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留守兒童校園欺凌的個體影響因素研究

　　摘 要：校園欺凌現象頻頻發生，農村留守兒童群體問題更受關注。除家庭環境這一個體無法掌控的外部環境之外，農村留守兒童與普通中小學生整體上沒有根本性的群體差別，因此本文更多從個體層面挖掘農村留守兒童校園欺凌的影響因素。基于 969 名農村中小學留守兒童校園欺凌的問卷調查數據，采用 Logistic 回歸對影響農村中小學留守兒童遭受校園欺凌的個體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農村中小學留守兒童是否遭受校園欺凌受到年齡、住宿情況、個體心理特征、欺凌經歷和人際關系處理能力等個體因素的顯著影響，低年級，走讀生，具有孤獨性、攻擊性、膽怯性、敏感性等人格特質，曾經欺凌過他人，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的農村留守兒童更易遭受校園欺凌。防治農村留守兒童校園欺凌需要從提供寄宿服務、塑造個體的積極人格品質、加強親職教育、提高人際交往能力等方面入手。

　　賈勇宏; 吳恩慈， 當代教育科學 發表時間：2021-08-25

　　關 鍵 詞：農村留守兒童;校園欺凌;人格特質;個體影響因素

　　近年來，我國中小學校園欺凌現象頻頻發生，農村留守兒童由于家庭成長環境相對特殊，其校園欺凌問題更加突出。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有 47.6%的留守兒童曾經遭遇過校園欺凌，遠遠高于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 40 國青少年校園欺凌發生率”[1]。另有國內學者的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無論是欺凌還是被欺凌發生率都高于非留守兒童”[2]，“農村留守兒童在直接言語欺凌、直接身體欺凌和間接欺凌方面的發生率均顯著高于非留守兒童”[3]。由此可見，農村留守兒童校園欺凌問題已經不容忽視。本文將基于農村留守兒童校園欺凌的問卷調查，采用 logistic 回歸模型就影響農村留守兒童群體的校園欺凌產生個體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期對該群體校園欺凌的防治提供參考性建議。

　　一、文獻回顧

　　農村留守兒童遭受校園欺凌的影響因素既帶有一般校園欺凌問題的共性特征，也有自己的群體特性。中小學校園欺凌行為通常被認為是外部不安全因素和個體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圍繞校園欺凌影響因素的研究也大多是從個體內外因素兩個維度去展開。

　　從影響一般校園欺凌問題的外部因素來看，家庭支持被認為是一個重要變量，親子關系的親密程度又在家庭支持度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馮幫、李璇通過對文獻的梳理發現“校園欺凌中的被欺負者的親子關系通常緊張”[4]，而“父母對兒女的關心是使其免于被欺凌的重要保護因素”[5]。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長期外出務工，其親子關系相對疏離。國內調研發現“留守兒童由于缺乏父母照顧和關愛，容易缺少安全感，產生自卑心理，從而更易成為被欺凌者”[6]。相關的質性訪談也發現：“留守兒童由于缺少家庭關愛，如果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培養自己的同理心，對自身缺乏認可和接納，對他人沒有關愛，容易卷入到校園欺凌中。”[7]

　　從影響一般校園欺凌的個體內部因素來看，個體特征對于是否遭受校園欺凌有重要影響。犯罪心理學常常根據受害人的生活方式理論和日常行為理論去解釋被害行為的形成機制，相關研究據此發現“擁有欺凌他人經歷的學生會使其更易成為校園欺凌中的受害者”[8]。另有研究者發現“學生身份特征及其行為對校園欺凌產生有影響”[9]，“男生受欺凌行為明顯多于女生”[10][11]，也有學者通過對農村留守女童的觀察研究發現“留守女童處于更加不利的處境”[12]，在頻發的校園欺凌案件中，“女性越來越普遍地參與其中，甚至成為校園欺凌的主力軍”[13];“與非獨生子女相比，獨生子女受到欺凌的比例更高”[14];“同伴之間溝通越多，信任度越高，疏離程度越低，他們之間校園欺凌發生的頻率就越低”[15];“學業成績不好的學生容易得不到教師的重視，容易遭受同學的歧視和欺凌”[16];滕洪昌、姚建龍基于全國 10 萬余名中小學生的調查發現“走讀生易被欺負”[17]。還有研究發現，“性格懦弱、生性比較膽小、性格孤僻、自信心不足，敏感、自卑的中小學生易遭受欺凌”[18]。對留守兒童校園欺凌問題的相關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的積極情緒顯著低于非留守兒童，容易產生孤獨感、莫名煩躁”[19] “缺乏安全感、抗壓能力較差、心理壓抑、社會交往較差屬于較為常見的幾種形式”[20]，“敏感、自卑、焦慮”[21]等消極情緒突出，“沖動、攻擊、違紀等行為問題也更明顯” [22]。朱桂琴、陳娜等通過訪談發現“留守家庭的學生比較敏感，容易產生自卑傾向”[23]，研究者據此推斷“個性心理和性格缺陷可能是影響農村留守兒童校園欺凌的重要因素”[24]。

　　綜上所述，目前針對農村留守兒童校園欺凌問題的影響因素的研究更多是基于一般校園欺凌問題做出的推斷，缺少對該群體校園欺凌影響因素的系統探討。由于農村留守兒童遭受校園欺凌的外部因素除了家庭環境之外，其他方面與普通中小學生整體上沒有根本性的群體差別，因此探尋該群體受欺凌影響因素還需要更多從個體層面進行深入挖掘。

　　二、數據來源與變量設定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中的農村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無法與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滿 16 周歲的農村戶籍未成年人”[25]。本研究所用的數據來自本研究團隊對農村中小學生校園欺凌問題的問卷調查數據①。問卷調查以四至九年級的農村中小學生作為對象，調查時間為 2019 年 10-12 月。本次調研選取了河南省西華縣、正陽縣、上蔡縣、平輿縣、西峽縣，湖北省天門市的彭場鎮、沙湖鎮、歸州鎮，安徽省濉溪縣，三省九縣(鎮)的 15 所農村中小學的學生作為調查對象。問卷調查先根據便利抽樣原則確定樣本縣市和鄉鎮，再采用重點抽樣法確定被調查學校，最后再以班級為單位采用整群隨機抽樣方法選擇不同班級的中小學生進行調查。調查共發放了 1700 份農村中小學生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1487 份，問卷有效率為 87.5%。本研究所使用的農村留守兒童校園欺凌數據是在上述一手問卷調查數據庫基礎上通過統計技術手段篩選而得，共獲得 969 份農村中小學留守兒童有效問卷。

　　(二)變量定義與樣本分布

　　農村留守兒童遭受校園欺凌通常是一個非連續事件，因此本研究將農村留守兒童遭受校園欺凌情況用“農村留守兒童是否被欺凌”來加以描述，分為“是” 和“否”兩種情況，分別賦值為 1 和 0。校園欺凌本質上是學生之間在校園內基于物理和精神力量對比的以強凌弱行為。物理力量對比是指個體由于性別、年齡和生理差異而導致的實際力量的不均衡。精神力量的對比是指由于信息獲得、學生在校地位、家庭背景與個體特征等因素而造成的心理地位差異。因此，本研究對校園欺凌影響因素的選取主要基于上述兩種力量對比而設定。

　　根據前文對一般校園欺凌問題影響因素的研究和農村留守兒童欺凌行為發生的特點，能夠直接影響和反映物理力量對比的個體特征主要有性別、年齡(用年級代替)等。

　　農村留守兒童由于缺少父母的日常陪伴，親子溝通情況及其與監護人的關系對其安全感的形成、心理力量的強弱有重要影響。據此，我們設計了親子關系、親子溝通狀況(親子關系的客觀表征)、與監護人(含在家的父親或母親)的關系及其溝通狀況等影響欺凌的自變量。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留守兒童存在父親外出、母親外出和父母雙方外出三種情況，其監護人可能是自己的父母一方，也可能是其他人，因此留守兒童與監護人的關系作為現實中的家庭支持對留守兒童是否遭受欺凌有更大的影響。當農村留守兒童的家庭支持不足時，他們對來自同輩群體和學校的外部支持需求將會更加強烈。基于血緣關系的兄弟姊妹作為有力的同伴支持會顯著增強留守兒童的群體物理力量和心理安全感，因此樣本是否獨生子女也是影響欺凌的一個重要因素。寄宿作為學校支持的一種重要形式，對于增強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力量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寄宿與否對農村留守兒童被欺凌也具有一定的影響。此外，學業成績、擔任過班干部經歷、有欺凌他人經歷、為人處世能力等個體特征都會讓學生擁有更多的自信心，從而增強其心理力量。

　　從影響校園欺凌的個性心理特征來看，多數研究者發現個體遭受校園欺凌與特定的人格相關[26][27]。有鑒于此，本研究基于大五人格模型(OCEAN)的問卷將農村留守兒童樣本的個性特征分為五類：是否馬虎、懶惰、不守時;是否孤獨、不合群、安靜;是否多疑、易怒、想要攻擊別人;是否不自信、膽小，是否對較多人感到害怕;是否敏感，總是感覺心里不舒服。根據大五人格模型，分別設置上述五組個性心理特征自變量。

　　三、實證分析結果

　　(一)農村留守兒童遭受校園欺凌的描述性分析

　　問卷調查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顯示，農村留守兒童樣本的受欺凌情況比較嚴重。在 969 份農村留守兒童樣本中，有 452 名學生報告自己曾經受到過欺凌，占樣本總數的 46.65%(表 2)。其中，男生受欺凌的比例(50.7%)高于女生(42.5%)，卡方檢驗的初步分析結果顯示農村留守兒童被欺凌存在著顯著的性別差異(p=0.001)。寄宿生中被欺凌的學生比例為 40.3%， 而 走 讀 生 中 被 欺 凌 的 學 生 比 例 高 達 64.9%，走讀生相比寄宿生來說更易受到校園欺凌(p=0.000);具有欺凌經歷的樣本被欺凌的比例高達 79.1%，遠高于沒有欺凌經歷的學生被欺凌的比例，差異分析表明具有欺凌經歷的學生更易被欺凌 (p= 0.000)。從農村留守兒童受欺凌的行為方式來看，目前樣本被欺凌的方式以打(41.6%)、罵(35%)為主。從描述性數據的初步分析結果來看，在農村留守兒童樣本中，男生、走讀生和有欺凌經歷的樣本相比之下具有相對較高的被欺凌發生率。但上述結論有待基于因果關系的進一步驗證。

　　(二) 農村中小學留守兒童遭受校園欺凌的回歸分析

　　因為農村留守兒童是否被欺凌為二分變量，適合做 Logistic 回歸分析，所以本研究以該變量為因變量，以表 1 中所列出的其他個體特征變量為自變量，建構 Logistic 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為了減少問卷調查的信息損失，同時又能減少多重共線性的發生，本研究采用最大偏似然估計法建構二元 Logistic 回歸模型，選用逐步回歸法(LR)篩選變量并進一步擬合模型。通過 Logistic 回歸來調整混雜因素并進行模型的擬合，農村留守兒童校園被欺凌的個體影響因素回歸結果如表 3 所示。

　　根據上述回歸分析結果，本研究的二元 Logistic 回歸模型對農村留守兒童是否被欺凌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其影響因素按照影響力由高到低的順序分別為：欺凌他人經歷、攻擊性人格、膽怯性人格、敏感性人格、孤獨性人格、經常與監護人溝通為人處世話題、年級、住宿情況八個自變量;而性別、親子關系、親子溝通狀況、與監護人的關系、獨生子女狀況、學習成績、班干部經歷、馬虎人格等變量在本研究模型中對農村留守兒童是否被欺凌在統計學上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在上述回歸分析結果中，年級變量的回歸系數為-0.399，Exp(B)值為 0.671，表明在同等條件下，從四年級開始 (本研究以四年級樣本為起點，賦值為 1)，隨著年級的上升，農村留守兒童被欺凌的概率相應下降。由此說明，在同等條件下，低年級的農村留守兒童更易陷入被欺凌的困境。

　　住宿情況的 Exp(B)值為 0.634，表明住宿生被欺凌的概率是走讀生的 0.634 倍，說明在校住宿可以明顯降低農村留守兒童遭受校園欺凌的發生概率。

　　欺凌他人經歷的 Exp(B)值為 5.737，表明有欺凌經歷的農村留守兒童樣本在其他同等條件下發生被欺凌的概率是沒有欺凌他人經歷樣本的 5.737 倍。從 Exp(B)值來看，該變量是本模型中所有個體因素影響變量中值最高的一個，由此表明具有欺凌他人經歷是導致農村留守兒童被欺凌的高風險因素。

　　多疑、易怒、想要攻擊別人等攻擊性人格特質的 Exp(B)值為 3.289，表明具有攻擊性人格特質的樣本發生被欺凌行為的概率是不具有該人格樣本的 3.289 倍，且該因素是本模型中導致農村留守兒童被欺凌的第二位風險因素。由此說明，在同等條件下，具有攻擊性人格的樣本更易被欺凌。同理，具有膽怯性人格、敏感性人格、孤獨性人格特征的樣本在同等條件下也更容易遭受校園欺凌。由此可見，農村留守兒童的個性特質是導致該群體容易被欺凌的重要因素。

　　經常與監護人溝通為人處世話題這一變量的 Exp(B)值為 1.398，表明經常與監護人溝通為人處世話題的樣本被欺凌的發生概率是不經常與監護人溝通為人處世話題者的 1.398 倍。經常與監護人溝通為人處世話題是存在著人際關系障礙和欠缺人際關系處理技能者的主動溝通行為，該變量實際上是人際關系處理能力欠佳的表現。因此，經常與監護人溝通為人處世話題的樣本被欺凌的發生概率高于不經常溝通者，說明人際關系處理能力欠佳的留守兒童樣本更容易遭受校園欺凌。

　　性別對留守兒童的校園欺凌影響不顯著，這與本文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以及前文有關文獻 “留守兒童的校園欺凌存在性別差異”的結果不一致。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與抽樣方法及其統計方法的使用不同有關，特別是在沒有經過因果關系檢驗的情況下，部分已有研究結論的可靠性還有待再驗證。至于留守女童的受欺凌現象為什么與留守男童沒有差異，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留守女童有著更密切的同伴關系有關，她們注重從同伴那里得到支持，彼此幫助，從而降低了被欺凌的概率”[28];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留守女童的“多重弱勢”身份使其得到了學校老師更多的關注和保護，因此降低了她們被欺凌的比例。

　　四、結果討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討論

　　農村留守兒童是中小學生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的校園欺凌是群體特性和欺凌共性影響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留守兒童內部的個體影響因素而言，本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 負向人格是導致留守兒童受欺凌的主要個體原因

　　本次研究發現，農村留守兒童的負向人格特征與遭受校園欺凌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具有攻擊性、膽怯性、敏感性、孤獨性等人格特質的樣本同等條件下更易被欺凌。這一結論驗證了前文一些學者有關留守兒童的個性缺陷可能導致其高欺凌發生率的推斷。由于本研究還發現，親子關系、親子溝通狀況、與監護人的關系與留守兒童是否遭受欺凌沒有顯著的因果關系，由此說明，留守經歷主要是通過影響留守兒童的人格特征進而影響欺凌行為的發生，欺凌現象與人格特征高度相關。

　　農村留守兒童由于親子分離造成其心理和生活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容易引發各種心理問題和不良行為。“盡管留守兒童在自立、助人為樂等方面表現出積極的特點，但是和非留守兒童相比，他們容易展現孤獨感、莫名煩躁感、委屈難過、敏感自卑以及憂慮等消極情緒”[29]。農村留守兒童如果缺乏自信心和安全感，就容易通過攻擊行為去維護自己內心的低級自尊水平，長此以往容易形成攻擊性人格，導致其人際關系長期緊張，進而誘發校園欺凌行為。敏感、多疑、孤獨、膽小、懦弱者的心理力量相對較弱，“在校園欺凌中,心理或生理的強弱差異會導致兩種不同的社會生存地位。欺凌者在人性的驅使下容易萌發支配欲, 懦弱者因為恐懼而可能選擇服從”[30]，懦弱者“受到欺凌時往往忍氣吞聲，這會助長欺凌者繼續對其施行欺凌”[31]，膽怯性人格助長了欺凌者的恃強凌弱心理。敏感、孤獨則容易導致個體人際關系不良和缺少親密的同伴支持。正是由于農村留守兒童中具有相對較多的負向人格特質，因此才會在同等條件下具有比普通中小學生更高的校園欺凌風險。

　　2. 在校寄宿對防范留守兒童校園欺凌具有積極作用

　　本研究得出的留守兒童群體內走讀生相對于寄宿生更容易被欺凌的結果與滕洪昌、姚建龍關于一般中小學生校園欺凌的研究結論一致[32]。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在于：第一，寄宿留守兒童在校園學習、生活時間比較長，受到教師更多的日常關愛與保護，走讀生由于缺乏父母的監管，暴露在危險環境中的風險比較高，容易把校外人際糾紛帶入學校內，從而更容易發生欺凌和被欺凌行為。第二，寄宿生在校寄宿期間的朝夕相處，容易在同輩群體中形成相對親密而穩定的同伴關系，從而減少欺凌行為的發生。當然，在寄宿生內，也可能存在著更為隱蔽的欺凌行為，但隨著寄宿學校管理水平的不斷提高，校園內的欺凌行為受到了明顯的抑制;走讀生中的農村留守兒童來自學校教師和同輩群體的支持相對較少，由此增加了其遭受欺凌的風險。第三，走讀與其他不利因素的疊加更容易誘發欺凌行為。

　　由于留守兒童的寄宿需求比較大，農村留守兒童相對于非留守兒童而言在校寄宿人數相對比較多。在此情況下，走讀生的被欺凌發生率依然顯著高于寄宿生，因此，寄宿所形成的學校支持和同伴支持對留守兒童而言是一種防范校園欺凌的群體保護措施。

　　3.低齡留守兒童更容易遭受校園欺凌

　　從小學四年級開始，隨著年級的上升，農村留守兒童被欺凌的比例在下降，高年級遭受校園欺凌的發生率比低年級低，這與多位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33][34][35]。谷傳華、張文新對此的解釋是：“由于兒童的年齡越小，其情緒越難穩定，自尊水平越低,越有可能受欺凌。當其年齡開始增長，受欺凌的概率會降低。這與兒童體質、認知的成熟和社交能力的增強密切相關。”[36] 但有部分教師在本研究的訪談中指出，高年級學生欺凌行為發生率低的另一個原因很可能是，在學校的高壓管控下，欺凌者的欺凌方式變得更加隱蔽，如網絡欺凌和社交欺凌等形式更多，使得很多被欺凌者找不到欺凌的主體或者未意識到自己被欺凌。顯然，這兩種解釋都符合經驗事實，但還需要進一步加以驗證。

　　4.欺凌過別人的留守兒童更易被欺凌

　　在農村留守兒童中，欺凌過別人與被欺凌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與一般青少年欺凌問題的相關研究結果一致。校園欺凌者與被欺凌者在行為和性格上具有一些共性。意大利心理學家吉安·卡普拉拉的研究發現：“與攻擊相關最為一致的三種人格特質是: 易怒、沉思以及情緒敏感性，這些人會比其他人爆發更多的攻擊性行為。這些人容易成為欺凌者和被欺凌者。”[37]欺凌他人的農村留守兒童往往具有較強的攻擊性、情緒不穩定，在與人相處時，社交能力較弱，容易與同學發生沖突，過多的矛盾糾紛從而也容易使其轉化為被欺凌對象。

　　5.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的留守兒童更易被欺凌、

　　經常受人際關系困擾的農村留守兒童更易被欺凌。導致上述結果的原因在于：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長期不在其身邊，對其社交支持和幫助有限，導致部分農村留守兒童人際交往能力相對較弱，一旦遇到人際糾紛和矛盾往往傾向于采用簡單、粗暴的方法去處理，進而激化人際矛盾和惡化同伴關系，由此更易誘發校園欺凌行為。經常與監護人溝通為人處世話題實際上是農村留守兒童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的一種結果，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才是導致欺凌現象容易發生的真正原因。

　　(二)建議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我們對農村留守兒童的校園欺凌防治工作提出以下參考建議。

　　第一，在條件許可下鼓勵農村留守兒童寄宿。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長期外出務工，父母對留守兒童的情感支持和社交支持比較有限。在校寄宿期間，教師可以在校園安全上對父母的角色缺位具有更多的替代作用，同時也有利于形成穩固的同伴關系，由此形成預防校園欺凌的保護性因素。當然，寄宿能降低留守兒童校園欺凌危險的前提是寄宿學校管理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為此，農村中小學寄宿學校還要加強對寄宿生的日常管理，通過制度建設和文化建設管控校園欺凌。而對于走讀的農村留守兒童而言，無論是在學校內外，都要鼓勵其結伴行動，盡量減少在不安全的環境中暴露的風險。

　　第二，塑造農村留守兒童積極的個性品質。“同伴的社會化影響在青少年時期達到頂點。據此，同伴依戀與同伴信任對留守兒童的心理品格的塑造有積極影響。”[38]因此對于具有敏感、孤獨和膽怯等負向個性特征的留守兒童，學校教師要給予他們更多的心理關懷，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班集體活動并融入班級生活中，利用同伴力量教會他們積極面對生活和人際關系，形成正確的思維方式和積極人格品質。家長要也要有意識地多與此類留守兒童進行溝通，鼓勵留守兒童勇敢、堅強、自信地生活和學習，通過家校合作為其創造良好的成長環境。對于攻擊性較強的留守兒童，教師要積極疏通他們的心理障礙，引導他們學會用和平思維和正確方式去解決人際沖突，并用愛心和耐心去化解他們心中的敵意。

　　第三，要加強親職教育。農村留守兒童較高的校園欺凌發生率與其父母教養責任缺位或教養乏力有很大的關聯性。一方面，父母缺位，孩子缺乏安全感，欺凌者容易有恃無恐;另一方面，父母教養乏力，孩子得到家庭支持不足，導致其規避校園欺凌的能力欠缺。“留守兒童最重要的溝通對象，不是這些在家照看孫輩的祖輩或者負有臨時監管職責的親戚，而是與留守兒童‘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外地打工父母。父母才是留守兒童的精神家園和支柱。”[39]因此，“加強農村留守兒童父母的親職教育顯得很有必要”[40]。為此，農村中小學要通過家校合作機制有意識地對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進行校園欺凌和子女教育等相關知識、技能的培訓，通過提高其與孩子的溝通能力，強化留守兒童防治校園欺凌的意識和能力。

　　第四，提高農村留守兒童自身的人際交往能力。農村留守兒童要有意識地從多個方面提高自己的人際交往能力，學會正確處理人際糾紛，密切與同學的日常聯系，形成親密而穩定的同伴關系。在校園內外活動時，要盡量結伴相處，減少個人隱秘獨處的時間，在校園欺凌中要多發揮同伴支持的作用。

　　(三)研究不足與展望

　　由于受到問卷調查數據的限制，本研究只把農村留守兒童群體作為一個特殊的研究對象，從個體角度探討該群體遭受欺凌的影響因素，并未對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是否遭受校園欺凌進行差異性分析，也沒有明確回答留守兒童更容易遭受校園欺凌的影響因素及其發生機制。對于上述問題的回答有待筆者今后在完善調查數據基礎上再做進一步的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