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漢代畫像與漢代社會的新探析

　　摘 要：通過漢代畫像與文獻資料相結合，對漢代政治、漢代人的觀念世界、漢代的思想文化、漢代的民俗風氣等方面進行深入探析，學術視角與切入點都比較獨特，這正是宋艷萍新著《漢代畫像與漢代社會》的獨到之處。

　　本文源自文史雜志 2021年1期《文史雜志》(雙月刊)創刊于1985年，是由四川省文史研究館;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主辦的文史刊物。《文史雜志》積極評介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燦爛文明以及優秀文化遺產;向群眾進行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普及宣傳，進行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啟發教育，包含文學，歷史，藝術三個范疇。《文史雜志》獲得四川省質量一級期刊。

　　關鍵詞：漢代畫像;漢代社會;神仙瑞獸;周公輔成王;俠義與復仇

　　漢代畫像曾被稱譽為是刻在石頭上的“繡像的漢代史”。自上個世紀以來，全國各地出土的漢代畫像石和畫像磚數量甚多，畫面內容更是豐富多彩，包羅萬象。這些出土的大量漢代畫像，生動形象地揭示了當時的社會生活現象與審美崇尚，也為研究漢代歷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漢畫研究如今方興未艾，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領域;特別是近年來吸引了許多年輕學者投入了對漢畫的研究，新著不斷出版，真的是可喜可賀。

　　最近讀到的宋艷萍研究員的新著《漢代畫像與漢代社會》(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就是一部頗有新意和值得贊許的專著。通過漢代畫像來研究漢代社會生活，這是以往很多研究者的著重點。而宋艷萍的這部新著則將漢代畫像資料與傳世文獻相結合，側重于對漢代政治、漢代人的觀念世界、漢代的思想文化、漢代的民俗風氣等方面進行探析。這些方面，是以往研究的薄弱環節。宋艷萍著眼于此，做了一些深入的探討，這正是其著《漢代畫像與漢代社會》的獨到之處。

　　一、由“周公輔成王”說漢代政治

　　關于漢代政治，無疑是一個比較宏大而又復雜的話題。比如漢朝的統治方式與社會制度，漢朝的王位繼承與輔佐模式，漢朝權臣之間的矛盾與爭斗，漢朝士大夫階層的政治理想等等，這些都是與政治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宋艷萍通過漢代畫像來研究漢代政治，其學術視角與切入點都比較獨特，且并未泛泛而談，而是抓住了其中的幾個典型事例，由此及彼進行剖析。“周公輔成王”就是一個重要例子。這個著名的歷史故事在漢代畫像中比較常見，表面看起來只是描繪了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而其實質卻充分反映了漢代的政治風氣。我們知道，周公是西周時期的忠臣。他輔佐年幼的周成王，為歷史上忠義的典范。漢武帝晚年時，也出現了少子繼承皇位的情形。漢武帝臨終托孤，特意命人畫了《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賜給大臣霍光。后來，“行周公之事”便成了霍光輔政的理論依據，也成為漢代輔政大臣行使權力的稱謂。“周公輔成王”實際上也就成了漢代的一種政治模式。霍光不負漢武帝托孤重任，輔佐幼君，開啟了“昭宣中興”的政治局面，得到班固的盛贊。“周公輔成王”的核心價值，本是強調忠義，鞏固王權，所以這種政治模式曾為當時人們所津津樂道，但也為后來的野心家提供了可乘之機。西漢末期王莽便利用“周公輔成王”的政治模式奪取政權，建立新朝。但王莽的胡作非為不得人心，很快就失敗了。到了東漢時期，“周公輔成王”政治模式依然有著很大的影響。東漢和帝之后，大都是幼君即位，“周公輔成王”政治模式再次盛行，并逐漸演變成為外戚、宦官控制朝政的工具。正是這種政治模式的演變，導致了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衰落與更替。

　　“周公輔成王”政治模式不僅為漢代統治者所倡導，而且也成為漢代士人的一種政治理想，這是兩漢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這種政治模式不僅有其形成的歷史背景，也有著復雜而深刻的內涵，曾對漢王朝的興衰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宋艷萍認為，從漢代的發展歷程看，這種政治模式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在較長的時期內保障了社會的穩定與漢王朝的延續;但這種政治模式也為權臣排除異己掌控政權提供了理論依據，使野心家篡權亂政有了可乘之隙，其負面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正因為這種政治模式對漢朝社會的深遠影響，所以“周公輔成王”成了各地漢代畫像中最常見的描繪主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這些剖析，抓住了關鍵，確實是很見功力的。

　　書中還論述了漢代政治史觀的發展演變，認為漢代畫像中展現的信仰崇尚之風，便與此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劉邦建立漢朝后，沿襲了秦代的很多制度，同時也有所調整，崇尚五行，實行水德。到了漢武帝的時候，獨尊儒術，罷黜黃老之術，改正朔，易服色。之后在西漢后期到東漢前期，政治史觀又有變化。西漢時期的符命學說，由于統治者的重視而大為盛行，西漢末期還興起了讖緯神學;東漢時光武帝宣布圖讖于天下，使得“天人感應說”成了一個重要的政治觀念。書中分析了西漢后期政治史觀的徹底改變，主要是源于國力衰微，民心思變;而社會問題的嚴重，則是形成社會思潮動蕩與變化的重要原因——這在漢代畫像中有較多的反映。書中還特別對漢闕演變為“天門”的神秘化歷程做了探析，揭示了其中涉及漢代政治史觀的一些變化，以及融入喪葬習俗中的原因與表現特征。闕在西漢初期本來是宮廷所建，在陽宅中使用的;被應用于喪葬后，便由闕演變為“神道”，進而演化為“天門”了。由此可見，從西漢中后期到東漢時期，闕的政治意義已被弱化，而神秘主義占據了主流，最終成為畫像中的一種象征性符號。漢代的建旗制度以及對車騎出行方面的禮儀規定，在畫像中也都有較多的描繪，這對相關的文獻記載無疑是很好的印證。書中對此也做了專門的探討，足以加深我們對漢代政治的了解。這些分析都頗有新意，也很有見地。

　　二、從神仙瑞獸揭示漢代人觀念

　　神話傳說人物是漢代畫像中最為常見的表現內容，尤其是對神仙世界與諸多祥禽瑞獸的描繪，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可謂琳瑯滿目。

　　漢代人為什么如此喜歡描繪神仙與瑞獸呢?從本質上看，這些圖像并不單純表現了當時畫工們在藝術題材方面的興趣愛好，更多反映的是漢代人的觀念世界;因為藝術總是和精神崇尚聯系在一起的。眾所周知，秦漢時期仙話盛行，特別是漢武帝向往神仙幾乎到了癡迷的地步，求仙活動極其頻繁。統治者的這種崇拜神仙的濃厚風氣，也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兩漢時期的喪葬習俗。幻想死后成仙也就成了漢代人的一種精神寄托。書中認為，漢代中后期畫像中大量出現西王母等仙界畫面，便正是求仙之風影響的結果。畫像描繪的諸多神仙與瑞獸，有些畫面充滿了神秘色彩，而透露出來的則是漢代人的觀念與崇尚。

　　漢代人觀念中的神仙世界，不僅有西王母、東王公、日神、月神、伏羲、女媧、羽人、雷公、河伯、雨師，還包括了眾多的祥禽瑞獸和一些怪獸。如果說漢畫中的神仙世界表達了強烈的升仙愿望，那么漢代畫像中的龍車、魚車、云車、鹿車之類，還有騎虎、騎鹿、乘龍、乘鳥的畫面，描繪的就是升仙方式了。宋艷萍引用了許多文獻資料，對漢代畫像石上的此類畫面加以歸納和考證，提出了一些頗為獨到的看法;有的分析還解開了某些疑難。譬如漢代畫像石上的雙頭獸，對其稱謂與寓意曾頗令人困惑。宋艷萍根據《山海經·大荒西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鉅，日月所入者，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的記述，認為屏蓬左右有首，與漢畫像石上刻畫的雙頭獸形象大致相符;而日月所入之地，乃是光明與黑暗的交界處;雙頭獸屏蓬處在這樣的位置，成為連接兩個世界的使者，其左右之首，或許就是一個代表人世，一個代表陰世，亡靈坐于屏蓬之上，可以順利到達陰世。此說通過文獻與畫像的剖析，確實具有一定的說服力。

　　漢代的另一個重要傳統觀念，是通過祥禽瑞獸來表達象征吉祥的寓意。漢代畫像中對此也有充分的反映。作者認為，漢代畫像中的許多人物與動物形象，不僅表達了崇尚吉祥的觀念，還揭示了漢代思想文化的發展軌跡。書中在這方面就做了一些較為深入的探討，提出了不少獨到的觀點，值得肯定。

　　三、通過畫像考析漢代社會風氣

　　漢代人重視俠義與復仇。司馬遷在《史記》中就專門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刺客立傳，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漢武帝下詔說，為了復漢高祖平城被圍之仇，準備出擊匈奴，認為這是正義的戰爭，從而給征伐匈奴披上了合情合理的外衣。漢武帝以復仇理論號召天下，對社會各界都影響巨大，對漢代崇尚俠義與復仇風氣的形成，很顯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漢宣帝時舉行過著名的鹽鐵會議，有大夫就盛贊荊軻、專諸、聶政的俠義之舉，希望朝廷能尋求這類勇士，幫助漢王朝抵御匈奴的進攻。漢王室如此，民間也不例外：漢武帝時期的游俠郭解快意恩仇，所殺甚眾，贏得人們的敬畏與贊譽。后來郭解雖然被族殺，其故事卻在民間廣為流傳，效仿者甚多，對當時的社會風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些事例說明，在漢代人心目中，俠義與復仇都是正義之舉，不僅史家對此大為褒贊，漢代畫像中對這類故事題材也描繪甚多，頌揚有加。過去對這些畫像的研究，大都限于單純解釋畫面內容，而較少涉及其中的思想社會背景與內核。宋艷萍正是有感于此，對這些畫像做了新的探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宋艷萍以前曾對漢代的公羊學做過專門研究，出版過《公羊學與漢代社會》專著，認為公羊學有復仇思想，主張百世都可以復仇，所以稱為“大復仇”。從董仲舒開始，漢代的公羊學家不斷豐富和發展著復仇理論，而且將復仇理論和倫理綱常密切結合在了一起。宋艷萍在這部新著中也運用了她過往的研究心得，認為公羊學“大復仇”理論對漢代社會風氣產生過很大影響，也是漢代人喜歡游俠、導致漢代社會復仇風氣為盛的一個原因。這也導致了漢代畫像大量以俠義復仇為題材的藝術現象。作者對這個關鍵原因的揭示厘清了漢畫中的復仇題材在思想理論方面的根源。

　　書中還對漢代社會其他方面的民俗風氣做了探討，譬如漢代因為盛行厭勝之風，故而厭勝與驅魔辟邪就成了漢代畫像中著重表現的主題;民間興盛崇拜西王母之風，漢畫中也便屢見西王母形象。如此等等，均可見作者對漢畫與社會風氣及政治關聯的揭示，其見解也比較獨到。

　　值得關注的是，書中還專門論述了漢代畫像中的“抱持神”。作者依據文獻記載與出土的圖像資料，從漢代信仰崇尚與社會風氣的角度，對相關的畫像加以分析，認為“抱持神”進入墓葬，與漢代人敬仰三皇、東漢重視圖讖有關;又針對山東嘉祥出土畫像石上有伏羲、女媧被“抱持神”擁抱的畫面，認為或許描繪的是神農氏抱持伏羲、女媧，畫面透露的寓意與思想應是漢代儒學與讖緯神學相結合的產物。從各地出土的漢畫資料綜合考察，為什么此類畫面出現在山東、河南，而四川的漢代畫像中沒有“抱持神”和伏羲、女媧在一起的圖像?這說明讖緯神學對四川的影響，不如對山東、河南的影響為大。書中的這些觀點，與其他學者的看法有別，另辟蹊徑，言之有理，也是頗有見地的一家之言。

　　概而言之，書中的這些論述都可圈可點，值得贊許。但也略有不足，譬如對有些問題的探討只是點到為止，未能展開;對漢畫資料的運用也略有局限，對有些論述也稍嫌簡略。總的來說，這部新著的閃光之處甚多，充分展示了作者在漢畫研究方面的努力與收獲。隨著考古新材料的不斷公布和漢畫研究的逐漸深入，相信宋艷萍研究員在這個研究領域還會更上層樓，今后還會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