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就有“義利之辨”。義利觀即道義與功利的觀點，是道德建設中的首要問題。編輯是出版事業的守門人，肩負著神圣的社會文化使命。編輯職業與“名、利”二字緊密相連，因此，正確的義利觀是編輯職業道德的內涵。當前，由于中國圖書市場化進程的加快、競爭的激烈使得有些編輯在對經濟效益的狂熱追求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職業道德操守，義與利的天平發生了傾斜，給自己、出版社及社會都造成了傷害，代價慘重，教訓深刻。那么，新形勢下，編輯工作應怎樣解決義與利的關系呢?

一、義與利的博弈:見利忘義?為義棄利?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經濟觀念的核心是義利觀。一般認為，義是指倫理規范，利是指物質利益。在圖書編輯中，義與利可具體指為圖書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顧此不可失彼，在具體的編輯工作中，如制定選題、組織稿件、審讀加工、整體設計，直到出版發行等等，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價值取向，就體現了義利之爭。

現在，有的編輯打著市場經濟的旗號，以經濟效益為編輯出版至高的準則，將義利倒置，陷入誤區，有損讀者利益的問題，屢見不鮮。方便讀者的事該做的沒有做，如:學術著作的出版不做索引;圖書的內容提要寫成了商業廣告;過于追求印張與定價，使讀者不堪重負。還有的編輯經不住物質利益的誘惑，為了一點蠅頭小利，從僥幸心理出發，不顧編輯的職業道德，置廣大公眾利益于不顧，出版了低級趣味和腐朽文化的東西，甚至選擇思想傾向錯誤或反動的東西出版，損害作為國家公共事業的出版社的形象，最終帶來自身經營的尷尬局面，不僅沒有獲得經濟效益，反而給出版社帶來了嚴重后果。

當然，市場經濟活動中，有些非法出版行為并不是赤裸裸的，而是通過各種偽裝以迷惑人的形象出現，在策劃組織書稿過程中，常常會撞上令人炫目的糖衣選題，它就像塞壬的歌聲，它一出現，差不多每個編輯都能感覺得到，像妖精那樣美艷，如果編輯沒有定力，被這種妖氣迷惑，就會讓出版社為之付出慘重的代價，輕者讓出版社遭受重創，停業整頓，重者則被取締，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這個過程來得快速而迅猛，如突發性急癥，見利忘義的結果幾乎就是自取滅亡。因此編輯一定要有敏銳而正確的觀察能力和判斷能力，必須按政策規定嚴格執行，否則，一旦失誤，將造成不可挽回的嚴重后果。編輯不能見利忘義，自然也無法做到完全為義棄利。

因為圖書的經濟效益是編輯職業和使命的重要因素，也是出版社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保障，追求經濟效益是編輯工作的目標之一，這是無法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無論怎樣心懷美好的理想，導致編輯的圖書盡管陽春白雪但卻曲高和寡，出版的圖書本本賠錢，試想還怎么再施展鴻鵠之志?上升到編輯活動的出版社，慘淡經營年復一年，入不敷出，負債累累，生存都成問題，又怎么能把出版事業進行到底?可見，沒有良好的社會效益，編輯工作就會毫無意義;反過來，經濟效益又是編輯與出版社持續發揮社會功用的物質保障，忽視了業務經營效果，會危及出版社的成長壯大，甚至會導致無力生存，這樣，再談編輯的社會作用也會變成一句空話。

如此看來，義和利的問題看似簡單，但在現實中矛盾紛呈，蘊涵著許多變數，難以取舍。

二、義與利的統籌:義在利前，以義取利

正確處理義與利的關系，就要做到以義為先，即首先追求社會效益，這才是編輯工作的首要操守。編輯要從社會效益第一的原則出發，把握住出與不出，多出與少出，提倡什么，反對什么，堅守什么，舍棄什么，不僅嚴格把守書稿的藝術質量關，還要從政治和格調角度，嚴格審察，這也是編輯的責任意識，一個有覺悟的編輯應在每一個編審過程中有意識地規避風險，為出版社負責，為社會負責。這不僅是編輯的人生追求，同時也是出版社生存發展的必由之路。出版社所追求的，也在于自己出版的圖書有品位，有價值，有特色，有銷量，不斷達到兩個效益的辯證統一。當下出版社要行之久遠，就要始終堅守社會責任，反映社會主流，順應時發表展，而不能不義而利。即使是義與利矛盾的情況下，也要舍小利保大義，適當舍棄暫時的、眼前的利益，以期追求長遠的效益。義行利先，才能存之久遠，長興不衰。

其實，義和利，貌似相反，實則相通。只要重視義與利的統一，義就會向利轉化。“義”須有“益”于國家、社會，由“義”到“益”再到“利”，環環相扣，不能脫節。編輯只有積極投身于出版事業，熱愛自己的工作，才能敏銳觸摸時代脈搏，把握社會的步伐，捕捉圖書市場的熱點與賣點;才能視質量為生命，視差錯為仇敵，把自己編輯的圖書做成精品;才能提高編輯業務水平，優化、提升作者來稿的價值;才能愛惜羽毛，不出不良圖書，成為道義的擔當者、正義的維護者。這樣自然就會編輯出受到歡迎的暢銷書與常銷書，給出版社帶來良好的經濟效益。同時，良好的經濟后盾更支撐出版社走向壯大，更有余力為讀者、為社會出版更多更好的精神產品。

對編輯而言，由于圖書出版與營銷受到其他復雜因素的影響，有時可能出現“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形，即一本圖書可能是精品佳作，但是一段時間內見不到盈利，這在出版界中也是經常遇到的現象。對此，編輯要保持一顆平常心，相信讀者的眼睛，經過時間的淘洗，是金子總會發光的。千萬不能遭遇挫折就輕易改變航道，轉而編輯不良圖書。

在中國編輯的傳統道德觀念體系中，重義輕利的義利觀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安貧樂道，君子固窮，樂于奉獻，甘為他人作嫁，已經成為編輯的道德信念，乃至理想人格。舉凡編輯楷模，無不具有這種淡泊寧靜，不求聞達，鄙薄名利，安之若素的品格。這正是這種義利觀的正面社會效應之所在。即使在今天，這種義利觀對于我們編輯陶冶情操、修身養性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這種義利觀有一個很大的缺陷，就是把“義”和“利”絕對對立起來。在這里，義的高尚是以利的卑污作為反襯的，似乎只有舍利才能取義，如同“魚與熊掌不能兼得”一樣，義與利也是不可兼而得之的。這種重義輕利的觀念是不適合市場經濟的，是迂腐的，它使人們陷入了思想觀念上的又一個誤區。在市場經濟中，義的含義沒有改變，仍然是指道德、信仰、理想、觀念等，而利，在這里也不再是與義相對立、沖突的概念。沒有義，利將無所施;而沒有利，義也無所發展。義與利是相互依存的。市場經濟只承認義與利的統一和諧，而不承認義與利的對立沖突。“義”和“利”的和諧統一是相對的，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社會的有效調節，而市場經濟本身是無力執行這一社會職能的。“義”和“利”的矛盾則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三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民內部不存在以往階級社會那種根本的利害沖突。但是，三者之間的矛盾仍是客觀存在的，這就要求人們以國家利益為重，以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而不能唯利是圖、見利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