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寬容》一書中，房龍引用了《大英百科全書》對“寬容”的解釋：“寬容（來源于拉丁字tolerate）：容許別人有行動和判斷的自由，對不同于自己或傳統觀點的見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雖然這里的“寬容”是針對宗教而言的，但是寬容所強調的自由與容忍的價值觀則具有普世價值。對于中國現代文學來說，此種意義上的寬容是缺失的，在文學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是一種不寬容的態度。從“五四”新文學開始反對舊文學的那一天起，中國新文學就已經預設了不寬容的精神內涵。反對舊文學的決絕態度使本來就缺乏寬容精神的中國文學從此走上更加峻急與偏狹的道路。

“費厄潑賴”是英語Fairplay的音譯，原為體育比賽和其他競技所用的術語。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賽，不用不正當的手段，后引申為公正、公平、寬容、民主的人文精神。1925年，魯迅先生從當時的政治斗爭的實際情況和現實需要出發，總結了“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沉痛的歷史教訓，寫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這樣一篇闡述對敵斗爭原則的著名雜文。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當中，魯迅先生希望能夠見到一種和諧生存的局面——相信中醫的與相信西醫的能各得其所，“我以為這確是極好的事。倘能推而廣之，怨聲一定還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但同時他又否定了這種局面出現的可能性，“但可惜大家總不肯這樣辦，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雖然這篇雜文有其寫作的現實背景和具體的針對性，是從政治斗爭的角度闡發了當時并不具備實行“費厄潑賴”的條件，但是這種強調具體條件不具備而導致的緩行卻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歷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于中國現代文學來說，“費厄潑賴”一直在緩行。非但如此，在文學觀念與創作的論爭當中，連打“落水狗”的正當性與合理性都失去了，甚至是不問青紅皂白的一頓亂打。緩行“費厄潑賴”使文學的論爭往往超出文學自身的范圍，而上升到一種國家社會批判，甚至人生攻擊。如王蒙所說：“魯迅先生大概不會想到，在解放以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這一篇名作得到了特別突出的、空前的宣揚和普及。”這是魯迅先生所未曾預料到的，也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為主要標志的文學革命確實帶來了文學的變革，新文學以崛起的姿態宣告了舊文學必將終結的歷史趨勢。文學上的這種變化首先是指向文學自身的，是文學自身的形式、內容、思維方式等方面的變化。但是文學革命畢竟只是作為向傳統文化發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或者說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手段和工具，所以新文學從發生那一天起就已經暗含了其作為手段與工具的性質。魯迅關于棄醫從文的解釋本身就把文學當作與醫術一樣可以施行救治的工具，只不過其作用對象及功效不同而已。而且文學自身還未及深入進行下去就被啟蒙的文學所取代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整體首先是工具與手段，然后才是藝術自身。可以說，文學與五四時期所提倡的科學、民主等口號一樣被淹沒在工具理性之中了。這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就定下了一個基調，同時由于從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里，中國社會一直處在內憂外患之中，文學并沒有得到很充裕的反思空間，偶爾有人對這種工具手段性提出質疑也被這種一元的價值判斷標準所打倒。那么這種強調一元化的文學發展趨向的文學觀念根本就不可能容忍其他的理論觀念的介入，文學也在一元化的道路上逐漸走向了極端。寬容精神的缺失不僅使文學蒙受了損失，而且也影響了民族心理的發展取向。與魯迅對文學所抱的工具與手段目的所形成截然相反態度的是他的兄弟周作人。雖然周作人做了漢奸附逆敵國，但是在周作人身上體現出來的是與魯迅所不同的一種寬容精神。在新文學發展的初期，周作人就提出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等文學創作理念與主張。這與新文學的人道主義的整體思潮是吻合的。早在魯迅發表《摩羅詩力說》以張揚中國人在自強過程中所需要的摩羅精神的時候，周作人就發表了《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在這篇論文中，他認為文章應該具備三種條件：“具神思，能感興，有美致。”在《人的文學》當中他所探討的人是不分階級不分種族的，“因為人總與人類相關，彼此一樣。”“我與張三李四或彼得約翰雖姓名不同，籍貫不同，但同是人類之一，同具感情性情。”

從這些對文學及文學所描寫的人的理解上，我們看到周作人所提倡的文學是更加貼近藝術，更加貼近人的心靈的一種文學。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學”是針對于舊文學對人的肉體與個性的壓抑與戕害形容的，而非靈肉和諧的“人的文學”。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周作人對封建文學的反對最終指向是回到文學自身的，強調文學表達人的個性與自由，而非把“人的文學”作為一種反對舊文學的手段而達到啟蒙的目的。周作人在新文學發軔時期以其巨大的理論貢獻與魯迅一起成為了新文學的旗幟，他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等文學創作理念以及由此反映出來的人道主義思想與當時的文學與社會思潮雖然在指向上存在差異，但是從表面上看是合拍的，表面上的相同性遮掩了精神實質與追求取向的不同。然而周作人在文學朝一元化趨勢發展的過程中，越來越顯示出其異質性。面臨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時候，本來就暗含工具性的新文學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戰斗工具，依然堅守自己純粹文學立場的周作人便顯得不合時宜了，從引導潮流到隱沒江湖說明了周作人的文學觀念已經被時代所拋棄。提倡文學寬容精神的周作人卻沒有得到寬容。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堅持文學發展非工具與目的性的并不僅僅只有周作人。作為“自由人”出現的胡秋原所堅持的文學立場與周作人是極相像的。面對左翼文學與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文學所強調的文學對國家民族責任的承擔，把文學作為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宣傳工具，他表達了文學非黨非派的自由人的立場。胡秋原認為：“文學與藝術，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同時，他的“自由人”所提倡的自由與民主并不是要文藝超階級、超政治。

也就是說他認為，文學要承擔起社會責任，但是文學首先應該是文學，要有文學可以按照自身規律發展的條件，強調文學的載道功能，必然是對文學的一種戕害。但是胡秋原的觀點馬上遭到來自于“民族主義”與左翼的兩個方面的攻擊。邱九如在《漢奸的自供狀》一文中對胡秋源進行公開的謾罵，胡秋原被說成了漢奸賣國賊。這種謾罵超出了一般的文學論爭，魯迅在《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斗》一文中及時地指出了這種謾罵的錯誤傾向。但是一些人出來對魯迅的這種態度給予了批評，認為這種辱罵沒有什么不可以的，魯迅的態度無形中已經向敵人陪笑臉三鞠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