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興紫砂有一個獨特的現象，自明迄今，諸多文人參與了紫砂陶的設計、書法、題詩、繪畫、刻章，與陶藝師們共同完成每件紫砂陶器的制作。由于文人的文化修養與創作靈感體現在器物造型上，題詩鐫刻提升了壺的觀賞價值，由起初的以壺寄情，進一步提升到了“字依壺傳”、“壺隨字貴”的境地。歷代較著名的題詩鐫刻者有陳曼生、董其昌、鄭板橋、任伯年、吳昌碩、唐云、亞明、馮其庸、黃賓虹、陳十發等等，這些文人對宜興紫砂文化內涵的擴展起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宜興紫砂陶刻是在紫砂泥制成坯后，在坯體上進行刻字畫來表達意境。由于紫砂陶坯具有良好的可塑性，藝人們易于在紫砂陶上進行雕刻，無論魏碑、篆、隸、漢瓦、草、鐘鼎銘文等各種書體，還是花卉、蟲鳥、人物、山水等國畫白描，都能在設計者的構思下巧妙地融入紫砂陶的創作中，表達特定的哲理或寄予情思，這種獨特的表達方式被稱之為“陶刻語言”。準確把握“陶刻語言”將大大提高紫砂陶的藝術品位，從而提高紫砂陶本身的價值。

紫砂陶品成為了匯集國粹、文學、書法、繪畫、金石于一體的物質載體。實際上，正如說話要看對象、識別場合一樣，“陶刻語言”并非是把國粹、文學、繪畫、書法、金石等藝術進行簡單堆砌，而是以適當的表達為依據綜合運用。以民國時期儲銘制作的紫砂“德鐘壺”為例（見圖1），此壺以簡約、清逸的書法陶刻裝飾，壺身的一面銘刻：“陽羨新春能解慮，香浮雀舌助我詩。宜持氏制”，另一面則刻有：“東坡舊制，陸羽新經。圣夷”；壺底有篆書印款“龍溪山人”；蓋內有篆書印款“儲銘”。陶刻內容簡潔，保持了紫砂“陶刻語言”的單純度，具有文人意味，這是中國文化的體現，也是紫砂陶刻之大道和生命力所在。“德鐘壺”的造型取自“盅”型，圓型平鈕與器身形似。壺頸修長，大口蓋，壺蓋微微鼓起，而蓋上的一條細線作為裝飾真是神來之筆，細線的厚薄、寬窄、位置已經達到不可做任何改動的程度。直流嘴規整有力，耳形圈把拿捏平穩。整體上看，此壺穩坐如鐘，厚重如山，有清正直諫君子之風度，君子當以有為之心，修有為之業，德行天下，興我中華，故名“德鐘壺”。

“陶刻語言”有個重要的原則，要求切題、切壺。“德鐘壺”的銘文“陽羨新春能解慮，香浮雀舌助我詩。宜持氏制”言簡意賅，宜興在秦漢時期稱為“陽羨”，由于古今文化的差異，在古時候“陽羨”可以借指宜興出產的茶。兩句詩文本身具有首創性，意思是說：早春喝宜興出產的雀舌新茶可以化解我的憂愁，悠悠的茶香能為我寫詩助興。詩文里頭包含著茶文化，早春大地回春、萬物復蘇，人體和大自然一樣處于舒發之際。雀舌新茶性溫，此時喝雀舌新茶可以散發漫漫冬季積郁于人體之內的寒氣，促進人體陽氣生發。雀舌新茶香氣清高、滋味醇爽，令人精神振奮，可消除春困，提高人體機能效率，怪不得能使人詩性大發呢。“德鐘壺”另一面的銘文“東坡舊制，陸羽新經。圣夷”也是有深意的，東坡是指北宋大詩人蘇東坡，蘇東坡對于茶葉、水質、器具、煎法都頗有講究，也寫下不少膾炙人口的詠茶詩詞。

此外還有東坡本人親自制作茶壺烹茶的傳說，后人稱其制作的壺為“東坡提梁壺”。而陸羽在茶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著作《茶經》為唐代中期茶文化和茶文學的創作起到了倡導作用。壺藝和茶文化本來就是相互依存、共同推進的關系，“德鐘壺”提到的東坡和陸羽兩人都是壺文化和茶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人物。此外，“陶刻語言”要求表現出濃烈的刻味。刻味應是簡約而不簡單、精微而不瑣碎、粗放而不粗俗。刻味和篆刻的技藝有關，具體操作取決于刀功的水平。用刀應表現為沉重、痛快、爽利，一刀下去要求意到刀到，深淺、行速、節奏恰到其位，并且兼顧內涵。有人稱陶刻為“以刀代筆”，其實這不是簡單的“以刀代筆”，因為刀替代不了筆，但是準確的刀法可以表達筆意。

欣賞“陶刻語言”也應當注重看刀功的表現，這樣才能體味出作品渾厚而有深度的韻味。強調刀功，其實就是強調紫砂“陶刻語言”表現力的體現。由刀功看書畫、思哲理、悟人性，方能欣賞到“陶刻語言”的真諦，產生思想共鳴，令你感受美的滿足，這就是深層次的藝術鑒賞。

紫砂的“陶刻語言”具有濃郁的中國文化元素，是紫砂藝人的創造個性和藝術作品交融的產物，是紫砂藝術創造性成熟的體現，也是作品達到較高藝術水準的標志。因此，“陶刻語言”的繼承和發展對紫砂藝術的日益精進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