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漢文典”與早期“中國文學史”編撰模式

　　摘 要: 在中國文學史發軔時期( 1900—1910) ，一批以近代大學堂、中學堂、師范學堂“中國文學”科教科書身份出現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其內容除傳統文章流別外，還包括傳統小學、文法、修辭、文章作法等，與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史模式迥然不同。這種早期文學史“另類”模式的形成是晚清教育改革、近代學術體系變遷、中西交流背景下傳統學術復歸的精神訴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作為“西學東漸”的產物，早期中國文學史編撰不免會受到西方、日本外來資源的影響。這其中，來自日本“漢文典”的重大影響往往被學界所忽視。以保存“舊學”為出發點，以“普及漢學”為教育旨歸，以中國傳統學術為主導，套用西洋語法著作模式外殼的日本“漢文典”，最早實現了中西學術的有效整合，并與晚清教育改革“中體西用”的價值觀念相契合。日本“漢文典”被迅速引介入華后，不僅對新式國文教育下的文法教學產生重要影響，也為文法教科書及中國文學史編撰提供了借鑒。梳理日本“漢文典”內容、體例模式及其實踐路徑對早期中國文學史編撰產生的影響，能夠明確早期中國文學史如何接受與吸收以“漢文典”為代表的外來資源，以及中西交流背景下傳統學術體系如何嘗試完成近代轉型。

　　關鍵詞: 早期中國文學史; “另類”模式; 漢文典

　　李無未; 張品格 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01-27

　　一、早期中國文學史“另類”模式構成

　　( 一) 早期中國文學史“另類”模式

　　晚清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大潮，加之新式國文教育的推廣，我國學者自行編撰的“文學史”登上歷史舞臺，以林傳甲《中國文學史》( 1904) 為嚆矢。一般認為，20 世紀的前十年( 1900—1910) 為中國文學史“發軔期”。①這一時期我國學者編撰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無論是在體例模式、結構抑或內容方面，都有別于當時西洋、日本流行的文學史著述。以林傳甲《中國文學史》( 1904) 、劉師培《中國文學教科書》( 1906) 、黃人《中國文學史》( 1907) 、來裕恂《中國文學史稿》( 1909) 為代表。舉凡傳統小學、文法②、修辭、文章學等非文學史內容幾乎都包含其中，與其說是文學史，更像是融合了中國固有之學的學術史。這類文學史著作還有一個顯著的身份，便是近代新式國文課堂“中國文學”科教科書。因此，與后期以西方文藝理論為基礎的“新”文學史研究著述相比，最早以“教科書” 身份出現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兼及學堂科目、著述體例與知識系統①，在體例模式及內容構成方面有一定區別。

　　目前學界一般認為，我國最早的文學史著作出自林傳甲( 1877—1922 ) 的《中國文學史》 ( 1904) 。這原是京師大學堂“優級師范科”國文課程授課講義。該書共十六篇，內容包括小學、文法、詞章、經學、諸子文體及歷代文章流別，其中關于文字、音韻、訓詁等傳統小學的論述占了很大篇幅，成為引人注目的文學史內容之一。1907 年，黃人( 1866—1913) 為東吳大學②國文課編撰國文教材《中國文學史》，較之林傳甲書，其視野更加開闊。作者不僅接受了西方美學思想、文藝理論，還將前人鄙薄的神話、小說、戲曲、雜文等通俗文學納入文學史體系之中，但仍然包含文字、韻學等小學、經學內容。這一時期，作為海寧中學堂國文課講義的來裕恂( 1873—1962) 《中國文學史稿》( 1909) 也取 “學術史”模式，但小學的內容明顯減少。這并不是來裕恂不重視，而是將小學內容轉移到同為國文教材的《漢文典》( 1906) 中。這部《漢文典》是來裕恂于 1904 年赴日留學后，參照日本文典引進西方最新“語法”內容撰寫的一部集文字、文法、文章、文學于一體之作。從內容上看，《中國文學史稿》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抄錄了《漢文典》。③ 《漢文典》側重于對文義、文法、修辭內容的論述，關于文章流別、文體的討論較為薄弱，《史稿》則剛好彌補了這一缺陷。兩者是在同一學術思路下的內容互補，同為中學堂“中國文學”科教科書。④ 同樣作為國文教科書，與早期中國文學史體例模式、結構與內容安排極為相似的還有劉師培( 1884—1919) 的《中國文學教科書》( 1906) 。《中國文學教科書》計劃編寫十冊。在內容安排上“先明小學之大綱，次分析字類，次討論句法章法篇法，次總論古今文體”⑤。

　　這種以“小學”為根基，包括經學、史學、文章學在內的“學術史”框架在早期中國文學史著述中相當普遍。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學建設者倡導接受西方文學觀念，這種將小學、經學等傳統學術體系納入文學史框架的情況才開始改變。直到 1927 年鄭振鐸《文學大綱》問世，才淘汰了傳統小學、經學等非文學史內容，文學史框架結構基本確立。

　　( 二) 早期中國文學史“另類”模式成因

　　近年來，對于早期中國文學史“另類”模式的成因，學界主要有以下幾種意見: 首先，直接成因是近代教育改革的影響。隨著新學制、新學堂的建立以及新式國文教育的展開，以國文課教科書身份出現的“中國文學史”，既要滿足教改的“致用”目的，又要契合恢復“人倫道德”精神旨歸，最終達到課程教育以中國固有之學為主，兼及西學，實現“中體西用”。⑥ 其次，根本內因在于對傳統學術體系的認同與強調。近代教改下形成的“七科之學”中，“文學”一科包含了經學、史學、理學、諸子學、掌故學、詞章學，是由傳統“四部之學”衍生而來的。盡管課程設置是仿照西方、日本學制設定的，但“文學”一科并未改變中國固有的學術構成。我們對西學的借鑒大多是制度層面，并未深及內里。再次，編撰者自身的學術背景、知識體系構成及文學史觀也有一定影響，來裕恂、劉師培、黃人具有良好的傳統學術功底，而后廣泛接觸西學，能夠對中西學術優劣作出合理判斷與取舍。最后，作為“西學東漸”的產物，文學史本身就是“舶來品”。彼時西方、日本的文學史以文藝理論、文學批評為主導，但這種治史思路、文學史模式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有明顯差異，因此不能照搬照抄。然而處于晚清中西學術交流的現實背景下，作為新式國文教育教科書的中國文學史編撰，又不可能走傳統目錄學的老路，因此必然要接受外來知識與經驗。關于“外來資源”對早期中國文學史編撰的影響，學界亦有討論。陳廣宏詳細梳理了黃人《中國文學史》對日本太田善男《文學概論》的吸收與改造，以太田善男為“中介”，對 19 世紀英國文學批評理論的吸納。① 朱首獻分析了晚清以來西方以進化論、實證主義為理念的科學主義對早期中國文學史著作精神內核、話語模式及價值維度的深刻影響，并指出由于科學主義與中國文學史不相適應，在早期中國文學史建構過程中對西方科學主義的過度迷信與依賴，產生了迄今為止無法超越的學術瓶頸。② 溫慶新針對外來資源對早期中國文學史編撰的影響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他論述了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遠藤隆吉《中國哲學史》、坂本健一《日本風俗史》、日本《漢文典》、赫德《辨學啟蒙》、赫胥黎《天演論》等西學著作對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的影響，以及日本《漢文典》與來裕恂《中國文學史稿》的關系等，使我們對早期《中國文學史》對西方、日本外來經驗的借鑒與吸收有了一定認識。③

　　早期中國文學史誕生于晚清中西交流的特殊背景下，作為“西學東漸”的產物，彼時西方、日本的文學觀念、文藝理論無疑對這一時期文學史的思維模式、評判標準等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應明確的是，早期中國文學史仍以傳統學術為主導的“另類”模式，是近代學術變遷大勢之下，新舊學術體系相權衡保持國家民族文化特色的結果。這種集中西知識為一體的文學史，對外來資源的借鑒具有明顯的比較視野。以往的研究多關注西方文藝理論、文學批評思想、同質作品與早期中國文學史的關系、影響等，相對忽略早期中國文學史誕生的時勢背景、編撰目的以及模式的多方來源。早期中國文學史以新式國文課堂教科書身份存在。晚清新學制的設定、新式國文課程的安排基本參照鄰國日本，因此新式國文教科書的編撰也不免受其影響。其中同為“漢文教科書”的日本 “漢文典”的重要作用往往被學界忽視。“漢文典”仿照西方語法著作模式，也包含了傳統小學、文法、修辭、文章學在內。以往學界多關注日本“漢文典”與清末漢語文法研究的關系及其漢語史意義。④ 深入發掘，便會發現“漢文典”與早期“中國文學史”編撰的密切關系。基于此，本文旨在說明日本“漢文典”體例模式、內容構成及其實踐路徑如何對早期“中國文學史”編撰產生影響，進而分析“漢文典”被接受的原因，這對厘清早期“中國文學史”“另類”模式的多方來源具有重要意義。

　　二、日本“漢文典”體例模式及其實踐路徑

　　( 一) 日本“漢文典”體例模式與內容構成

　　日本自江戶時代便開始通過蘭學⑤了解西方學術體系，明治時代實行文明開化政策，廣泛接受西學。幕末、明治時期傳入日本的西語教科書及語法著作，多以“文典”為名，如《英吉利文典》《德意志文典》《法文典》《ビネヲ英文典》等。明治十年( 1877) ，大槻文彥解《中國文典》、金谷昭訓點《大清文典》、①岡三慶著《漢文典》②問世，這是日本學者最早以“文典”命名漢語語法著作。其中，岡三慶《漢文典》雖參照西洋語法，但仍舊延續了江戶以來漢語文言研究傳統，詳細分析了文言虛字用法。在《漢文典》基礎上，岡三慶于明治二十年( 1887) 出版《岡氏之中國文典》，該書以日根尾《英文典》體系為參照，在日本首次建立了漢語文言語法體系。隨后，日本出現研究漢語文言的熱潮，這類著作基本以“漢文典”命名。總體來說，主要分為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 泰西語法系“漢文典”。這類“漢文典”參照西洋語法結構，以“品詞”理論為主線，包括詞法和句法兩部分，屬于純粹的語法研究著作。以岡三慶《岡氏之中國文典》( 1887) 為肇始，包括新樂金橘《中學漢文典》( 1900) 、《高等漢文典》( 1909) 、上田稔《漢文典》( 1901) 、廣池千九郎《漢文典》( 1905) ③。這其中廣池千九郎《漢文典》極具代表性，其《漢文典》既有詞論和句論，又包括對漢語性質、漢語特征、漢文典內涵的思考，并具有比較意識。這表明日本的文言研究已經脫離江戶時期以來的虛字訓詁研究，開始進入近代語法研究階段。

　　第二種模式: 傳統小學與語法結合系“漢文典”。這類“漢文典”“以資讀者鉆研古文”為目的，語法多被視為研習古文作文的工具。如豬狩幸之助《漢文典》( 1898) 、六盟館編輯所《漢文典表解》( 1905) 、中等教育學會《漢文典·表解細注》( 1912) 。這類模式的代表作是豬狩幸之助《漢文典》，該書借鑒了西方語法與中國傳統訓詁學研究成果，被認為是“傳統小學與漢語文言語法相結合的代表性著作”④。其“序論”部分為傳統文字、四聲、字音、音讀內容; “附錄”部分是傳統音韻學內容，主要介紹了日本《韻鏡》的研究情況，并詳細列出三十六字母的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兩百零六韻、十六攝、《韻鏡》四十三轉等，還包括日本音韻研究史及意大利外交官 Volpicelli 所撰《古韻考》內容。正文部分分為品詞篇、單文篇、復文篇、多義文字篇、同義文字篇，以語法知識為主。

　　第三種模式: 字法、句法、篇法、章法綜合系“漢文典”。以兒島獻吉郎《漢文典》( 1902) 、《續漢文典》( 1903) 為代表，包括八木龜三郎《漢文典表解》( 1907) 、普通講習會《漢文典表說》( 1909) 、森慎一郎《新撰漢文典》( 1911) 。兒島獻吉郎《漢文典》分“文字典”和“文辭典”兩篇: “文字典”是傳統文字、音韻、訓詁研究; “文辭典”著重分析十品詞、諸詞的關系及其位置種類。《續漢文典》分“文章典”“修辭典”兩篇: “文章典”論述了文章集字成句、集句成章的規則以及我國古典文章辨體之議論; “修辭典”以我國傳統修辭“文品”討論為主。兒島獻吉郎以古典學術體系為主，融合最新“語法”知識，采用文字、文法、文學三位一體模式，這種綜合模式對日本及中國“漢文典”中國國文教科書編撰產生了重要影響。

　　由此可見，日本學者對于“漢文典”的理解，與將西洋文典理解為純粹的語法著作不同。特別是以兒島獻吉郎《漢文典》為代表的綜合系“漢文典”，內容遠超出西洋文典范圍。其關于“文法” 內涵的認知明顯溢出西洋“Grammar”概念，此處的“文法”強調的是我國古代“言有序、言有物、言有章”的作文之法，以文章寫作為最終旨歸。

　　( 二) 日本“漢文典”對早期中國國文教科書編撰的影響

　　“漢文典”在日本流行之后，也為當時留日的中國留學生所關注，并被迅速引介到中國。此時正值晚清教育改良之際，學校體系及課程設置參照日本學制，分為“普通”與“專門”之學。光緒二十九年( 1903) ，《奏定學堂章程》頒布，其中關于語言文字課程的“中國文學”科兼有讀寫能力培養及基礎知識教育雙重功能。屬于“普通”教育的初等小學堂設“中國文字”科，主講動字、靜字、虛字、實字區別，虛字實字聯綴之法以及積字成句之法。① 高等小學堂“中國文學”科多采古文選本以習古文、作文之法。至中學“中國文學”科“入學堂者年已漸長，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緩，首講文義、文法、作文，次講中國古今文章流別、文風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關系處”②。中學堂與初級師范學堂學生學力相等，故師范學堂“中國文學”課程與之大致相同。

　　“普通”國文教育之后，按照《章程》，大學堂“中國文學門”為“專門”之學。主課設有: 文學研究法、《說文》學、音韻學、歷代文章流別等。其中，“研究文學之要義”明確規定教學內容: 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書、隸書、北朝書、唐以后正書之變遷; 古今音韻之變遷; 古今名義訓詁之變遷; 古以治化為文、今以詞章為文關于世運之升降; 修辭立誠、辭達而已二語為文章之本; 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語為作文之法; 群經文體; 東文文法; 文學與人事世道、國家、地理、世界考古、外交、學習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關系。③ 課程內容涵蓋了傳統小學、修辭、文法、文體變遷、文章“義法”、文學與諸學科關系等多個方面，與中學堂、師范學堂“中國文學”科內容有一定重合之處，屬于國文教育之“高階”。

　　隨著教改的實施，從基礎國文教育到專門“中國文學”科，都將“文法”設為必修課。此處的“文法”不僅包括來自西洋的詞類、句法結構等新知的 Grammar，還有“‘備于古人之書’，以‘平易雅馴’ ‘清真雅正’為標準，以古文‘義法’為旨歸的作文之法”④。這與日本“漢文典”關于“文法”內涵的理解一致。開展“文法”教學的當務之急是編撰教科書，此時馬建忠的《馬氏文通》雖已問世，但一直被教育界詬病“文規未備，不合教科”而備受冷落。而由鄰國日本引介而來的“漢文典”在此時頗受關注，對清末文法教學乃至國文教科書編撰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日本“漢文典”最初以譯著形式進入清末學界。1902 年，王克昌翻譯豬狩幸之助《漢文典》，以《教科適用漢文典》為名由杭州東文學堂刊行。1905 年，丁永鑄翻譯兒島獻吉郎《漢文典》，以《國文典》為名由上海科學書局出版。1906 年，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刊《中國文典》，此本包括“正文” 與“參證”兩部分。正文取兒島獻吉郎《漢文典》“十品辭”，融合《馬氏文通》例證，利用“漢文典”框架對《馬氏文通》進行重組，以彌補《馬氏文通》于文法教學之多重弊端。同時，我國學者也以日本 “漢文典”為藍本，編撰了一系列文典，如來裕恂《漢文典》( 1906) 、章士釗《中等國文典》( 1907) 、戴克敦《國文典》( 1912) 、俞明謙《國文典講義》( 1918) 。這類取法日本的“國文典”也折射出晚清學人對于“文典”的認識和文法課程的設計。這其中，除日本“漢文典”譯著及章士釗《中等國文典》 ( 1907) 取西洋文典純語法著作模式外，來裕恂《漢文典》( 1906) 、戴克敦《國文典》( 1912) 、俞明謙《國文典講義》( 1918) 則在詞法、句法教學基礎上加入傳統文章學內容。如戴克敦《國文典·修詞篇》第二章“篇章”論述“篇章之分類”，按照體裁和性質( 理勝、氣勝、情勝、才勝、辭勝) 兩方面劃分文章種類; 第三章“章法”從起、承、轉、合四個方面論述文章作法。而學習日本綜合系模式“漢文典”最為徹底的來裕恂《漢文典》自不待言。⑤ 其實章士釗早年在日本實踐女校任教時，便以桐城派古文學家姚鼐《古文辭類纂》為課本講授國文。《中等國文典》原定名《初等國文典》，是章氏的課程講義，僅有詞法內容，但章氏認為“文典不外乎詞性論，文章論兩部”，想必章氏有意在“詞法”教學之后講授文章寫作內容。1907 年，黃人在《中國文學史》“文典”一節中評價國內文典如《馬氏文通》( 馬建忠作) 、《文字發凡》( 龍志澤作，一曰《中學文法教科書》) 、《漢文典》( 商務印書局本) 、《英文漢詁》( 嚴復作) 、《文學釋例》( 章絳作) 。1908 年，廣池千九郎來華考察，與時任學部左侍郎的嚴修就“中國文典”等問題進行交流。嚴修贈予廣池三部中國文典，即馬建忠《馬氏文通》、來裕恂《漢文典》、龍志澤《文字發凡》。這些著作涵蓋了語法、修辭，文章、文學諸多內容，可見在清末學人眼中，“文典”的內涵不局限于語法教科書，這種認識與日本學者，特別是兒島獻吉郎基本一致。我國學人譯注、編撰的文典著作主要用于中小學堂及師范學堂“中國文學”科文法課程，改變了以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文章教學局面，為原本混沌的文章寫作找到可以傳授的法則。自此，日本“漢文典”與清末新式國文教育的溝通正式連接，清末學人也在對日本“漢文典”的接受、吸收、批判過程中不斷汲取養分，將西方最新語法知識融入傳統詞章之學中，完成文字—文法—文章—文學模式的統一，最終推動新式國文教育的展開，并實現文學視閾下中國傳統學術體系的近代轉型。

　　三、早期“中國文學史”對日本“漢文典”的接受與吸收

　　( 一) 早期“中國文學史”對日本“漢文典”之吸收

　　1. 日本“漢文典”與早期“中國文學史”之內容構成

　　按照《章程》規定，大學堂“中國文學”科仍以小學、修辭、文章、文學等傳統舊學為主，同時也強調文法。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內容安排完全根據“中國文學門”課程設置。黃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參照“中國文學門”課程設置。① 來裕恂的《漢文典》與《中國文學史稿》整體貫徹了《章程》基本要求。作為國文教育的“高階”，與中學堂文法教科書編撰深受日本“漢文典”影響情況相侔，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學史編撰，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日本“漢文典”的影響。首先在內容方面，文學史多處取法“漢文典”，以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為例，詳見表 1: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所援引日本“漢文典”內容主要集中在第五篇、第六篇、第七篇，以文法、修辭、文章學內容為主。所援引的正是當時已在清末學界有一定影響力的兒島獻吉郎《漢文典》《續漢文典》。來裕恂《漢文典》在內容方面也多處取自兒島獻吉郎《漢文典》《續漢文典》，此處不贅述。來氏詳舉“中國四千年來之文字”，這種古典傾向實際也是受兒島獻吉郎影響。但應該明確的是，清末學人在借鑒西方、日本文典編撰國文教科書的同時亦有自己的評價與思考。來裕恂在《漢文典》序言部分就談到了東西文典優劣之處: “如涅氏《英文典》、大槻氏《廣日本文典》之精美詳備者也。而或以《馬氏文通》當之。夫馬氏之書，固為杰作，但文規未備，不合教科; 或又以日本文學家所著之《漢文典》當之，然豬狩氏之《漢文典》、大槻文彥之《中國文典》、岡三慶之《漢文典》、兒島獻吉郎之《漢文典》，此皆以日文之品詞強一漢文，是未明中國文字之性質。”①黃人指出，文典“其體例最明備者，如《馬氏文通》《文字發凡》《漢文典》《英文漢詁》《文學釋例》，皆能貫通中西，上下古今，而仍不適于普及者，則以陳義太高，措詞太雅。已有學識者讀之，誠足以破拘墟之見，得反隅之益; 若以供束發受書學子之用，終苦奧衍。蓋其條目雖詳明，而佐證仍深隱也”②。可見，晚清學人對“漢文典”的借鑒是立足于本國國文教育的實際情況，其目的在于利用 “語法”對傳統學術體系加以改造，以普及國文。

　　2. 日本“漢文典”與早期“中國文學史”之體例模式

　　除內容之外，日本“漢文典”體例結構與模式對早期中國文學史編撰也有一定影響。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前三篇為傳統小學內容，分別是文字、音韻、訓詁篇，兒島氏《漢文典》第一部分“文字典”也是小學文字、音韻、訓詁內容。不過《中國文學史》前三篇的側重點為“小學學術史”的演進，而《漢文典·文字典》側重于字形、字音、字義等具體知識的講解。《中國文學史》第五篇為文法修辭內容、第六篇為章法篇法內容，對應《漢文典·文辭典》《續漢文典·修辭典》字法、句法、章法、篇法部分。《中國文學史》第七篇至十六篇關于文體劃分對應《續漢文典·文章典》第六章“體裁上之分類·篇章”部分。劉師培明確指出《中國文學教科書》“先明小學之大綱，次分析字類，次討論句法章法篇法，次總論古今文體”之結構安排，而這一體例結構與兒島《漢文典》《續漢文典》文字典— 文辭典—文章典—修辭典結構一致。日本“漢文典”由文字而文法，而文章，而文學( 文體變遷) 的思路已深深嵌入早期中國文學史中。

　　雖然“漢文典”綜合模式成熟于日本，但早在光緒二十六年( 1900) ，國內署名為“仁和倚劍生” 的學者所編《教育指針》“編書方法”一節中便有明確的“漢文典”編撰設想: “尚有最要者，即編‘漢文典’是也。中國文理甚富，而文法則甚無定例。”“漢文典”內容應包含: “( 一) 講文字造作之原。今世地球文字分為三大類，一類是英法德連字，一類為日本交字，第三類便是中國積字。蓋中國造字之原起于六書……漢字須講明六書，字法分名字、語字、詞字三類。( 二) 究明語詞用法，東文講明詞性，屬于文典之第二部。西國文典亦如之，大致分為字法句法兩種。( 三) 文典宜講明文章結構之體裁。”①可見在作者看來，“漢文典”應包含三個層次: 文字、文法、文章。我國學者真正將這一設想貫徹執行的是來裕恂。來裕恂《漢文典》首先將“地球文字分為三類，英、法、德、俄字皆切音，文取聯系; 日本取漢字，造和文; 中國文字肇端于形，致用以義，字字獨立，以輕重緩急長短之語表意”②。論述字品: “東文講明詞性，屬于文典之第二部，西國文典亦如是，大致分字法、句法兩種。”③文章典: “中國自上古至三代，語言文字不甚相離，故能以詞見法。”④來裕恂遵循的正是“仁和倚劍生”提出的“漢文典”體例模式。“仁和倚劍生”在“漢文典”編法之后還指出“取材于諸史文苑傳、《文心雕龍》及諸家詩文集，可以創立一文學小史稿本，依文學史定例，再編文典”⑤。在他看來，文學史是針對“漢文典”內容的延伸，來裕恂稍后編撰的《中國文學史稿》正是基于此。

　　“仁和倚劍生”提出的“漢文典”模式與日本綜合系“漢文典”模式一致，這種模式究竟來源于何處? 目前還沒有確切的證據。其實早在明治十年，岡三慶作《漢文典》時便萌生了編寫《岡氏之中國文典》的想法，并設想過范圍更為廣泛的“漢文典”，包括字學、韻學、辭學、文學四個方面，但限于時間和精力，當時他只能在辭學方面有所作為。這種模式最早可追溯到日本國語學者大槻文彥的代表作《廣日本文典》( 1897) 。該著作被認為是折合了日本“傳統國語學派”和“西洋文典模仿學派”的登頂之作，對日本國語乃至漢語語法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兒島獻吉郎在其《漢文典》“例言”中明確指出自己的寫作動機起于《廣日本文典》。來裕恂亦稱贊《廣日本文典》為“精美詳備者”。《廣日本文典》率先采用了“文字篇”“單語篇”“文章篇”三位一體模式，這也是“仁和倚劍生”提及的“東文文典”分部模式。這一模式隨后被日本學者及清末學者用于漢語文法研究與教學中，只不過《廣日本文典》和日本部分“漢文典”⑥中“文章典”強調的是句法結構，而其他日本學者和中國學者則根據漢文、國文教育的實際情況進行本土化改造，變為系字成句、系句成篇的文章作法。以兒島獻吉郎《漢文典》《續漢文典》為代表的日本“漢文典”正迎合了我國教育界關于“漢文典”編撰的訴求，因此被晚清學界廣泛借鑒用以編撰國文教科書，對此前紛繁復雜的傳統學術體系進行了簡約化、實用化改造。

　　( 二) 日本“漢文典”影響早期“中國文學史”編撰之原因

　　在晚清中西交流的背景下，文學史編撰引入“外來資源”是傳統學術的主動革新，與其他外來資源在清末中國接受程度不同的是，早期中國文學史對日本“漢文典”的接受與吸收具有普適性，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

　　1. 基于對中國傳統學術體系的繼承與發展

　　日本“漢文典”在早期中國文學史編撰過程中能夠被廣泛接受，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漢文典”模式根植于日本漢學，與中國傳統學術體系具有同質性。日本自古以來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整個江戶時代尤以漢學作為學術研究的主流，很多學者漢學功底極深。進入明治時代，西方知識體系給日本社會造成強烈沖擊，致使日本本土的學術研究與思維模式發生變化，西學開始成為主流。這種情況下，基于對漢學的保護，許多學者積極投身到漢學研究中來，并引進西方學術體系，對傳統漢學進行改良。日本著名國語學家大槻文彥有著深厚的漢學背景。① 1875 年，大槻文彥奉命編撰日本大型詞典《言海》②，其中涉及的和、漢、洋書籍超過八百余部，大槻氏充分掌握了三國文法特征，這為《廣日本文典》綜合系文典模式的建立鑒定了基礎。隨后將這種綜合模式用于漢文研究的兒島獻吉郎，出身漢學世家，早年畢業于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③，后擔任京城帝國大學漢文科主任教授。兒島獻吉郎以中國文學史研究而聞名，先后著有《中國文學史綱》《中國文學史( 古代篇) 》《中國文學考》《中國文學雜考》《中國文學概論》等著作，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頗深。他在撰寫《漢文典》《續漢文典》前已經讀過涅氏《英文典》、大槻氏《廣日本文典》、馬建忠《馬氏文通》、豬狩氏《漢文典》，對中西日“文典”模式及內容有了深入了解。兒島獻吉郎憑借深厚的漢學功底，以中國傳統學術體系為基礎，引入西方最近“語法”知識，簡化以往復雜的漢文教學。明治時期，西學的大量涌入致使日本的漢學研究受到強烈沖擊，這與晚清社會受西學影響，出現一味追求西學、否定中學的熱潮相似。面對這種情況，出于保護“舊學”，繼承與發展傳統學術的共同目的，中日兩國學者需要利用西學改良舊學，因此他們關于“漢文典”內容構成及體例模式的選擇達到時空一致的默契。這種模式正是基于近代學術變革以及保存舊學、普及國文需求的一種必然選擇。

　　2. 基于“開啟民智”的教育致用目的

　　“漢文典”在日本形成編撰熱潮，與日本長期以來重視“漢文”教育有很大關系。當時日本正規學校教育“漢文”課堂中，“漢文法”是一門先行的基礎必修課。中等教育已經將“漢文法”納入正規師范教育體制中。因此，其客觀上刺激了漢學復興與“漢文典”編撰。“漢文典”借鑒外來資源，為傳統漢文寫作找到可以教授的法則，使得傳統文章學得以在近代學術變革中找到突破口，具有開啟民智、普及漢文之作用。 “開啟民智、普及國文”也正是晚清教育改革的出發點。晚清學人積極呼吁重視“文法”的重要性，并參照“文典”體例模式編撰教科書。林傳甲在《中國文學史》( 1904) “序”中稱: “或課余合諸君子之力，撰《中國文典》，為練習文法之用，亦教員之義務，師范必需之課本也……更欲編輯《中國初等小學文典》《中國高等小學文典》《中國中等大文典》《中國高等大文典》，皆教科必需之課本。”④黃人不但肯定“文典”對于文學研究的重要性，更強調了“文典”對于教育普及、政令授受之作用。他稱: “文典一稱文譜，或即謂之文法，所以示組織文字之規則者也。其用與倫理學相表里; 而尤為國語學之進階。今日世界諸國，凡有文學者，莫不有文典，非特為文學之用也。一切形上形下之學，皆賴以傳達。國家而無文典，則教育上之授受、政治上之教令，皆不能普及，故文典者，使國民得普及知識之要素也。”①在黃人看來，中國的文學研究雖歷史悠久、內容廣博，但并非真正的文學研究，主要原因則是無“章則”。他認為文學“不通”主要是“凡此皆無文典之故”。他同時反思了東西文典“貫通中西，上下古今”之長處，“陳義太高，措詞太雅”之弊端，在編纂《中國文學史》時引入“文典”概念，將文學研究與“文典”模式相結合，條分縷析，為傳統文學史編撰找出了新的路徑模式。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劉師培，他認為: “中國無文典，此中文之一大缺點也。今欲教育普及，當以編文典為第一義。予嘗謂文典與法典并重。無法典之國，必為無政治之國; 無文典之國，即為無教育之國。中國并此二者而無之，此其所以上無政、下無學也。如以編文典為別例，則日本之初，亦曷嘗有文典哉? 是在隨時變通耳。”②來裕恂對日本“漢文典”認識比較深入，并受其啟發“爰不揣梼昧，以泰東西各國文典之體，詳舉中國四千年來之文字，疆而正之，縷而晰之，示國民以程途，使通國無不識字之人，無不讀書之人。由此以保存國粹，倘亦古人之所不予棄也”③。日本取法西洋，通過注入最新“語法”知識以彌補傳統漢文教育無“法”可依的缺陷，使傳統文章寫作得以有法可循，進而普及漢文教育，這與新式國文教育追求“致用”的教育目的一拍即合。

　　3. 基于國學基本知識學習的實用性考量

　　作為東亞最早向西方學習的國家，日本最早完成現代轉型。當時晚清社會處于急劇動蕩時期，晚清政府迫于形勢壓力決定學習鄰國日本的經驗，但在教育方針上始終堅持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指導思想。頒布于 1898 年的總理衙門《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就明確提出: “考東西各國，無論何等學校，斷未有盡舍本國之學而能講他國之學者; 亦未有絕不通本國之學而能通他國之學者。”④然而隨著西方新思想、新名詞的大量涌入，民族文化及傳統學術受到強烈沖擊，頗有“厭家雞愛野鶩”之風氣。一些有志之士及“教改”推動者已經認識到保持國家民族文化獨立的重要性。鄰國日本早有蘭學研究傳統，對西學并不陌生，在協調西學知識體系與傳統舊學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且“日本學校雖皆習西文，而實以其本國文及漢文為重，所授功課皆譯成本國文者，其各類品類各物皆訂有本國名目，并不假徑西文。且現其出洋之人，皆學業有成之人，否亦必學有根柢之人。故能化裁西學而不為西學所化。”⑤日本善于運用西學協調、發展本國傳統舊學，因此成為晚清社會學習的楷模。早期中國文學史并非研究性著作，而是新型國文教育教科用書。作為教科書，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內容的實用性和學生的接受度，這就決定了文學史編撰不可能采用純學術史編撰模式。當時的文學史編撰苦于沒有適合國文教育實際的參考材料，西方的文藝理論與我國傳統學術體系存在著極大的不相容性。因此，借鑒鄰國日本的國文教科書“漢文典”，無疑是最經濟實用的選擇。況且日本本身受中國文化影響頗深，又有治理西學的經驗，其“漢文典”以傳統學術為主導，兼及西學，無疑為晚清新型國文教育展開及中國文學史編撰提供了借鑒。

　　四、余論

　　“文學史”這一舶來品，在中國，其誕生是伴隨著學科建立，以教科書形式出現的。早期中國文學史兼有技能訓練與知識普及之用途，既要兼顧舶來的西方文藝理論與觀念，又要將中國傳統學術融入到新學框架下，以實現中西、新舊、古今學術的溝通。作為近代學術體系變遷的重要標志，早期中國文學史有著明顯的“外來資源”痕跡，接受了西方史學特別是文學史、哲學史等社會科學知識，具有初步的中西學術融合態勢。但從根本上來說，西學知識的引入是為傳統“文學”學術體系改良服務的，在這種內驅力作用下，對日本“漢文典”體例模式及內容進行吸收與改良，借助外動力使得從“文法”到“文學”的進階得以順利展開，為中國文學史編撰與新型國文教育展開找到了合理出口，進而達到“開啟民智”的教育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