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外流與新農村建設路徑

　　這篇農村建設論文投稿發表了農民外流與新農村建設路徑，農業現代化是全面建設小康的基礎和物質保障，隨著農村人口逐漸減少，給城市帶來了巨壓力，論文通過結合韓國新村運用的成功經驗，探尋了一條以農民為主體、供需匹配、就近城鎮化的農村建設路徑。

　　關鍵詞:農村建設論文投稿,現代化,推拉理論,新村運動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審議通過了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其中明確指出，農業現代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基礎和物質保障，促進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同步發展，農民成為農業農村興旺發展的主體和直接受益者，但隨著中國工農業現代化、城鎮化的迅速發展，農民持續流出農村，到省內外中心地帶務工，這給農村帶來雙重影響，正面影響表現為緩解了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進農民增收，改善了農村家庭生活，其負面影響更為顯著，導致了農村空心化的現象，但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浪潮下，農民流動已是必然趨勢，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探討中國社會新農村的建設和走向已經成為了一個時代課題。

　　一、農村人口外流對農村產生的消極影響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民大規模涌入城市，出現了蔚然壯觀的“民工潮”，致使“三農”問題衍生成為“四農”問題，隨著時間推移，這種趨勢并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只是方式稍有不同，流動之初，多為異地流動，懷揣著淘金夢，親幫親式的候鳥式遷徙，現在則趨于務實，城市工作，回家養老，因為只有極少數的農民工才能在城市安家，與老一代農民工不同，新生代80、90后的農民工將城市夢作為自己的最大追求，這對傳統鄉村禮治秩序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對農村社區的管理和建設帶來極大的挑戰，同時改變了家庭甚至社會結構，造成了“留守”問題等。

　　(一)禮治秩序受到挑戰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論述過[1]，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鄉土社會中的人靠土謀生，安土重遷，人口流動的范圍和頻率都非常小，所以人們占有的土地資源也很少變動，在這種幾乎代代如是，循環卻不常更新的社會環境中，人們可以借助長輩們的經驗，盡可抄襲做自己生活的指南，那是一個父權和老人權威的時代，憑著被實踐證明是有效的經驗得到了鄉土民眾的愛戴，但農民流動的主體是青壯年勞動力，他們從城市帶回新的知識、技術、信息、思想，沖擊、動搖了傳統鄉村的老人權威，鄉村老人的生活經驗對他們來說意義不大，甚至失去意義。鄉土社會同樣是“禮治”、“無訟”的社會，“禮”便是得到社會普遍認可并予以遵守的一種秩序規范，它并不是靠外在的權利或刑法來壓制，而是在人們的內心種上了敬畏的種子，由內而外的認可和服從，但隨著農民的外流，長期固守在外，對于這種鄉土的秩序意識變得淡化，同時由于房價、戶籍等原因無法完全融入現代工業文明和城市生活，因而無法建立新的規范和秩序，所以，他們的意識和行為處于失范的狀態，即原有的規則受到沖擊，新的規范又尚未建立，或與鄉土社會出現矛盾，造成秩序的混亂。農民流動的財富效應導致了農村出現分化，個人能力、膽識和機會不同，收獲的財富不同，原來的農民帶著一種鄉土本色，靠地謀生，每個家庭的收益幾乎相同或略有差異，自民工潮始，同質的農莊變得貧富不均，出現異化與階層分化，同時衍生出新的社會矛盾，影響了祥和的鄉村社會。

　　(二)人才外流農村衰敗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很多場合、很多會議上都強調了人才的重要性，人才是創新發展的主體。鄉村人才一直供給不足，表現在管理領導的人才和專業技術領域的精英嚴重不足兩方面。首先，隨著取消戶籍的限制和農民流動的熱潮，農村中的青年人紛紛選擇大城市上學，學成后留在城市就業，其次，本就是城市戶口的大學生或知識分子也更愿意在城市深造，農村對他們來說不具吸引力，這對本就缺乏人才的鄉村來說就是雪上加霜。人才缺失，談不上先進的鄉村治理，更談不上創新和農業現代化，加速了農村的衰敗，更拉大了與城市之間的距離，阻礙了新農村建設的步伐。在農民外流的人群中，除了有知識、技術的農村精英，更多的是普通的青壯年勞動力，他們是“鄉土”社會的生力軍，隨著社會流動日益加強，他們紛紛拋地棄荒，脫離農業，進入城市尋求更多不同于農村的職業與機會，即便國家增加投入，招商引資，農業產業優化升級，農村環境煥然一新，農民生活不斷改善，但這樣大規模的外流，帶給鄉村社會的消極影響是毋庸置疑的，缺乏青年勞動力的農村，人口年齡結構失衡，家庭結構失衡，本就資源不均的社會更難以平衡優質資源，可以想象，這樣的農村必然會逐漸衰敗。

　　(三)帶來“703861”問題

　　顧名思義，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走出鄉村，必然導致留守問題，包括留守老人的養老問題，留守婦女的生計問題，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等[2]。青年勞力外流，家中老人要負擔農活，要照顧小孩，老人體力難以承受，田地收益必然不好，導致很多農田荒廢，老人承擔的事務繁重、壓力很大，兒女又不在身邊，沒有得到很好的照顧，晚年生活非常凄苦，為整個中國鄉村的養老問題增添了新的特殊情況;由老人照顧孫輩起居、教育，同樣會出現很多的問題，一般隔輩親，老人很多溺愛孩子，形成教育上的偏差，小孩們長期離開父母，享受不到父母在親情上的慰藉、在學業上的囑托、在道德規范上的言傳身教，容易和父母感情冷漠，性格孤僻且任性自私，引發社會治安的問題，據有關調查顯示，在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兒童長大后犯罪的占有很大的比例，他們也很向往城市的生活，在由祖父母照顧成長之后也流向城市，形成新一輪的民工潮，同時使得老人更加的孤苦、無依無靠;還有留守的婦女，她們要代替丈夫承擔農業生產勞作，同時也要履行好照顧家庭的責任，生活的壓力非常大，并且與丈夫長期分居，忍受著精神、情感、道德上的煎熬，很可能會面臨家庭結構的重大改變。很多新聞已經報道過農村離婚率攀升，出現搭伙的新現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個問題。

　　二、農民持續外流的原因

　　農民的社會流動包括縱向流動和水平流動，勞動者職業的轉換和城市農村居住環境的轉換，這改變了原來社會的結構，也改變了農民的身份。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農民不斷外流，其原因可歸納為這是一種中國現代化的必然趨勢，經濟體制的轉軌，國家政策的導向不同程度上促進了農民的社會流動，它也深刻的反映出當今中國的城市和農村不管在經濟發展水平，還是資源配給方式上都存在著很大的差距[3]。

　　(一)中國現代化的特定現象

　　中國出現大批農村人口尤其是青壯年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體現了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家在特殊的歷史階段出現的特定的現象，中國的社會發展速度超過其他任何發達國家，中國社會結構無時無刻不在變動與轉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需要城鄉之間快速縮小差距，沖破種種限制，實現合理的社會流動。1.二元結構的松動20世紀50年代起，為了快速振興中國工業，實現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建立城鄉二元的戶籍管理制度和農業集體化，體制較為僵硬，阻礙了正常的社會流動，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分田到組，分田到戶，農村開始有了剩余的勞動力，每個勞動力都肩負著一個家庭的責任，這讓農民有了流動的可能，政府開始允許農村人進入城市務工，政策為“離土不離鄉”[4]，因此也有了“農民工”這個稱謂，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同時伴隨著就業前景變得廣闊。

　　20世紀以來，國家逐漸開放中小城市戶籍，取消農業稅，2006年1月，國務院又頒布《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核心觀點都是取消對農民進城務工的職業限制、行政審批，戶籍制度也已經被身份證的形式所取代，城鄉二元的體制雖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已松動。2.鄉土觀念的轉變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速度舉世矚目，隨著國家經濟體制的轉軌，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通過土地獲取的經濟效益失去比較優勢，二三產業突飛猛進式的發展，使得農業作為生活基礎保障的地位逐漸下降，并且為更多人提供了可以選擇的機會，曾經人們對土地的敬畏、熱情與依附隨著時代的更替在觀念上發生了較大轉變，削弱了人們對土地的情結，鄉村的禮制秩序和封閉自足漸漸失去存在的基礎。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農民也更趨于理性，城市機會多，效益好，風險小，且收益快，成為農村青壯年勞力的較好選擇。

　　(二)“推拉”理論

　　對于農民流動的經典解釋是推拉理論，即城鎮的拉力和農村的推力共同作用，促使農民流出農村流向城鎮，民工潮的根源問題也是經濟問題，是城鄉的巨大差距造成了如此大規模的農民流動。

　　1.城市吸引力城市的機會和平臺強烈吸引著農民尤其是新一代農民出生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渴望走出農村，渴望融入城市，渴望在這個多彩的世界中找到一個自己的位置，施展才能，這就代表著就業、收入及收入預期，用托達羅的人口遷移理論解釋就是，城市較高的就業和工資預期吸引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中國經歷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習慣了小農經濟，自給自足，安土重遷，但中國現代化廣闊的就業空間，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拉動農民進城，不僅如此，城市便利、豐富多彩的生活極大的吸引著農民，城市同時也是信息、多元文化形式的聚集地，開放的思維，為青年人提供較好的學習和晉升的平臺，很多人不知不覺形成了厭農思想，這些都是他們無法從鄉村獲得的，從而具有強大的“推力”。

　　2.農村拒斥力農村最大的推力體現在人地矛盾、務農收入低、很多專業人才在農村無用武之地。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以后，分田到戶，“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原則固化了農村的土地制度，造成了大量的無地農民，這些新生的農民，無法繼續利用土地謀生，只有到城鎮去另謀其他出路;并且80年代后城鎮化蓬勃發展，地方政府在土地財政的驅動下，打著“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發展”的旗幟，大搞開發區、試驗區建設和城市縱橫擴張，大量征地拆遷和拆村并居，又造成了大量的失地農民;再有就是務農收入難以維持正常家庭的日常花銷，高額的教育、醫療費用，農產品價格卻非常低廉，使得很多村民不得不出外謀生，以維持家庭的日常，農民的收入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要想實現共同富裕，就要減少農民，因此要在農村之外開辟新的領域。

　　三、新農村建設路徑

　　經過改革開放幾十年的財富積累和工業化進程，我國已經發展到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國家自2005年底推行新農村建設以來，包括改善農村環境、發展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福利和農產品價格、發展鄉鎮企業，對農村也進行了大規模的資金支持和政策導向，但城鄉二元的結構形式并沒有發生根本上的變化，農村建設也過多的依賴于直接的財政扶持，缺乏競爭意識和主人翁精神，未能切實提高農村整體自生能力，由于財政劃撥和監管體系的不健全，地方政府也出現一些調撥資金以作他用的現象。這些都表明新農村建設的歷程任重道遠。

　　(一)新村運動啟示

　　20世紀70年代初，韓國為了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人地矛盾，提升國民素質等問題，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新村運動。經過40多年的實踐，擺脫了農村貧窮落后的狀態，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升了道德標準，培育國民形成勤勉、互助的良好民風。當今中國農村，有很多矛盾與當時韓國極為相似，我們可以從中吸取經驗，更好的服務于鄉村建設[5]。

　　1.激發農民的主人翁意識鄉村建設的主體必須是農民，農民是鄉村的主人，只有他們才更了解自身及鄉村的需求，也只有他們才對鄉土中國有著難以割舍的情節，在十多年來鄉村建設的過程中，很多地方政府一廂情愿，以村社為本，強制的規劃鄉村發展的方向，強制建設鄉村成為新的城鎮的農村，導致了所謂農民“主體性缺失”的問題，農村留不住青年農民，留守家庭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在新農村建設的進程中，要了解農民的愿望，滿足農民的實際需求，尊重農民的創造性，從農民最迫切解決的問題著手，不搞強制推行，通過逐步引導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2.改善政府支持農村建設的方式對于鄉村問題，國家有著足夠的重視，從財政的撥款，減免農業稅等等方面可以深切的感受到，但很多時候都是行政命令強制實行，應該鼓勵、宣傳、引導農民在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形成自治的傳統，并自主提升素質水平和知識技能，要做的是倡導、扶持和帶動，培訓新農村建設的專門人才，按需供給，“三農”問題不止是經濟問題，更多時候是人的問題，經濟增長的同時道德素質卻沒有同步增長，反而出現下滑，先前民風淳樸的地方不斷出現假冒偽劣、欺詐冷漠的現象，這些社會問題不能出現一個解決一個，要做整體規劃，建設良好的運行機制和監督機制，使農村建設處于平穩運行的狀態，在提升物質水平的同時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時打通人民的思維，培養自治、自主的思想意識，協調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

　　(二)因地制宜，體現中國特色

　　在解決城鄉差距的問題上，無疑會有兩種傾向，一是偏向農村，二是偏向城市。中國地大人多，每個省市、城鄉又各具特色，我們可以在二者之間取中，走一條新城鎮化的道路，承接城市功能同時輻射農村。韓國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同時又要考慮國情，和我國現階段新農村建設的發展情況，著力解決突出農村人才缺失、留守在保留鄉土優秀傳統基礎上實現鄉村現代化的種種問題[6]。

　　1.有效引導農民回流首先重視起農村能人在其中的紐帶作用，很多農民無法主動呼應政府的種種措施就是因為群龍無首，中國人一直生活在群體組織之中，20世紀梁漱溟和晏陽初的鄉村實驗收效甚微就是因為沒有通過一定的個人和組織將群眾聚集起來，所以我們要大力開發農村資源，加強實用人才，新農村建設的專門人才的培養，確立新型的人才觀，加大力度創新人才培養的模式和途徑，很多精英心系故土，他們對家鄉充滿感情，對這些人才通過物質褒獎、政策優惠、情感號召吸引他們回到農村中來。同時，要完善配套的設施建設、制度建設，讓人才回得來，讓鄉村學子，新生代農民工愿意回來。如今高等教育大眾化，鄉村人到城市中學習，大學專業設置也都是與城市緊密相聯，建立起適合于農村建設的教學機構，同時完善配套的基礎設施，滿足人們多樣的生活需求，努力追趕城市的腳步。

　　2.實現就近城鎮化村落、村莊會隨著時間流逝，時展而逐漸的消亡，但農村卻不會，要讓農村隨著城鎮化的開展煥發新的生機。中國農村8億多人口，全部搬進城市生活，不現實，我們通過尋找一條城市鄉村之間的道路來將二者聯系起來，讓農村人享受到改革發展的巨大成果，以城鎮建設為中心，科學布局、合理安排，按農民的實際需要統籌城鄉發展，城鎮承接這城市先進的技術，多元的思想，科學的模式，將種種資源匯集在城鎮，通過城鎮輻射到鄉村，距離短，時效性更強，因地制宜更突出本地區特色，讓農民更多的集聚到城鎮，減輕了農民在城市生活的壓力，也減輕了城市吸納外來人口的壓力，互惠共贏，同時應該完善配套的制度、政策的建設，完全打通戶籍農民身份的限制，戶籍就近市民化，社會流動一定上就是現代化進程的表現形式，同時改革不合理的土地制度，讓農民進退皆可，保留村民回歸鄉土的可能。

　　以農民為主體，本著供需匹配的原則，政府要不遺余力的支持新農村建設，包括資金調撥、設施建設、更要激發農民回鄉創業的首創精神和建設家鄉的熱情，培養鄉村建設的精英，自下而上的搞活農村經濟、文化、政治，實現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農村真正發展起來，農民的物質水平和精神文化真正豐富起來，城鄉二元的格局才能逐步的消失，新農村建設才真正有了時效。

　　參考文獻

　　[1]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2]程必定.中國的兩類“三農”問題及新農村建設的一種思路[J].中國農村經濟，2011(8):4-11.

　　[3]朱世濤.農村人口流動與鄉村治理[D].江西:江西師范大學.2015:6.

　　[4]吳承富，劉玉平.試論農民流動對我國農村治理的消極影響[J].吉林師范大學學報，2008(5):88-91.

　　[5]王曉飛，顏迪.韓國新村運動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啟示[J].科技經濟市場交流研討，2016(2):193-194.

　　[6]潘捷軍.新農村建設、城鎮化進程與流動人口問題————我國“三農”問題的雙重視野、雙向效應和雙軌路徑[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1):20-29.

　　作者：梁永郭 呂傳旭 李亞男 單位：河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推薦閱讀：《仲愷農業技術學院學報》是仲愷農業技術學院主辦的自然科學學術期刊，創刊于1988年。主要反映仲愷農業技術學院各系部教師和科技人員的最新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