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顯揚門楣、克振家聲的宗族意識

“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為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2］

宗族意識是華夏文明的組成部分，在歷代詩文中，稱頌、追念父祖功德勛業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對歸有光來說，這份強烈的宗族意識尤具典型意義。

歸有光的祖上顯赫一時，在昆山曾是名門望族，“自工部尚書而下，累葉榮貴，迄于唐亡，吳中相傳謂之著姓”［3］，“吾歸氏雖無位于朝，而居于鄉者甚樂。縣城東南，列第相望。賓客過從飲酒無虛日，而歸氏世世為縣人所服。時人為之語曰:‘縣官印，不如歸家信。’”［3］但歸有光未能“仰圣門之蔭澤，挹令子之豐標”，從他的祖父輩起，歸家日趨衰敗。歸有光的祖父歸紳、父親歸正都未謀取功名，不曾有一官半職，祖輩的基業很快被消耗殆盡，至歸有光這一代，只余留碎瓦頹垣、陋室空堂和無盡的惋惜與哀傷。在局促、破舊、陰暗的項脊軒中，“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3］，這便是少年歸有光在讀書習業、溫籍經史的同時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讓歸有光痛心疾首、“深自傷悼”的不僅是家族光景的衰落，更有人心的分崩離析與家風的急轉直下。他在《家譜記》中痛陳:“歸氏至于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遠而未分，口多而心異。自吾祖及諸父外，貪鄙詐戾者，往往雜出于其間。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貧窮而不知恤，頑鈍而不知教;死不相吊，喜不相慶;入門而私其妻子，出門而誑其父兄。”［3］目睹此情此景，歸有光悲憤交加，亦心有不甘:“然天下之事，壞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況于骨肉之間乎?”［3］歸有光不僅賦予自己重振家邦的使命，潛心于科舉入仕，還將儒家倫理道德觀導入，作為治家的良方，希冀于“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于既倒”，表現了他作為一個經世尚儒學者的匡扶家國的使命與決心。

二涅而不緇、忠于內心的磊落性情

《北周書•盧誕傳》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歸有光卜居安亭鎮時期的講學授徒即為世人樹立了“人師”的典范:“竊以為科舉之學，志于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稟父兄之命而來，有光固不敢別為高遠，以相駭眩。第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即圣人之書，所稱述者即圣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即圣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3］，歸有光在《山舍示學者》中語重心長地勸勉四方慕名而來聽他講學的弟子。明代的科舉制度已落入程序化的窠臼，以八股取士，限制考生的自由發揮與創新思維，這是封建專制政權發展到極盛的產物。在這種形勢之下，應舉士人的志氣和熱血逐漸冰冷、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投機僥幸心理。但在歸有光看來，既然所學的是“圣人之書”、所承續的是“圣人之道”，所傳播的是“圣人之緒言”，那么就應該堅守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并以此作為讀書人的畢生追求。放眼歸有光的一生，無論是在文壇，還是官場，無論是出，還是處，他都有著自己的堅守和追求，遵循著心底的道義和原則。

首先來看文壇上的歸有光。歸有光生活在明前后七子之交的時期，在七子的大力仿效和倡導之下，“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風氣彌漫了當時的整個文壇。歸有光和唐宋派的代表人物也受到了復古思潮的影響。但與七子對古文的一味模仿和優孟衣冠不同，歸有光以其對古文精神氣質深入獨到的領會對抗形式主義的復古逆流，自成一格。據錢謙益的《震川先生小傳》:“熙甫為文，原本‘六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風神脈理。其于六大家，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則不難抗行”［3］，歸有光的文風上承《史記》、《漢書》，下繼韓愈、柳宗元，開啟了明清古文創作的新境界。歸有光主張文章的實質在于直抒胸臆，而非迎合世俗，除文風自出機杼外，在題材上，他創作了大量不避瑣細描寫日常生活瑣事的散文，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前后七子復古思潮的批判。這些文章記錄著與他的生命軌道相遇相交的人和事，抒寫著種種往來際遇和悲歡離合，滲透了作者的真情和摯感，以清新樸實的生活氣息和沁人心脾的藝術魅力，獨秀于當時枯槁晦暗的文壇。

官場的趨炎附勢、人情世故，歸有光不懂，也不愿懂。

他在科舉之路上艱難跋涉，是為了有效實現家族的復興、為了真正實踐他經世治國的理念，斷非貪慕榮貴、為區區五斗米折腰。歸有光在長興縣令任上，體恤民眾，興利除弊，不惜為百姓福祉得罪地方豪紳。他用古時的教化理論和方式治理民眾，每次審理案件之時，便令人把婦女兒童領到案前，用尖細的吳語循循善誘，斷完案即打發他們走，甚至不寫判決書。上級的命令若在歸有光看來不切實際，他就擱置案頭，不予執行;與上司意見不合，他也徑自照自己的意思辦。最終，歸有光因秉性剛直而得罪地方豪強，遭到排擠，被調至順德府(今河北邢臺)任副職通判，專司馬政。明代，進士作縣令沒有晉升副職的先例，因此，調任通判名為提升，實為重貶。即使遭受了仕途上的明升暗降，歸有光依然不改敬業初衷，秉承內心的價值信念，勤政為民，恪盡職守。在這個崗位上，他遍覽典籍，調查研究，編寫了注重實際、眼光獨到的《馬政志》、《馬政議》、《馬政職官》、《馬政庫藏》等文章，梳理歷代馬政的經驗教訓以供世人參考。此種精神實屬難能可貴。

三矢志不渝、忍辱負重的堅韌人格

少年時期，歸有光即在項脊軒中開始孤星伴月、寂寞清苦的讀書習業生活。王錫爵在《明太仆寺寺丞歸公墓志銘》記述他“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八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為文，大驚，以為當世士無及此者。繇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3］。歸有光的好學不倦與天資聰穎使其最初的應試之路一帆風順:19歲補學官弟子，20歲以第一名補蘇州府學生員。然而在此之后，這條道路開始急轉直下、險象叢生，對歸有光備加折磨，以致他耗費了畢生精力。從20歲起至35歲的15年間，歸有光5次參加應天府鄉試，最終在嘉靖十九年(1540)取得鄉試第二名。從35歲起至60歲，在這段人生中最能一展抱負的年華，歸有光繼續在漫漫科舉路上跋涉前行，承受著八上春官不第的磨難與苦痛，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他終于考中三甲進士，第一次距離顯揚宗族、經國濟世的理想如此之近，然而彼時歸有光已年近60，“壯志未酬身先死”的威脅也在另一個方向悄然逼近。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奮斗史，鮮有人能如此執著于心中的理想，人們或者被現實打敗，或者被自己打敗，做了人生的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