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靜的春天》一書是美國海洋生物學家兼作家蕾切爾•卡森于1962年出版，這是一部生態倫理學著作。它的出版創造性地開創了環境保護主義的先河，是人類生態意識覺醒的里程碑，是生態學新紀元的開山之作。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其再版前言中這樣評價：“無疑，《寂靜的春天》的影響可以與《湯姆叔叔的小屋》媲美。兩本珍貴的書都改變了我們的社會。”[（1]P6）時隔半個世紀，如今科技時代的到來使人類在獲得巨大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同時，也對科技產生了強烈的依賴性；而隨著科技對人類生活方方面面的滲透，科技日益凸顯的負效應逐漸影響到人類的生存環境。因此，從現代科技倫理視角去重新審視這本20世紀最有影響的生態倫理學著作，進而深刻地探尋其中所蘊含的生態學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寂靜的春天》共包含十七個章節，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先從一個虛擬的小城鎮入手，提出一種奇怪的現象：美麗城市的春天本應鳥語花香、生氣盎然，但這里卻生命凋零、死氣沉沉，被一片奇怪的寂靜所籠罩；第二章一直到作品的第十六章為第二部分，作者通過對DDT———一種被廣泛使用的殺蟲劑在食物鏈中的凝聚作用和最終對人體的遺傳所造成的危害，揭示了一個令人驚駭卻無法回避的事實：人們用以對付有害昆蟲的技術竟然對準了自己。作品的最后一部分即第十七章，作者提醒人們，要“認真對待生命這種力量”，并謹慎地運用人的智慧和力量克服“征服自然”的妄尊自大的思想，她尖銳地指出，人們目前面臨的一種潛伏在我們環境中的災難是完全由“我們現代的生活方式發展起來之后，由我們自己導入人類世界的。”

一、陣痛中的反思———在現代科技倫理視野下人

對自然承擔的道德義務“現在每個人從未出生的胎兒期直到死亡，都必定要和危險的化學藥品接觸。”《寂靜的春天》從科技的負效應出發，真實地描述了殺蟲劑、除草劑等化學藥物對全球環境的破壞，描述了它們是如何通過蒸發、雨水、滲流水、河流等多渠道、多軌跡地遷移和循環，造成對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而科爾伯恩等三位學者在《我們被偷走的未來》一書中也指出，“在人類出現在地球上幾百萬年的絕大多數時間，我們只是局部性的給環境帶來破壞性的影響。人類那時的這些活動對地球環境的影響和形成這個星球的自然力量相比還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現在的情況變了，在20世紀，人類和地球的關系進入了史無前例的新階段。空前巨大的科學技術力量、迅速增加的人口已經把我們對環境的影響從局部和區域擴展到整個星球。在這個變化過程中，人類從根本上改變了整個地球的生態系統。”[2（]P142）自然是人類生存的根基，具有人類不可忽視的外在價值和內在價值，所以，人類作為地球主人所承擔的道德責任和義務，就不應局限于傳統的人類社會，而應將整個自然生態系統中的所有非人類存在物列為道德關懷的對象，對它們承擔一份道德和義務；人對自然的依賴性使人與自然成為一個特殊的整體，人對自然的道德和義務實質上是對人類自身的道德和義務，人類對自然負責實際上是對人類自身負責。但長期以來，人類以道德顧客的身份自居，把人類所具有的某些特殊屬性視為人類高于其他動物且有權獲得道德關懷的根據。在他們看來，正是由于人具有了這類只有人才具有而其他動物所不具有的特征，道德才與人有關，與其他動物無關，所以只對自身負有責任，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只對自然有索取的權利沒有對其承擔責任的義務。

實踐證明，權利和義務是相互的，根據規則的普遍性原理和一貫性原理，如果具有某些特征的人類存在物有權獲得道德關懷，那么具有相同特征的非人類存在物也有權獲得道德，人類不應采取“道德歧視”的態度，只對人提供“道德服務”。大多數環境倫理學家認為，人類應當以這樣一種方式來運用他那獨特而優越的理性和道德，使得這種運用不僅有利于人的生存，而且有助于生態系統的穩定和其他生命的繁榮，人作為良知的體現者，要自覺地承擔起維持生態平衡的責任。自然生態系統作為一個生物存在體，有它自身的生長、繁榮和衰落期，盡管它的存在和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一旦自然界中有了人類的活動，就會加速或延緩它的循環過程。自然是人類生存的物質家園，人類對自然界有全方位的依賴性，因此，拯救自然即拯救人類本身，人類對自然的友善即對人類自身的友善。人類與非人類存在物是密不可分的整體，人的生存離不開一個穩定的生態環境，離不開生物的多樣性，在生態危機日益嚴重的今天，人類的利益與其他物種乃至地球的利益已休戚相關。維持人的生存，就內在地包含了維護作為人的生存根基的生態系統的生存，而保護了生態系統，人的生存也有了保障。

二、從“控制自然”到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控制———在現代科技倫理視野下倫理范式的轉變

卡森曾提出這樣的質疑：“是誰作了這個決定，它使得這些致毒的連鎖反應運動起來，就像將一塊石子投進了平靜的水塘，這個決定使不斷擴大的死亡波紋擴散開去！是誰在天平的一個盤中放了一些可能被某些甲蟲吃掉的樹葉，而在天平的另一個盤中放入的是可憐的成堆雜色羽毛-在殺蟲毒劑無選擇的大棒下犧牲的鳥兒的無生命遺物！是誰對千百萬不曾與之商量過的人民作出決定-是誰有權力作出決定，認為一個無昆蟲的世界是至高無上的，甚至盡管這樣一個世界由于飛鳥搭拉的翅膀而變得暗淡無光？”是“人們激烈而輕率的步伐勝過了大自然的從容步態。”她指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生命凋零、死氣沉沉的凄慘現狀，是由于人們用以對付有害昆蟲的技術竟然對準了自己，而究其根源則是在“控制自然”理念下的對科學技術的濫用所致。人類科技能力的急劇膨脹，“是我們的不幸，而且很可能是我們的悲劇。因為這種巨大的能力不僅沒有受到理性和智慧的約束，而且還以不負責任為其標志。征服自然的最終代價就是埋葬自己”。萊斯在《自然的控制》一書中曾揭示了人與自然倫理關系方面存在的倫理問題，并指出控制自然這一關系的內在悖論———它既是進步的又是退步的根源。長期以來，人與自然的關系成為一種父權征服和統治的關系。人們一意孤行地把自然放在自己的對立面，沒有看到人與自然關系的現實復雜性，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們只看到了自然的工具價值，卻忽視了自然的整體價值，征服、控制自然的觀念日益成為不證自明的東西。恩格斯曾經指出，盡管人類對自然勝利了“，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由于“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響”，導致“自然界對我們進行報復”。科技在人類的“無家”狀態過程中曾起了催化劑的作用。海德格爾認為“，只有被給予的東西持續。源初早來的持續著的東西是給予者。”[3（]P31）現代技術的框架本質上是一種命運性的東西，它對人來說，是一種被給予的東西，而對于那個給予者來說，則是一種給予。“那個內在的不可摧毀的人對給予者的從屬關系才顯露出來———如果人開始根據自己的作用來思考技術的本質的話。”[3]（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