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出生的呂翼，是近年在文壇嶄露頭角的彝族青年作家，魯迅文學院第十五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青年作家班)學員。

呂翼的故鄉是地處滇東北的云南昭通，這里因為所處地理位置偏遠，屬于云南比較貧困的地區。但是，歷史上昭通卻又是中原入滇的重要通道，有豐厚的文化積淀。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起，這塊土地上崛起一個有影響的作家群體———昭通作家群。呂翼屬于這個群體的后起之秀，已經體現出比較強的創作實力，正在成為這一群體的中堅力量。這個群體的重要特色之一便是底層寫作和苦難的呈現。

不是作家們有意要以苦難來吸引讀者的眼球，而是這塊貧瘠的土地上承載著太多的苦難人生。作家不過是以自己的良知在對人生進行文學的拷問與探尋。呂翼的小說主要關注點是鄉村底層的現實生存，在表現苦難人生的同時，也體現了他對這一層面人物的愛與痛。走進呂翼的小說，同樣可以感受到作家的心靈在苦難面前的掙扎與沉浮，同時他也在努力尋找著光明的方向。

一

底層寫作在中國文壇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關于它的概念、范疇等等問題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和態度。但是，面對底層生活的文學創作實踐，又以不可抵擋的態勢提供了風格各異的文本，它們考量著評論的視野與境界。所以一提到“底層寫作”，總是和“問題”“困惑”“爭議”這些詞語相關聯。評論家孟繁華清醒地意識到:“在‘整體性’已經破碎，多元性已經建構了新的文學格局的時候，妄論統一的‘文學本色’是試圖建立新的‘整體性’，但要實現這樣的意圖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既不是今天文學的現實，也不是文學未來發展需要的路線圖。”①應該說，所謂“底層寫作”是一部分作家面對急劇變化的中國現實，尤其是農村的復雜現實作出的文學選擇。既是作家情感的要求，也是作家良知和理性的自覺選擇。在具體的寫作實踐中，作家和評論家都在努力探索著關于“底層”的寫作方向。2006年，《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曾經舉辦了一場“底層與文學”研討會②，會上作家和評論家們各抒己見，雖然未能形成統一的定論，但卻從不同方向拓展了“底層寫作”的維度。當評論家們在為概念而爭論不休的時候，曾經做過礦工的北京作家劉慶邦在研討會上發言說到自己的創作時，稱自己是“不自覺中就進入了寫底層”。這是作家的人生閱歷中積淀下的底層情懷在起作用。生活在邊遠的云南邊地鄉村，同樣身為農民之子的青年作家呂翼，在走上文學道路之后，也是以“不自覺”的方式選擇了他最熟悉、最有痛感的鄉村生活作為他的小說中底層敘事的主要內容。

雖然關于“底層寫作”的爭議比較多，但似乎很多評論家都認同一點，即所謂底層，應該看到小人物和貧困、苦難的不可分割。小人物，意味著遠離權力，遠離中心，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中國鄉村的小人物，更是和貧窮、落后的生存環境密切相聯。社會發展進步的浪潮，很難波及到一些地處偏遠的鄉村。那里生息的小人物無論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都經歷著難以想象的貧困。出生于鄉村的呂翼，在成長中經歷過貧窮與苦難，也經歷過對鄉土的逃離與回歸。為了改變貧窮的命運，他曾經非常渴望逃離鄉土融入城市。但在城市的喧嘩聲中，他又發現鄉土才是靈魂的依托之所，天然地拒絕欲望城市對靈魂的“異化”和“壓抑”。就像很多“尋根”作家所經歷過的那樣，“雖身處鬧市卻魂系鄉村”，成了呂翼進入小說寫作的最初動因。血液中天然積淀下的“底層情結”，使在他獲得文學表達的話語權后，自然地把目光投注到那些無法逃離鄉土的小人物身上，關注他們的生存與掙扎。呂翼的小說也經歷了由“不自覺”地關注底層，到“自覺”表現底層生存的過程。某些作家對鄉土的回歸，是“用溫馨詩意作基調，構筑一個個高山流水般的理想世界”，以此來建構自己心目中的鄉土世界。而呂翼的小說則不同，他更關注農民的精神困境和現實的苦難境遇，為他們還生活在貧困中而備受煎熬。這是一個作家的良知，有愛才會有痛。

呂翼筆下的鄉村小人物，和他有著永遠無法割舍的“親緣”關系。他們是他的親戚、朋友、鄰居，也是他文學寫作道路上重要的精神資源。所以，他筆下的人物才會那么生動、傳神，栩栩如生。他的小說中虛構了一個名叫楊樹村的村莊，聚集了一批“留守”的鄉村人物。這些人物都是些卑微的小人物，卑瑣而生動地活著:配種人王矮三、獨眼趙四、姜寡婦、羅二嫂，所謂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隊。而楊樹村是一個“周圍都是山”，封閉、落后的偏遠鄉村。在這個封閉的世界里，生命的形態變得單純而又駁雜，他們為基本的生存而忙碌，卻又不忘記互相斗嘴、調情，苦中作樂，把日子過得滋味齊全。

在《雨水里的行程》、《方向盤》、《別驚飛了鳥》、《你的爹，我的兒》、《樹葉風塵》、《果農》等小說中，呂翼延續了楊樹村這個村名，在幾篇寫城市生活的小說中，也讓楊樹村的人物繼續出場，從而形成了一個關于“楊樹村”的系列小說，對烏蒙山鄉底層民眾的生存有了比較集中的展示。讀者從中可以窺見中國鄉村現實生存狀態的一個側面。一個無法忽略的事實是，因為自然環境的因素，楊樹村和外面那個日益變化的時代之間存在著或多或少的距離。無論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這里都呈現出嚴重的滯后現象。尤其在小說中一些上了年紀的人物身上，這種滯后更加突出。他們生活的環境和外面的文明進步的現實之間還遠遠不能“同步”。在《你的爹，我的兒》這個中篇小說中，楊樹村的運轉體現出一套自己獨特的“秩序”，村主任老轉對王矮三說的一番話透露了這套秩序的秘密:“我們有政策，可以讓你成為富有的人，也可以讓你一輩子窮下去。”村婦小桃紅對村主任老轉的幾句抱怨則一下子就點到問題的實質上去:“你一紙責任狀，就把責任落實下來。每年村里發生什么壞事，都跟你沒有關系。……要不是你那責任狀，將責任落實在每一家每一戶，你早就當不了村主任的。”在一個偏遠落后的鄉村，社會秩序的運轉似乎跌入了一個怪圈。一個小小的村主任成了權力的至高代表，他手上的公章、紅頭文件便可以把村民的一切置于自己的統治之下，甚至可以說出“你的羊在我的文件里”這樣的話。而村民在權力面前卻只有以卑微的姿態，才能得到些許的利益。于是代表著這套秩序的公章的丟失，也就成了楊樹村的一件大事，老轉甚至以找不到公章，要“剁”掉全村人的手指來威脅人。雖然村民在權力面前也可用放肆的語言表達自己內心的不滿，但是也就僅僅限于語言為止，他們不可能有更多的反抗。“逆來順受”已經成為一些底層民眾血液中不可更改的符號。所以小說的最后一節，呂翼讓矮三和趙四兩個小人物走在村莊的暗夜里，踩著滿地污穢，感覺到從來沒有過的“冷與黑”。兩人拉著手互相取暖，呼喊著那個偷走公章的能人陽庚的名字，一個喊他爹，一個喊他兒，以此宣泄內心的憤懣與無奈，也傳達了一種虛無的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