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文脈的歷史涵養與“大京派”文學的時代建構

　　摘要：京津冀唇齒相依的地緣關系、燕趙文化的共同根柢，涵養了三地寬厚包容、海納百川的文化品格。這種深厚的歷史文脈自然地體現在文學之中，京津冀三地既有各自的審美趣味，形成了具有強烈地域個性的文學魅力，同時京津冀文學在繼承傳統、融匯西方的文學品格上又有著共通的追求。在京津冀協同發展與大文學觀的背景下，無論是京派文學、京味文學，還是北京文學、天津文學、河北文學，都不足以涵蓋京津冀文學復雜多元的歷史面貌，也不足以適應社會發展的最新需求，時代呼喚著“大京派”文學的建構。

　　本文源自當代文壇 2021年1期《當代文壇》是四川省作協于1982年創辦的一份文藝理論期刊，迄今已辦刊近三十年，一直在國內學術界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享有較高的聲譽。1990年中宣部、文化部、中國文聯、中國作協聯合表彰全國17家文藝理論報刊，其中15家為北京各中央直屬部門主辦的國家級報刊，省級刊物僅有兩家，《當代文壇》便是其一。

　　關鍵詞：京津冀文脈;歷史涵養;“大京派”文學;時代建構

　　我們已經習慣強調北京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它廣闊深遠的輻射力。天津之所以興起漕運，離不開北京作為首都的豐富需求，河北悠久的直隸文化，更是直接源于北京長期的首都地位。具體到文學而言，“京派”和“京味”也都是以北京為核心的，無論我們在研究中將京味文學分成多少代，無論我們如何定義京派文學的文化取向，實際上都離不開對北京地域文化的考察。但是，這種長期的“北京中心”意識在某種程度上也深深地遮蔽了京津冀文學的互融共通。京津冀本來就是一體，歷史上燕趙文化同根同脈，已然留下了深厚的基礎，當下三地的協同發展也正有賴于京津冀文脈的歷史涵養。而打通京津冀文脈，激活古老文脈的當下活力，自然要在文學文化上向“大京派”的視野延伸。“大京派”文學的建構既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大文學觀理論構想的具體實踐。

　　一 多元包容的京津冀文脈

　　京津冀三地一衣帶水，唇齒相依，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互融共通的地緣關系。密不可分的地緣關系塑造了京津冀的文脈根柢，燕趙文明的歷史傳承又養育了京津冀開放包容的文化底蘊，而這種開放包容的文化底蘊正是凝聚京津冀三地協同發展的力量源泉，是涵養京津冀千年文脈的歷史積淀，是激活京津冀文學傳統的現實品格。

　　國家已經規劃了諸多城市群建設，如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等，它們的戰略定位或是全球重要的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中心，或是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皆以經濟發展為基礎，旨在建設世界級城市群。而京津冀則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個特區或城市群，它的發展目標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實現優化開發模式。這就不再是以經濟為中心，而是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的綜合考量。京津冀協同發展之所以被視為千年大計，除了因為北京是首都，更深層的則是基于京津冀歷史文化底蘊的獨特性。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京津冀各自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個性和差異，并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呈現出越來越多元的形態。北京坐享“皇城文化”，長期作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漕運文化”使得天津在經濟上完全可以自給自足，這種相對舒適的城市氛圍和文化心態也使得天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點;河北則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直隸文化”，有著良好的地理優勢，既為京師提供安全保障，又得以享受臨近京津地區的便利。三地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氛圍，雖然各自獨立，但相互依恃，彼此之間構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緣關系：天津漕運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北京作為首都的豐富需求，河北直隸文化的底色更是源于北京長期的首都地位，而北京皇城文化的養成同樣離不開津、冀二地的支持。況且從根本上講，京津冀三地的人們擁有同根同源的燕趙文化，身處相似的文化環境，傳承相同的文化理念，三地先天性地享有某些共通的文化基因。

　　密切的地緣關系凝聚了京津冀的文脈根柢。京津冀三地自古以來就唇齒相依，互融共通。北宋文人范鎮在《幽州賦》中寫到“是邦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幽州之地現在普遍被認為是北京，而實際上幽州自先秦時期即已存在，經朝代沿革邊界多有變動，但大致是河北北部至遼寧一帶，京津冀皆在其核心地帶。三地共處華北平原北部，北靠燕山山脈，南面華北平原，西倚太行山，東臨渤海灣。地理位置的相鄰帶來了環境的相似與資源的共享。大運河流經京津冀的絕大部分航段同屬于京杭大運河，包括通惠河、北運河和南運河北段，此外還有一部分屬于隋唐大運河的衛河及永濟渠遺址，總長度超過800千米，這800千米的大運河是京津冀三地溝通的歷史動脈，在河北香河地區流傳著一首小詩：“君住北京城，我身在河北;同游天津衛，打通運河水。”就行政區劃而言，京津冀三地也始終“難以割舍”。西周時期的燕、薊古城，隋唐五代時期的幽州，到遼代的燕京，北宋的燕山府，皆為北京古稱，但在地理分界上并不統一，常常是京津冀三地交錯。例如，清朝時期直隸總督的府衙即在天津，民國時期天津又成為直隸省省會，直到1928年，國民政府將直隸省改為河北省，并將天津城及附近地區設為天津特別市，自此至1930年，北平一直是河北省的省會。而在1950年代以前，房山縣、良鄉縣、昌平縣、大興縣等區縣都屬于河北省管轄，在1950年代之后才逐步劃歸北京市，因而有“北京當地人上推兩三代其80%以上都是河北人”的說法。

　　燕趙文明的根柢滋養了京津冀文化的歷史底蘊。燕趙地處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帶，長城—邊關在此駐扎，因而燕趙大地始終置身于民族沖突的前沿，戰爭和移民成為影響燕趙大地的兩大重要因素。韓愈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贊頌“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蘇東坡言：“幽燕之地，自古號多豪杰，名于圖史者往往而是。”燕趙大地自古以來戰爭不斷，既有農耕的漢族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戰爭，也有漢族內部爭奪統治權力的斗爭。西漢時期，匈奴就屢次進犯燕趙北疆，“飛將軍”李廣威震匈奴，楚漢之際的巨鹿之戰，韓信破趙的背水一戰，李自成進京，太平天國的北伐，義和團運動，從古至今，燕趙大地始終戰火紛飛。戰爭養成了燕趙大地慷慨悲歌的文化性格，也帶來了游牧民族與漢族的交流與融合，北方游牧民族的人口隨著戰爭不斷遷入燕趙大地，帶來了文化的深入融合。燕趙地區從地理位置上來看就有比較顯著的文化過渡性質，臨近齊魯文化、中原文化、三晉文化以及北部的游牧文化，并與之不斷發生沖突、碰撞，也不斷走向交流、融合。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述及燕趙大地的經濟特征和文化風貌時說到：“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種、代皆為地名，在石邑(今河北獲鹿縣東南)以北，也就是說燕趙地域地處邊境，臨近少數民族，屢受侵犯，民風比較強悍。漢武帝時期，命北方游牧民族烏桓向內地遷徙，將他們主要安置在燕趙北部一帶，更加重了這一地區的尚武風氣。幽燕產良馬，軍隊的戰斗力強，北邊部族內遷的同時，強化了燕趙文化融合的色彩。

　　深厚的歷史底蘊塑造了京津冀多元包容的文化品格。老輩人有句俗話：北京城是漂來的，我們現代人更愿意說北京城是一首流動的民族史詩。這“漂來”一說即源自大運河，北京與大運河息息相關，且不說當年大運河上從南方漂來的稻米、絲綢、茶葉如何豐富了京城百姓的生活，就是建設紫禁城的金磚、楠木也都是通過大運河運到京城的。天津楊柳青古鎮就坐落在大運河邊上。在明代，南方的紙張、水彩，沿京杭大運河傳到了這里，楊柳青木版年畫因之而興。楊柳青木版年畫玉成號第六代傳人霍慶順，從小吃運河水長大，在他看來，正是門前這條流淌了千百年的大運河，讓楊柳青木版年畫有了包羅萬象的藝術風格，產生了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更不必說大運河將南方的紙材、燃料等原材料運到天津，才有了楊柳青木版年畫的興起。北京作為“五方雜居”之地，有豐富的包容性。有資料說明，北京前門大街當年著名的老字號商鋪諸如瑞蚨祥綢緞店、同仁堂藥房、全聚德烤鴨店等有94家之多，《話說前門》一書重點介紹了26家老字號的店史。其中除3家是北京人開辦、1家未寫明創辦者的籍貫之外，其余22家的創辦者均來自全國各地，如山東、山西、河北、安徽、浙江等。河北最古老的劇種是來自南方的昆劇和高腔。如今活躍在河北大地上的戲劇除了河北梆子、評劇、老調、絲弦等河北地方戲曲以外，還有京劇、晉劇、豫劇等不同地區的引進劇種。河北梆子高亢激越，十分能夠體現燕趙大地慷慨悲壯的文化風骨，但卻是從山陜梆子脫胎而來。河北的評劇則是在民間說唱“蓮花落”和民間歌舞“蹦蹦”的基礎上演變發展的，而“蹦蹦”來源于東北地區。

　　在京津冀文脈的歷史流淌中，既有堅固城墻的剛毅與勇武，也有古老運河的融匯與包容，在歷史的烽煙中實現著多民族、多地域的融合，構成了京津冀歷史文化多元包容的根本內涵和文化底色。在京津冀文脈的歷史流傳過程中，文學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進程，文化的變動和發展往往會最集中、最迅速、最活躍地反映到文學上，地域文化孕育催生了地域文學，地域文學又反過來帶動、激活地域文化，而且時間越久遠，這種帶動和激活的功能便越明顯。

　　二 多味融合的京津冀文學

　　提及“京味”，我們會想到老舍，地道的北京口語，濃郁的市井風情，是北京最為典型的文學名片;我們也會想到周作人、廢名、沈從文等，1930年代北平文壇的一群“外鄉人”，筑造了京派的文學世界;我們還有可能想到張恨水，他既不是京味作家，也不是京派作家，卻一往情深地寫北京、愛北京，他們都是北京之一“味”，與北京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但卻都不能完全代表“京味”。如果說紹興的周作人、黃梅的廢名、湘西的沈從文是北京文學之一“味”，那白洋淀的孫犁、天津的馮驥才其實更加接近北京之“味”。實際上，任何一個地方的文學都有自己獨特的景觀，方言口語的書寫，市井民俗的風情，自然風貌的呈現，地方性格的凸顯，這些圍繞某個地域而誕生的種種具體的、鮮明的意象，營造了地方文學的獨特韻味。但這只是“地方”的具象演繹，所謂文學的地方性，還應包含一個更為深刻的層面，即“地方”文學的文化品格。這種文化品格是作家不自覺地受到地方文化的浸染而表現出的文化姿態，它不一定專注于對地方元素的具體刻畫，而是在更加深刻的層面傳達地域文學的精神，京津冀文學正是對京津冀文脈的傳承與發揚。

　　多元包容的京津冀文脈養育了多味融合的京津冀文學。老舍寫北京，以鮮活生動的京腔京韻描繪了北京的風俗意趣，孫犁寫白洋淀、滹沱河、冀中平原的鄉村生活，深深植根于河北農村的厚土之中，馮驥才寫清末民初天津衛租界的各色人等，刻畫了天津民俗傳統的生命力，無論是北京文學、天津文學還是河北文學，它們既各有風味，又在根本追求上一脈相通，那種對傳統的依戀，對外來文化的包容，這兩個極端恰恰集中于京津冀三地的文學風味之中。

　　“京”之本味。狹義的“京味”是指北京地方文學的獨特味道，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點，一代一代傳承演變，此起彼伏，在變化中又沉淀出相對固定的文學品味，我們看不到京味文學走向終結的跡象，京味文學也不會終結。早在清朝時期，北京的方言口語就已經被廣泛運用于文學作品中。胡適曾評價《兒女英雄傳》對北京話的運用比《紅樓夢》更加開放，“《兒女英雄傳》里的談話有許多地方比《紅樓夢》還更生動。如張親家太太、如舅太太，她們的談話都比《紅樓夢》里的劉老老更生動。”①翻閱《兒女英雄傳》我們確實到處都能聽到清脆悅耳的北京話，就以胡適提到的舅太太為例，她常常用一口京片子嘮叨，極具北京滿族老年婦女的特點，當何玉鳳要認她為干娘的時候，她對安太太說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話：“什么續香煙咧，又是清明添把土咧，哦!我心里早沒了這些事情了。我只要我活著有個知心貼己的人，知點疼兒，著點熱兒，我死后落兩點真眼淚，痛痛的哭我一場，那我就算得了濟了。”②這短短兩句話，運用了多處北京俗語，如“續香煙”是“接續香煙”的省略說法，比喻生養子孫，使家族繁衍不斷;“清明添把土”指的是人去世之后能有人在清明節的時候為其上墳;“知點疼兒”“著點熱兒”則是對“知疼著熱”的化用，形容對人的關懷、體貼;“得了濟”在北方方言中多指老年人得到親屬晚輩的孝敬和好處。可見《兒女英雄傳》對北京口語和俗語的運用已經十分自如與圓熟。

　　新文學發生發展以來，京味就不僅僅表現在語言層面了。老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的作品是典型北京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在老舍的作品中我們能夠明顯地看到老舍與北京密不可分的聯系。老舍多次充滿深情地說到：“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風景、味道，和賣酸梅湯、杏兒茶的吆喝的聲音，我全熟悉。一閉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張彩色鮮明的圖畫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膽地描畫它。它是條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條活潑潑的魚兒來。”③出生在北京的作家絕非老舍一人，生活在北京的作家更多，以北京為背景、為題材、為描寫重點的作品不計其數，但能夠像老舍對北京那樣鐘情、癡迷、執著的人卻是很少的，幾乎沒有人能像老舍對北京文化那樣透著心的熟悉、那樣地道的描寫，就像湘西對于沈從文、上海對于張愛玲一樣，北京對于老舍，那是一個夢想。老舍在《正紅旗下》描寫的那位老王掌柜，他本是膠東人士，“在他剛一入京的時候，對于旗人的服裝打扮，規矩禮節，以及說話的腔調，他都看不慣、聽不慣，甚至有些反感。他也看不上他們的逢節按令挑著樣兒吃，賒著也得吃的講究與作風，更看不上他們的提籠架鳥，飄飄欲仙地搖來晃去的神氣與姿態。可是，到了三十歲，他自己也玩上了百靈，而且和他們一交換養鳥的經驗，就能談半天兒，越談越深刻，也越親熱”“他不再是‘小山東兒，而是王掌柜，王大哥，王叔叔。他漸漸忘了他們是旗人，他變成他們的朋友”。④北京文化在不動聲色之中，在潛移默化之際，讓你歸順，讓你神往，讓你五體投地。老王掌柜“越想家，越愛留在北京。北京似乎有一種使他不知如何是好的魔力”。

　　在老舍的巔峰之后，京味文學并非一成不變。新時期尋根思潮的深遠影響，京味文學表現出對北京傳統民俗的極大關注;1980年代之后王朔等人的橫空出世，給京味文學帶來了顛覆性的碰撞;新世紀以來，京味文學在話劇、影視劇、網絡文學等諸多層面有了更加廣泛的投射。可以說，京味文學在不同時代形成了不同的特色與價值，但在長期的歷史沉淀中，它無疑形成了鮮明且穩定的風格特征。

　　“津”之趣味。天津之趣，是一種多元混雜的城市風趣。清代詩人梅寶璐《潞河棹歌(二)》寫到“西來打槳東來櫓，慣學吳娃唱采蓮。”所謂“潞河”一般指大運河通州至天津段。受漕運影響，潞河上的行船之人都習慣用吳語唱采蓮歌，吳地方言隨著大運河流傳至天津并產生影響。天津“有北京式的古色古香的老城里，也有上海式的洋里洋氣的租界;有‘天津工人階級的搖籃三條石，六號門，也有青幫，雜八地云集的南市三不管兒;有滿清遺族、遺老遺少，失意總統和軍閥們隱居的小洋樓”⑤。綜合來說，天津中西合璧、雅俗并存，粗中有細，南匯北集，形成了獨特的城市風味。馮驥才的小說故事背景多為天津，而且多是清末民初的天津，之所以選取這個階段，馮驥才自言是受到法國年鑒學派的啟發，認為一個地域的人的集體性格，總是在某一個歷史階段表現得最為鮮明和充分，清末民初是天津新舊交替、華洋雜處沖突最為劇烈的時間段，因而也是天津地域性格表現最突出的時間段。小說“俗世奇人”系列便取材于清末民初的天津衛，塑造了五十余個生動鮮活的天津衛奇人。在這些神態性格各不相同的天津奇人當中，既有技藝超群的醫生、手藝人，也有在時代變動中涌現出的能人異士，他們大多受到“洋人”“洋貨”的影響，但骨子里又固守著天津的根脈，就連天津人養的一條狗，都“講禮講面講規矩講分寸”，合人的性情。(《黑頭》)

　　天津之趣，是一種幽默隨性的生活情趣。這種生活情趣鮮明地體現在既親切又幽默的天津方言口語當中。馮驥才的小說處處運用兒化，“沒一點兒殘缺”“富麗勁兒”“沉靜勁兒”“滋潤勁兒”“講究勁兒”“沒挑兒”“手工活兒”“想掉了魂兒”以及天津典型的方言口語，如好賽(好像)、一號(一員)、土箱子(天津人對垃圾箱的俗稱)、打小(自小)、中晌、醬菜簍子等具有天津氣息的口語，還有隨處可見的“嘛”，如“臺上的嘛樣，他捏的嘛樣”⑥，一個“嘛”字仿佛一下子將讀者拉到一個捧哏逗樂的天津人眼前，讓人忍俊不禁，散發出濃郁的地方風情。但這種趣味并不僅僅體現在口語當中，天津人的幽默同樣飽含著智慧，如《三寸金蓮》中呂顯卿想知道二少奶奶是如何將銀蓮印在地上，怕她不說，于是擔保道：“您要是不叫我在外邊說，我擔保不說，什么時候說了，什么時候我就把我的姓倒著寫。”喬六橋立刻在旁邊叫道：“別聽他的，‘呂字倒過來還是‘呂字!”⑦

　　天津之趣，還是一種民俗風光的傳統意趣。馮驥才的小說中隨處可見天津的老字號和古地名，如謙祥益、瑞蚨祥、三義金店，如北大關、南運河、估衣街、馬家口。天津衛碼頭手藝人的巧奪天工，老天津逛古玩、買古董的生活樂趣，《三寸金蓮》中香蓮對小腳文化的捍衛，《神鞭》中傻二剪掉辮子仍然留住精氣神的定力，馮驥才把歷史與傳統注入一雙小腳、一條辮子當中，在傳統的墮力中呈現文化的魅力，引發人們更加深刻的思考。馮驥才曾說過，他追求的不是“天津味兒”，而是“天津勁兒”，就是天津的那種精神。“只要在高速路上看到‘天津的路牌，或是聽到航空小姐說出它的名字，心中便充溢著一種踏實，一種溫情，一種徹底的放松。”“但我無論到哪里，我都是天津人。不僅因為天津是我的出生地——它絕不只是我生命的巢，而是靈魂的巢。”⑧

　　“冀”之土味。孫犁的去世被學界視為一個文學時代的結束。與同時代的很多作家相比，孫犁是土的，什么西南聯大、海歸派、北大幫、清華幫、南開幫，都與他無關，他沒有那些引人注目、富有情趣的奇聞軼事，也進不了所謂名人學者的視野。但這“土味”并不是一種閉塞的俗氣，孫犁不止一次地說過，他很喜歡普希金、梅里美、果戈里、契訶夫、高爾基等外國文學大師的作品，“我喜歡他們作品里那股浪漫氣息，詩一樣的調子，和對美的追求”⑨，在這些外國文學大師的作品中，孫犁看到了熱烈的感情和境界，而這種追求恰恰符合孫犁的氣質與品位。

　　白洋淀要感謝孫犁，是他使白洋淀聞名于世;而孫犁也是白洋淀孕育的，孫犁及其創作的風格也應該感謝白洋淀。白洋淀很少招搖，也沒有多少美名，不像西湖、太湖、昆明湖，白洋淀你只有走進去，進到它的深處，才能領略到一些它的風情。孫犁的作品也給我們這樣一種感覺。人在彌留之際所思所想的往往是他最關注的問題。發人深思的是，孫犁在臨終前念念不忘的著作，不是文學作品，而是《修辭學發凡》等語言學專著。這在很深的層次上表明了孫犁對語言的刻意追求，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人們以往簡單地認為孫犁作品的語言主要是一種土生土長的語言，實際上孫犁對語言有過系統深入甚至是專門的研究。孫犁既是土生土長的，也是后身修煉的。

　　孫犁的土味是一種平淡自然的流淌，是一種扎根民間的淳樸踏實。孫犁曾說過：“我最早接觸的，是民間形式：河北梆子、各種地方戲、大鼓書。”⑩孫犁始終扎根農村，塑造了很多農村婦女形象，勇敢，堅毅，默默地支持丈夫為抗戰作出貢獻與犧牲，如水生嫂、吳召兒、春兒、妞兒、九兒等，這些青年女性雖然沒有受過高深的文化教育，但是有著大自然的靈氣與傳統的美德。有一篇文章提到孫犁“是一面迎風也不招展的旗幟”11，這個評價令人震撼，它高度概括了孫犁為人為文的風格和本質。正因為這種從不湊熱鬧、不追求名利，給了榮譽都不要，對榮華極其淡泊的性格，構成了孫犁這個人，形成了他的本性，然后才有他的思考、他的視角、他的作品、他那含蓄內在的節制美與分寸感，總之，才有了他追求的極致和他追求到了的極致。孫犁的一切都是平平淡淡的，正如他的文字，“決不枝蔓”“雖多風趣而不落輕佻”12。這正是孫犁達到的高境界、高品位，決不是誰都能夠做得到的。

　　三 “大京派”文學建構的時代意義

　　文學歷來是時代社會的反映，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飛揚激越，文學、歷史、思想、哲學的融為一體，那是先秦時代的產物;唐詩的繁榮、宋詞的興起、明清小說的出現，都是不同時代社會經濟基礎的反映和需求;現代文學的大量作品描寫農民，刻畫知識分子，書寫戰爭和革命，這是大轉折時代的主題，而當代尋根文學熱潮，完全是對時代重大變革的書寫。時代在不斷發展變化，文學只有不斷同時代互動及對話，才能長久地保持活力。今天，中國已經經歷了相當長時期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和大范圍國際交往，國家實力進入空前強盛的階段，人類文化也進入空前頻繁的交流往來階段。在這一背景下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就必然要求文學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具氣魄的筆觸展示時代社會的變化，建構“大京派”文學體系實為應社會時代而生。

　　“大京派”之“大”。“大京派”文學的建構是對“大文學觀”的積極探索與實踐。所謂“大文學觀”主要包含三個方面，一是視野之“新”，即用一種新的眼光和方法去看待文學和文學史;二是范圍之“廣”，跳出純文學的思路，關注文學更為廣闊的時代外延;三是站位之“高”，以更為宏觀的角度探討文學的演變與文學史的書寫。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提出以來，學界不斷深入對“大文學觀”的探討與建構，這中間既有贊同，也不乏反對，贊同的人認為這是文學擺脫政治束縛，回歸文學自身的一場革命，反對的人如王富仁認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消解了“五四”在新文學發生發展中重大的時間節點意義，也模糊了新文學與舊文學的本質區別。當然，“大文學觀”的實踐原本就不是為了提出一個完美的、不可顛覆的理論范式，而是在多方的爭議與互動中啟發我們從不同的視點重新看待文學史，“大京派”文學的建構正是這樣一種嘗試。

　　目前學界對“京派文學”的認識和理解多限于1930年代活躍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個特定的文學流派，應該說，這種將“京派”看作一個特定時間段的特定地域性文學流派的理解，是遠遠不夠的，它無法涵蓋整個京津冀地域豐富復雜的文學現象，甚至遮蔽了它的無限多樣性。特別是在京津冀一體化的戰略背景和歷史契機下，京派文學應該突破一時一地的時空限制，扎根于京津冀千年的歷史文脈，以更豐富的內涵、更深厚的底蘊、更宏大的氣象呈現出一種“大京派”的全新面貌。從歷史的延傳來講，“大京派”由古至今，延續千年，并非一成不變或固守一家，而是海納百川，代代相承。“大京派”文學至少可以上溯至漢魏時期燕趙大地流傳的《燕歌行》《白馬行》《燕丹子》，經由1920年代張伯苓創辦的南開新劇團，1930年代以周作人、沈從文、廢名、李健吾為代表的京派文學，以老舍為代表的京味文學，以及以孫犁為代表的白洋淀派，一直發展到當下以王蒙、劉紹棠、劉心武、鄧友梅、王朔、徐則臣等為代表的“新京味文學”，在從“舊京”到“新京”、從“小京”到“大京”的動態傳承中，完整地展現京津冀文學的發展脈絡和最新走向。從文學發展的脈絡來看，京派的文學視域從誕生之初就與其特殊的文化背景緊密相連，與社會的發展變遷息息相關。當我們站在“大京派”文學的視域下，既關注京派文學的地域文化根基，又重視其超地域性的一面;既關注到京派文學的歷史價值，又更加重視其發展變化及當今的新形態，從時空兩方面打通京津冀文學文化資源，對“京味文學”“京派文學”“白洋淀文學”“紅色文學”“新京派文學”“新京味文學”進行邏輯梳理和整合。

　　“大京派”之“京”。“大京派”文學的建構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京”味的重新闡釋。以往我們對“京”味的理解基本上停留于以老舍為代表的京味文學以及1930年代的京派文學，實際上“京”味的內涵遠遠不止于此。在深厚歷史文脈的滋養下，京津冀三地的文學無論在文化品格還是在審美取向方面，都具有深層的共通之處。它們對古老傳統的尊重與傳揚，以及對現代西方文化的包容與吸納，看似背道而馳，實際上卻和諧地統一于京津冀歷史文脈的千年延傳中。這也為我們重新理解“京”味，重新理解京津冀三地的文脈根基開拓了思路。

　　從地方與世界的關系來看，“大京派”文學離不開世界文化資源的影響，老舍是在英國倫敦創作的《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在新加坡創作的《小坡的生日》，更為重要的是，老舍對國民性的批判與反思始終借鏡西方，在洋人、滿人和漢人的矛盾糾葛間書寫復雜的人性;1930年代京派作家更是在西方諸多作家、文學理論家的影響下進行文學批評與創作，如周作人的小品文、朱光潛的詩論、馮至的十四行詩和李健吾的印象主義批評;而津冀地區南開新劇團的成立、曹禺話劇藝術的成熟、孫犁對俄羅斯短篇小說的推崇等等，都是在西方文學的直接激發下產生影響的。可以說，京津冀三地的文學文化資源是最西方的，也是最傳統的，這也正是“京”味最寶貴的財富。所謂文學的地方性，并不是地方的地理空間或文化現象，而是更深層面的文化品格。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隨著奉系軍閥進入北京，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大批文化機構和文化人紛紛南遷，北平既失去了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幾乎淪為“文學的沙漠”。而恰恰是在這北平文壇最為寂寞冷清的時候，《駱駝草》誕生了，如馮至所說“駱駝在沙漠上行走，任重道遠，有些人的工作也像駱駝那樣辛苦，我們力量薄弱，不能當‘駱駝，只能充作沙漠地區生長的駱駝草，給過路的駱駝提供一點飼料。”13《駱駝草》正是這樣一份在寂寞與貧瘠中掙扎著生存的刊物，它很弱小，但卻充滿希望，并以此為肇始，開啟了京派文學的發展壯大，使得蕭條的北平文壇再度熱鬧了起來。京派之所以能夠在這樣的心態和環境中興起，正源于北京這座城市的文化底蘊，當一切都失去的時候，只要文化底蘊深厚，一切都能夠再生，都能夠隨時激活。1930年代如此，當下亦如此。京津冀文脈的再次激活，必然會帶來文學文化更新的格局，成為大京派文學建構的時代契機。

　　“大京派”之“派”。“大京派”文學的建構是在世界文化語境下重新定位京津冀地方文學。如何給作家以準確的定位，如何在文化交流空前頻繁的背景下重新安置作家，更清楚地看到他們對時代社會文學發展的貢獻，就不僅是看老舍寫了什么，孫犁寫了什么，更是一種總體的風格。俄羅斯文學被劃分為黃金時代、白銀時代和青銅時代，整個西方文學的發展軌跡是古典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當下大規模的世界文化交流更加迫切地要求我們對文學發展進行更有高度的概括與歸納，本身也更有利于中國文學與文化走向世界。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是一個時代的代表，京津冀也是一個大的時代的代表，大的區域的代表，是世界文化交流的必然需要。

　　大抵文學流派都有相近的文學追求，如建安風骨、桐城派、競陵派等等，到新文學發生發展以來，文學社團流派蜂起，短短三十年涌現出大大小小的社團流派有百余個，流派的建設與發展也更加完善，開始有固定的章程及刊物。而京派則是其中極為特殊的一個，它既沒有鮮明的主張與宣言，也沒有明確的成員名單，相對來說是一個比較松散的文學流派。“大京派”文學的建構正是1930年代京派文學的溯源和延伸，“大京派”之“派”不同于一般的文學流派，它既不能代表某一種共同的文學風格，也不能代表一種相近的文學追求，而是在本質上代表了一種文學文化品格的延續，是一種更加宏闊、寬容、動態風格的承傳，它不是京味文學、京派文學或者其他書寫北京的文學藝術作品的簡單相加和重疊，也不是北京文學、天津文學、河北文學的刻意模糊與混雜，而是一種全新的更加宏觀的風格建構，對今后有更大的影響。

　　歷史在不斷地向前發展，時代賦予了京津冀新的使命，京津冀的協同發展絕不是一時一地的特區建設，也不僅是一種經濟模式的探索或政治目標的考量，從根本上說，京津冀三地的協同發展是一種長遠的文化建設，它的示范意義很可能是我們目前乃至之后相當長的時間內難以估計的。京津冀的歷史文脈應該如何激活當下的現實發展，值得思考。從文學的角度來講，以往的京派如何適應京津冀一體化新的步伐，京派雖然既有獨特的品格又能融匯多元，但它已遠遠不能適應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現狀。“大京派”文學的建構是當下時代賦予京津冀文脈發展的必然使命。從“京派”到“大京派”，是時代發展的要求，是文化建設的要求，是文學自身發展的要求。這既符合京津冀文脈的歷史涵養與文化品格，也契合了大文學觀的理念和實踐。

　　注釋：

　　①胡適：《<兒女英雄傳>序》，《胡適文集》(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頁。

　　②(清)文康：《兒女英雄傳》，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69頁。

　　③老舍：《三年寫作自述》，《老舍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274頁。

　　④老舍：《正紅旗下》，《老舍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頁。

　　⑤許瑞生：《閑話天津味兒》，《天津文學》1988年第4期。

　　⑥馮驥才：《泥人張》，《馮驥才詩文卷(一)》，青島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頁。

　　⑦馮驥才：《三寸金蓮》，《馮驥才詩文卷(一)》，青島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頁。

　　⑧馮驥才：《靈魂的巢——<馮驥才的天津>序》，《馮驥才 詩文卷(二)》，青島出版社2016年版，第329-331頁。

　　⑨孫犁：《勤學苦練》，《孫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頁。

　　⑩孫犁：《文學和生活的路——同<文藝報>記者談話》，《孫犁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245頁。

　　11肖克凡：《孫犁是一面旗幟》，《我的少年王朝 肖克凡作品集》(四)，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頁。

　　12茅盾：《孫犁的創作風格》，劉金鏞、房福賢編《孫犁研究專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頁。原文摘自茅盾1960年7月24日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理事會會議(擴大)上的報告《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

　　13馮至：《<駱駝草>影印本序》，俞子林主編《書的記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頁。原載《古舊書訊》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