的斗爭。雖然這些矛盾與斗爭有時也交織著統一與分裂的斗爭,但作者主要是把它們當作忠與奸的斗爭來處理。因為鰲拜、吳三桂、鄭經和葛爾丹的問題是不忠于大清國,想取大清而建立新的王朝。倫理道德的故事在這些作品中也占有相當的成分,除了奸臣是“惡”之外,還有偽朱三太子朱慈炯、太監黃敬之類也是惡人,他們用美色引誘康熙,像朱慈炯在起義失敗多年后還耍陰謀,偷了三門紅衣大炮想在康熙南巡南京之際,企圖謀害康熙。這種善與惡的斗爭也與忠與奸的斗爭聯系在一起。此外就是黨爭了,皇帝的身邊的大臣,總會分成不同朋黨。康熙成年執政時期,分成索額圖與明珠兩派,這種無窮的黨爭結構模式,也是故事的推進力。如索額圖背后有三皇子———太子,明珠背后有慧妃和皇長子,他們之間勾心斗角,爭權奪利。再如新來的大臣李光地夾在他們兩派之間,左右為難,皇帝明知李光地的處境,明知李光地所陳述的索額圖和明珠的情況是事實,但為了保持朝廷的面子,還是把他打入獄中。此外,滿與漢君臣之間或臣子之間的爭斗,也是交織著其他二元結構的一種模式。康熙和其他滿臣對漢臣周培公的平定三藩之亂,又用又疑,最后為朝廷立了大功的周培公被棄置于冰天雪地的東北,早早了此一生。康熙和其他滿臣對于用姚啟圣光復臺灣,也是又用又疑或疑用參半,導致姚啟圣三起三落,最后姚啟圣立了大功不過是獎給西湖邊上閑置的一座藏有許多圖書的行宮。

從這種忠與奸、善與惡、朋黨與朋黨、滿與漢的二元結構模式中,我們不難看出作者把忠、善以及利用朋黨矛盾、滿漢矛盾作為肯定康熙皇帝的基本根據,而皇帝永遠是站在忠、善和巧于利用矛盾等這“正確”一邊的,那么順理成章就應該加以歌頌、贊美。這里,我們的問題是,在脫離歷史的大趨勢、大潮流下,所謂的忠與奸、善與惡、朋黨與朋黨、滿與漢等二元對立是否能作為肯定、歌頌的出發點?對此我們需要加以辯析:所謂的“忠”與“奸”的問題。“忠”與“奸”完全是站在某個帝王的立場來說的。為什么忠于康熙就是“忠”,不忠于康熙就不“忠”。“忠”說穿了是一個“依附”的問題。在三藩與康熙斗爭中,如果我們不看歷史大趨勢、大潮流,誰能說得清楚依附于康熙就是“忠”,依附于平西王吳三桂起來造康熙的反,就不“忠”?在康熙打葛爾丹的時候,誰能說得清楚依附于康熙就是“忠”,依附于葛爾丹就不“忠”?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這個問題的實質。當康熙南打北撫之際,康熙不得已把自己的心愛的女兒藍齊兒嫁給葛爾丹,藍齊兒死也不肯去連鳥也飛不到的大漠中去,她去求助于孝莊皇太后。孝莊皇太后只能用自己親身的事例來說服藍齊兒應該為大清國效力,但藍齊兒進一步追問:如果她成了葛爾丹的妻子,萬一自己的父親康熙與自己的丈夫葛爾丹打了起來,她應該忠于誰?對于這個問題連老于世故的孝莊也說不清楚了,她只含糊地說:你忠于父親康熙和忠于丈夫葛爾丹都是對的,也都是錯的。從這里,我們可以領悟到,所謂“忠”不過是對某個帝王、將相、大臣的依附問題,如果脫離開歷史的走勢,用“忠”與“奸”是不能說明什么的,或者說是沒有意義的。“忠”與“奸”是封建帝王制造出了的、專門用來欺騙臣民的、并使其一心依附于他的統治的思想牢籠。孫悟空說:“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我們的作者似乎連孫悟空的思想水平也還未達到,用“忠”與“奸”來作為評價帝王、臣民的依據是很難站住腳的。

所謂善與惡的問題。我們當然承認歷史過程中,確有善惡、賢愚、得失、合乎人道和不合人道等區別,但這些因素都要納入到歷史大趨勢中去考察,才會有意義。在電視連續劇《康熙王朝》中,蘇麻拉姑和容妃都以賢慧、善良、講人情、人性出名,但她們的道德行為,只與康熙有關,或者說被納入到康熙統治行為中去,本身并不是改變歷史的積極力量。容妃被康熙允許回福建省親,路上遇到李光地帶領一群孤兒女子,他們攔車上奏折。容妃見這些清一色的女性孤兒十分可憐,連忙拿出二百兩銀子相贈,表現出她的十足的同情心。但她的善行只是康熙恩威并施統治的一部分,并沒有因為她的道德而改變歷史發展的程序。意味深長的是,最后容妃在太皇太后孝莊死后,向征伐歸來的康熙傳達孝莊不讓廢太子以免引起諸王子內斗的旨意,康熙明知這是真的,卻給容妃扣上“矯旨欺君”的罪名,把容妃打入冷宮,最后讓她去洗刷全皇宮的骯臟的尿桶,在康熙執政60周年的慶典的喧鬧聲中,她被尿桶砸死,結束了悲劇的一生。而導致容妃悲劇的惡人就是康熙自己。在皇權思想的籠罩下,狹隘的道德主義對于歷史的發展并不總具有關聯性的。所謂朋黨之爭的問題。在朋黨初現時,皇帝往往故意裝作不察,以利用朋黨之間的矛盾,搞權力平衡,以便于皇帝對大臣之間關系的控制。在《康熙王朝》中,康熙初臨政,覺察到身邊有索額圖和明珠兩黨爭權奪利,勾心斗角,他去告訴孝莊皇太后,孝莊則給康熙傳授經驗,意思是:朋黨之爭,歷朝歷代都有,有弊也有利,“弊”就是影響朝政的運作,“利”就是可以利用他們之間的不和,加以平衡,樹立皇帝的威嚴,讓不同的朋黨朝臣都能盡心竭力為朝廷服務。孝莊的話,說明了帝王并不是要排斥朋黨,而是要利用朋黨,封建帝王的腐敗性由此暴露出來。我們的作者并不能看清這一實質,往往去贊賞皇帝搞平衡的豐富經驗與玩弄權術的技巧。帝王的另一面是不能讓朋黨威脅自己的統治。在朋黨勢力過分壯大,已經感覺到某個朋黨可能威脅到自己的統治的時候,就要利用所謂的“風聞言事”,廣開言路,揭露朋黨的罪行,堅決予以剿滅。如在《康熙王朝》中,當索額圖和明珠兩黨勢力大增,朝廷上下一半以上的官員都加入了這兩個朋黨,其危害已經妨礙了康熙的統治,甚至有篡權的陰謀在偷偷運作,那么康熙就拿明珠開刀,不但奪其官位,抄沒家產,而且投入獄中,毫不留情。索額圖最后也步明珠的后塵,篡逆事發后,被投入監獄。我們的作者則沒有看清帝王的用心,并非真要肅清腐敗,反而有意無意地稱贊皇帝反對貪腐的決心,歌頌皇帝的圣明,康熙在乾清宮掛上“光明正大”的匾額,作者也似乎認為皇帝就是“光明正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