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普遍性的現象，“底層寫作”是近十年來勃興的概念，它在國內形成一股極具沖擊力的潮流，迅速占領了文學書刊的大片陣地，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和重視。如今，關于“底層寫作”的研究甚囂塵上，不管是肯定也好還是質疑也好，值得慶幸的是，它還沒有被習慣性地冠以某種“主義”而另標奇異，而是被納入到了“現實主義”范疇之中。現實主義是文藝創作的基本方法之一，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提倡客觀、冷靜地觀察現實生活，側重如實地描摹或反映現實生活，“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來描寫”，力求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現實主義文學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文學樣式，不僅貫穿于中國整個文學發展歷史的長河，也是世紀之交當下文學的主潮。進入新世紀以來凸現的“底層寫作”可以作為現實主義文學的一種深化和發展形式來理解，是一種新的文學現象或思潮。

一、“底層寫作”的產生機緣和現狀

對“底層”的審視性關注是古今中外現實主義文學共有的傳統，是最具表現力和感染力的所在。論者認為進入新時期以來，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傳統的革命現實主義得到恢復與發展，主要有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知青文學等思潮。第二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中至末期，中國現代主義崛起，現實主義受到嚴峻挑戰，原來的現實主義文學陣營發生了分化，有的作家堅定地“守望”在現實主義的陣地上，有的則打出新的旗號，去進行文學的實驗與探索，更多的是從西方與東方的文學遺產和文學新成果中廣泛吸取營養，從而煥發出新的藝術創造力，于是有了心理現實主義、紀實現實主義、象征現實主義、文化現實主義、生命現實主義、新寫實主義等各種主義。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由于市場經濟的推進，中國的社會與文學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為了及時地反映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與適應讀者日益多樣的審美需求，便出現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文學新品種，如新市民小說、新都市小說、新移民小說、新歷史小說、新聞小說、文化關懷小說、新體驗小說、新儒林小說，等等。［1］6－7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保持高速發展，政治環境相對自由寬松，得到鼓勵支持的文學與文化事業急劇繁榮以至膨脹泛濫，社會結構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因為貧富差距和城鄉差別加大而造成的經濟階層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不公平問題日益凸顯出來。特別是在我國極力推動的現代化建設進程和由于經濟因素促動而愈演愈烈的城市化進程的雙重背景下，長期被壓抑的來自社會底層的聲音終于爆發、釋放并且通過各種形式得到傳達，相信文學的功利作用、具有社會擔當意識的作家有責任也有幸記錄下這個時代的真實表情，或者去探尋潛流涌動的社會真相，或者代民立言，或者表達自己對廣大社會底層的同情與關懷。也就是說，“底層寫作”的生長土壤與社會現實息息相關，是對充滿復雜矛盾的生活、生存乃至人的存在的一種必然反映。這里論及的“底層寫作”不僅有所特指，追究起來，還直接承接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寫實”小說以及90年代文學發展的余續。比如池莉、劉恒和賈平凹的一些作品(《煩惱人生》、《伏羲伏羲》、《廢都》等)，把注意力放在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常事上面，力圖精確地描寫他們的“生存之實”，關照的對象主要是處于底層和邊緣的普通人。［2］171

實際上，這種對“底層”的關照和敘述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不過它們都沒有“底層寫作”那么貼近和切進現實，講述的故事沒有那么逼真殘酷，對造成不良社會現象的原因的揭露沒有那么露骨徹底。直到2002年前后“底層寫作”作為一種現象開始顯現(劉慶邦《神木》可視為發端性作品)，隨后特別是2004年、2005年涌現出了大量的“底層小說”和“底層作家”，漸漸形成氣候并引起文學界的熱烈討論，至今已經成為小說創作的主潮。當時，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曹征路的《那兒》、《霓虹》，陳應松的《馬嘶嶺血案》、《太平狗》，王祥夫的《找啊找》、《街頭》，劉慶邦的《神木》、《到城里去》、《穿堂風》、《啞炮》，等等。他們在國內主流刊物上發表作品，多為中短篇小說，還有一些近年來單獨出版的長篇小說，比如孫惠芬的《吉寬的馬車》、賈平凹的《秦腔》、《高興》等，同時還有一大批非專業的網絡寫作者，以及處于邊緣地帶逐漸浮出水面的“潛在寫作”者，比如寄居深圳的所謂“打工作家”。網絡也是“底層寫作”的一個重要陣地。一些具有傳統色彩的重要作家，比如寫出《你在高原》的張煒，他們的底層敘事或者民間性表達也甚為惹人注目。這些作家把目光直射到社會的最底層，關注的對象多為普通工人、從農村漂到城市的民工群體、無業者，通過細致描繪底層人物經歷的苦難，通過對他們與掌握社會財富、富有優越感但缺乏同情心的上層人或者城里人的對比敘述，或者直接通過底層人物的口吻，宣泄對不公平社會和一些黑暗現象的強烈不滿，具有深刻的控訴和批判意味，并達到了對人之生命終極叩問的高度。

二、“底層寫作”的現實主義精神

之所以把“底層寫作”納入到“現實主義”中去，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真實地反映了當下現實，對社會轉型期暴露出來的城鄉發展差距進行揭示。“底層寫作”首先向我們展示了一些不為人們所知或者被人們有意忽略、回避的特殊人群的真實生活，開辟了當今小說新的表現領域。比如《霓虹》中，通過倪紅梅死后留下的日記，詳細敘述了一個下崗女工為了生活被迫墮落從事妓女職業的悲慘人生經歷;《太平狗》寫陳大種和一條名叫“太平”的狗進城打工的遭遇;知識分子身份的著名作家賈平凹似乎更加親近“賤民”，依靠自己的親身體驗和敏銳觀察創作了長篇小說《高興》，是進城拾荒者的真實寫照，是反映底層生活的典型文本;另外還有直接以打工者身份躋身文壇的“打工文學”作家，關注的對象起初也是打工族。比如曾經在深圳打工的王十月(代表作《無碑》、《國家訂單》)、安子(代表作《青春驛站》、《安子的天空》)、謝湘南(代表詩集《零點的搬運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