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瘦竹戲劇教育思想初探

　　摘要：陳瘦竹成就卓著的戲劇教育生涯，是從戲劇創作和翻譯開始的，經過了戲劇研究的“中介”，國立劇專孕育和涵養了其戲劇教育思想的基本框架和范式。新中國成立后，從西洋戲劇禮拜到中國話劇、民族戲曲的深入探尋，陳瘦竹更關注本土話劇和戲曲，嘗試中西融匯營構本土戲劇學體系，以之作為戲劇教育新理路。

　　本文源自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20(05):158-165.《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是我國僅有的兩家戲劇類國家一級學術刊物之一，被國家學術機構確定為“戲劇藝術核心期刊”、北京大學圖書館評選的“中文核心期刊”以及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評選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中國社會科學院評選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

　　陳瘦竹(1909-1990)，本名定節，我國著名戲劇理論家和現代戲劇研究學者，曾任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江蘇省文聯副主席，中國話劇理論與歷史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田漢研究會副會長。陳瘦竹早年“曾寫過長篇小說《春雷》，出版過短篇小說集《奈何天》，這些作品，都曾享譽于20世紀30至40年代的文壇，但他貢獻最突出的方面卻是戲劇理論和戲劇教育，也可以說他把畢生的精力都貢獻給了中國的新興戲劇事業”。[1]作為我國現代戲劇理論和中國話劇學術的奠基人之一，作為卓越的民族戲劇教育家，陳瘦竹一生執著于戲劇教育并以其為終身事業，從國立劇專到中央大學，再到南京大學，風雨數十年，陳瘦竹深入探索、潛心研究，以其非凡的睿智和學術勇氣，從理論及實踐上，建構了富有濃郁時代特色和藝術魅惑的現代戲劇教育思想，參與確立了本土戲劇教育的大視野、大氣度、大方向、大格局，可謂厥功至偉，值得戲劇教育工作者認真研究和充分總結。

　　以戲劇教育踐行人生價值，對陳瘦竹來說，有深刻的歷史和藝術緣由，也有其必然過程，可以說，20世紀民族戲劇和戲劇教育的勃興歷史地選擇了陳瘦竹。

　　陳瘦竹原籍江蘇無錫，自幼喜歡聽故事看灘簧(錫劇)，在無錫省立第三師范學校讀書時，就因為受五四新文學運動影響，致力于小說創作，他在上海《泰東月刊》發表了自己第一個短篇小說《紅豆》，接著又出版了中篇小說《燦爛的火花》等數部作品。1929年，進入武漢大學外文系讀書的陳瘦竹，在著名文化學者(也是同鄉)陳西瀅教授鼓勵和指點下，筆耕不輟創作文學作品，先后加入革命文學社團“血潮社”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此時他的《曙光》《湖上恩仇記》《三人行》以及長篇小說《春雷》關注鄉村社會的階級對立，積極喚醒底層民眾的抗戰意識，一窺知識分子的亂世體驗，獲得廣泛好評。特別是長篇小說《春雷》，“寫出了在戰爭中新生的英雄性格”，是“文協公開征求長篇抗戰小說后應征的十九部中比較最好的一部”，[2](P124)馬彥祥曾將《春雷》改編為七幕十六場話劇《江南之春》，1942年由中國萬歲劇團在重慶公演，一時觀者如潮。

　　作為出色的戲劇藝術家，陳瘦竹成就卓著的戲劇教育生涯，是從戲劇創作和翻譯開始的，并經過了戲劇研究這一“中介”，后者伴隨其整個一生。陳瘦竹對戲劇最初具體可感的經驗，與相戀相知的愛人沈蔚德(維特)有關。沈蔚德在神州女中讀書期間，就癡迷戲劇，先后創作了多幕劇《春常在》《新烈女傳》，后在湖北省立二女中參加了田漢《南歸》《蘇州夜話》《卡門》等學生演劇，并扮演重要角色。而在這個過程中，陳瘦竹自始至終都是“同好”，與之一同觀劇、討論，自然獲得許多直觀的舞臺經驗。進入抗戰階段，陳瘦竹嘗試戲劇創作，他在《東方雜志》1938年35卷2號上，發表了獨幕劇《復仇》，在1939-1940年的《新西北雜志》上連載了三幕劇《醒來吧，農民》，它們抓住現實的江南農村場景，反映農人忍耐、沉淪、覺醒、反抗及至迎來“群體的勝利”，真實揭示了抗戰大歷史中的民族血性，贏得一定好評。這一階段，陳瘦竹對戲劇的理解其實已很深入，業師陳西瀅在武大講授的課程就是英國小說和戲劇，1933年畢業進入國立編譯館后，陳瘦竹又先后翻譯了蕭伯納的話劇《康蒂妲》，發表了大量戲劇文章，如《文藝月刊》1936-1937年刊載的《導演與演員》等。進入20世紀40年代，陳瘦竹幾乎成為了《東方雜志》《觀察》《文藝先鋒》的專任“戲劇批評家”，《論三一律》《戲劇批評家萊辛》《戲劇與觀眾》《自然主義戲劇論》……一篇篇犀利而又飽含機智的論文，顯示出敏明的戲劇翻譯家陳瘦竹之博學、睿智和精約。進入新中國后，陳瘦竹全心致力于現代話劇和戲劇理論研究，他撰寫的有關郭沫若、曹禺、田漢、丁西林等的劇作研究論文，被譽為中國現代戲劇研究的奠基力作，他的有關“悲劇快感”“幽默”“機智”“喜劇性”等方面的研究，拓寬了民族戲劇理論的新視野和新空間。《論田漢話劇創作》《現代劇作家散論》《論悲劇與喜劇》《戲劇理論文集》等，更以其厚重扎實的內容成為整個時代的經典，當代戲劇研究必讀的學術著作。

　　1940年10月，正式踏入戲劇教育領域，陳瘦竹開啟了戲劇追求的新階段，也昭示出作為一個具有深厚專業修養的知識分子的抱負，“偶然性的支配”，成了其人生轉折的“重大關鍵”。[3]而這一切都是從國立劇專開始的，也可以說國立劇專孕育和涵養了陳瘦竹戲劇教育思想之基本框架和范式。國立劇專原名“國立戲劇學校”，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所戲劇專科學校，1935年創辦于南京。抗戰爆發后，國立劇專疏散長沙，轉遷重慶，1938年底遷往四川省江安縣城，1945年夏復遷重慶，抗戰勝利后，遷回南京原址復課，1949年與延安魯藝、華北大學文藝學院在北京合并成立中央戲劇學院。國立劇專崇尚校長余上沅的理念，以“研究戲劇藝術，培養戲劇人才”為宗旨，廣攬戲劇和文藝名家，狠抓教學質量，雖偏于小城江安，但戲劇教學、戲劇活動紅紅火火，這里誕生了一大批名作—曹禺的《蛻變》《北京人》，吳祖光的《正氣歌》、楊村彬的《清宮外史》等等，先后公演了《蛻變》《日出》《偽君子》《哈姆雷特》等144個劇目。抗日戲更是聲勢浩大，延展到附近的南溪、瀘州。這個被譽為“中國戲劇的搖籃”的地方，一大批戲劇藝術人才脫穎而出，可以說，江安國立劇專開辟了近現代中國戲劇的現代性場域。

　　抗戰之初，陳瘦竹和沈蔚德，一個在重慶國立編譯館從事翻譯工作，忙于翻譯英國社會主義者韋伯夫婦的《蘇聯新文化》，一個在四川江安的國立劇專研究實踐部教學，頻頻從事戲劇演出，多年的兩地分居，特別是孩子和母親跟著顛沛流離，令他們不安。因此，當國立劇專校長余上沅寫信邀請陳瘦竹到劇專任教，陳瘦竹立刻欣然接受，從文化陪都重慶來到了偏僻的小城江安，一家人得以團聚。有學者認為這“既是他戲劇研究的起步期，也是他戲劇研究的關鍵期，六年的艱難歲月奠定了他戲劇研究堅實的基礎”。[4]

　　在江安國立劇專，陳瘦竹先講授公共課“歐美名劇”(英文)與國文，后教專業課“劇本選讀”，初涉戲劇教育，他就直取戲劇歷史的巔峰成果，以莎士比亞等人權威性、典范性的文本，確立了一種寬視界和高品質。“劇專這個戲劇世界專家云集，有數量可觀的中西文專業書，有經常性的演出，有藝術氣氛，還有在他之前先行進入戲劇世界的妻子。”[5](PP181-182)陳瘦竹在這里，一方面以敏銳的藝術感覺、扎實的英文，廣泛閱讀原著，借助對兩千多年戲劇思想史、藝術史的研判，對悲劇、喜劇、戲劇性以及易卜生、蕭伯納、梅特林克等予以深入鉆研，他“建立起了以戲劇家研究為軸心，連接劇作與戲劇流派的戲劇史研究模式”，[5](PP181-182)另一方面，在“劇本選讀”及后來接替曹禺講授的“戲劇批評”等課程中，陳瘦竹以聶考爾的《戲劇理論》和H.B.克拉克編譯的《歐洲戲劇理論文選》等作為主要材料，“以其嚴密清晰的理論思維和妥帖表達藝術感知的講授方式，贏得了學生的歡迎，校方和同事的推崇”。[5](PP181-182)作為國立劇專理論編劇(教研)組組長，陳瘦竹廣博的學識、啟發探索的理念、循循善誘的教學方法，構成劇專一道特別風景線，正如一位劇專學子所說：“……我們不僅在戲劇理論與治學方法上深受您的影響，更深深敬佩您的道德情操。”[5](P190)

　　如果說，在江安，無論留美歸來的余上沅還是武漢大學西洋語言文學系畢業的陳瘦竹，都以歐美正宗的戲劇理論和戲劇史案例，作為戲劇教育的核心和基礎，那么，在1947年遷校返回南京后，國立劇專教授陳瘦竹依然推崇西方戲劇理論精髓和優秀劇作，努力將其介紹到中國來。在劇場藝術科與編劇理論科學生同上的戲劇思潮課、戲劇原理課上，陳瘦竹飽含獨特理解和感悟的講授，顯示出極大探索意味。與此前后，被聘中央大學教授的陳瘦竹，接替楊晦講授現代文學，這使他得以有機會思考一個困擾他很久的問題：為什么用聶考爾等人的戲劇理論幾乎解釋不了中國話劇!

　　由此，新中國成立之際，陳瘦竹戲劇教育思想發生重要轉折，即從西洋戲劇禮拜到中國話劇、民族戲曲深入探尋，通過中西戲劇比較，他更關注本土話劇和戲曲，嘗試中西融匯，營構本土的戲劇學體系，并以之作為當代戲劇教育的新核心、新理路，以張揚中國戲劇教育的民族個性、主體立場為己任。他關注現代文學視界的現代中國話劇，對最富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逐一予以剖析，從藝術美學高度加以詮釋、評判，開創了中國現代話劇的學術批評時代，他在《戲劇論叢》《文學評論》等發表的《論丁西林的喜劇》《論〈雷雨〉和〈日出〉的結構藝術》等論文，科學而嚴謹，發人所未發，獲得學術界高度評價，也贏得學生喜愛;他關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戲曲藝術，寫了《論李漁的喜劇〈十種曲〉》《從〈破窯記〉到〈彩樓記〉—論川劇〈評雪辨蹤〉的淵源及其藝術特色》等論文，稱贊民族戲曲“奇光異彩”，不乏“絕妙好戲”，[6](P229)努力透析其獨特美學情志。顯然，陳瘦竹在50年戲劇教育生涯中，正是由于對民族戲劇融會貫通、潛移默化的深切參悟，才勾勒出本土戲劇的現代性自覺，并且濃墨重彩地詮釋了中國戲劇教育的宏大內蘊。

　　陳瘦竹一生致力于戲劇教育，其戲劇思想和教育思想高度化合，熔鑄鮮明的時代性和主體性。從國立劇專歲月到南京大學時期，他嘔心瀝血，培養了大量戲劇人才，其中不少人成為中國戲劇教育的棟梁之才，民族戲劇講臺和戲劇美學之苑由此綻放壯麗的曼陀羅花。

　　戲劇于陳瘦竹不是愛好或職業，而是生命的意義和“存在”之緣由，他在傳統和現代、話劇與戲曲、思想和美學復合扭結的多維世界打量戲劇這一古老藝術，尋求其現代性意味和豐富精神蘊含，傳播其藝術真諦，因而陳瘦竹戲劇教育思想堪稱一座豐腴的戲劇藝術哲學寶庫。

　　陳瘦竹戲劇教育思想顯現出以下重要特征—

　　1.以研究性理念，把握戲劇作為“思想藝術”的特性。

　　戲劇是思想的王國，也是思想之殿堂，充斥哲學、道義、信念，打開戲劇思想的閘門，釋放求索因子，才能讓戲劇教育真正成為塑造新戲劇、新劇人的工具，也才能真正提升戲劇教育品質。陳瘦竹“為人正直，治學嚴謹，執著地追求正義和真理，為開拓戲劇美學作了種種探索”。[7]從踏入戲劇教育領域第一天，他就是以“研究”路徑走近戲劇、認識戲劇和把握戲劇性，挖掘戲劇精神內核的。在江安，陳瘦竹融教研于一體，“他的系列論文《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的性格》《論〈威尼斯商人〉之布局》《蕭伯納及其〈康蒂妲〉》《世態喜劇杰作〈巴瓦列先生的女婿〉》《易卜生〈傀儡家庭〉技巧分析》等逐漸見諸刊物”[4]通過深入的學術研究，使自己成為真正“懂戲劇”的人，也通過教導學生研究戲劇，使其成為勤于思索、熱愛戲劇的內行專才。陳瘦竹善于在教學中提出問題，通過學術研究解決問題，以研促教，研教合一，使得他的教學總有著豐富的學理內容，而他的學術研究也總是能抓到戲劇發展的關鍵。可以說，堅持“思想的藝術”的體認，是陳瘦竹戲劇教育思想的科學傳統。把做學問的方法融入課堂，使得陳瘦竹的戲劇教育觀念獲得特別之深度。換句話說，陳瘦竹總是關注意義，關注價值，在特定空間探索戲劇本質，也總是在比較視野中確認戲劇與人類社會、與人的靈魂的廣泛聯系。

　　2.確立和堅守戲劇“對話”的本體、交流的本質，強化戲劇教育效能。

　　本質上戲劇是一種對話，舞臺對話背后是社會對話、人生對話、情感對話，而陳瘦竹認為戲劇教育也是對話，堅持“對話”的戲劇教育，就是堅持正宗的本源的戲劇教育。陳瘦竹在戲劇教學中，建構了多重對話模態：一是不同國度戲劇、不同人物的“對話”，比如本土喜劇家丁西林喜劇和英國劇作家巴雷《十二鎊錢的神情》的“對話”，巴金的小說《家》和曹禺改編話劇《家》的“對話”，法國作家小仲馬的小說《茶花女》和其舞臺劇《茶花女》的“對話”，通過這些橫向“對話”，打破封閉的“話劇”與“小說”間的阻隔，極大地拓寬了學生視界。二是教師和學生的對話。當年在江安，陳瘦竹和妻子沈蔚德即以頻頻的“討論”打發孤寂的小城生活，這也成為日后他重視教學相長的慣性。他善于調動學生積極性，熱衷多邊對話，“師生一起討論，從不強加于人。陳先生在課前布置作業，下次講什么，讓研究生看什么書。在下次課上，先由一個研究生講，然后，再由陳先生給以總結，先表揚每個學生的獨到之處，再指出不足之處，最后談自己的看法。”[8]引導對話，就是引導學生創新思考，引導學生養成學術思維。孫家琇后來深情回憶說：“他教課認真，對待學生既嚴格要求，又熱情關懷。他總是以充實的講授內容和正確的教學方法引起學生的興趣和求知欲。”[9]他從不“背書”，他始終在以戲劇方式與觀眾(學生)“對話”，進行觸及靈魂的交流，這就是陳瘦竹戲劇講學以及涉劇演講每每高山仰止、魅力無窮的根本原因。

　　3.注重而又超越感性戲劇層面，始終把人物、結構和語言的魅惑納入人類精神的探尋，納入一種美學追求的高度，與之緊密聯系在一起。

　　陳瘦竹鐘愛悲劇、喜劇等美學范疇，強調戲劇并非簡單的人類經驗，而是人類對真理和對美的探求，這使他無論何時都能站在人類進步的現代性高度去審視戲劇舞臺，去捕捉戲劇的意義，這也使其戲劇教學總是富有高度。陳瘦竹不是那種空談“概念”“邏輯”和“規律”的人，相反，他非常重視情感和感性，在《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問答》一文中，他明確強調：“研究文學必須培養藝術敏感。對于作品，我們不忙先作理性分析，而先加以直覺感受，像作家那樣去體驗人物的喜怒哀樂，隨著感情的波動，痛苦時就哭，高興時就笑。先做欣賞者，再做評論者。”[10]這種觀念充分貫徹到他的戲劇教學中，就是鼓勵學生練就高超的“藝術分析”的本領。當然，陳瘦竹并未止步于形式分析，而更多的是嘗試帶領學子走向大歷史大戲劇范疇，去領悟歷史和美學相結合的現代戲劇藝術。他不斷呼喚戲劇觀念、戲劇本質、戲劇結構方面新鮮獨特、高屋建瓴的觀點，他也關注時代和特定政治對劇作家的影響，為此他撰著《法國浪漫運動與雨果〈歐那尼〉》《王爾德的唯美主義理論與他的喜劇》《郭沫若悲劇創作的歷史地位》等以為后學示范。他甚至對西方象征派戲劇及荒誕派戲劇等“反戲劇”思潮也十分重視，潛心研究，寫出《談荒誕派戲劇的衰落及其在我國的影響》這類振聾發聵的鴻篇巨制。顯然，陳瘦竹眼里的戲劇教育，既是感受戲劇性，更是感受歷史和美學。

　　4.以豐沛的理論素養，把鮮活的舞臺—創作實踐視為戲劇教育的著力點，使得戲劇教育自始至終沉浸在戲劇本體的恢宏天地，成為“呈現”的教育、“具象”的教育，飽孕戲劇生命的質感，充盈無比生動的蘊涵.

　　陳瘦竹強調戲劇教育要讀劇看戲，要進入“現場”，要寫劇評，只有對舞臺和劇場了然于心，堅持不懈對具體戲劇作品進行解剖分析，才能把握戲劇的千變萬化和千變萬化的戲劇。據江安國立劇專學生回憶：陳瘦竹上劇本選讀課，“從現代歐美的名劇講起;然后是選講文藝復興時期的;最后是古希臘、羅馬。……陳老師不但對課堂講授極為認真，而且還規定同學們每隔九天交一份讀劇報告。”[4]筆者當年跟隨陳先生讀博士生，也先后被要求寫了尤金·奧尼爾《瓊斯皇》、老舍的《茶館》、當代話劇《九十九間半》等劇的“讀劇報告”，先生親自批改。不斷督促學生讀劇看戲，進行“劇本分析”，其實是要學生擺脫理論羈絆，而在實踐中發現戲劇的“創造性”，揣摩戲劇呈現的細節，發掘戲劇別開生面的藝術理路。陳瘦竹一向特立獨行，他曾多次要求研究生把劇本“豎起來讀”，即在腦海里還原舞臺空間，再現劇場空間，在一個鮮明的流動的場域，徐徐展開戲劇進程，演繹那些突轉與發現的機巧。這種創造性的讀劇方法，熔鑄著強烈的劇場意識，堪稱地道的“實踐戲劇”“展示戲劇”的教育范式，效果是極其顯著的。其之所以具體實用，在于陳瘦竹自己就極其重視舞臺情景，隨時隨地“心中有舞臺”。楊有業曾感慨道：“聽陳先生課，真是享受，老先生76歲高齡了，講課自帶一杯茶而已，連個提綱都沒有。人名、作者、生卒年月，外文字母以及劇中人物大段對白，憑口而出，真是少見的記憶。”[8]陳瘦竹對舞臺戲劇文本下了多大功夫，由此可見一斑。

　　5.抓住“人”這個關鍵，以人為天，以人為魂，追求戲劇教育的真價值、真境界。

　　毫無疑問，戲劇是一種“用人這種顏料來繪畫的藝術”，戲劇也終究是演給人看的。因而，戲劇教育一定要“心中有人”“眼中有人”，努力觀察人(性格)，真正認識人(復雜性、多面性)，深刻揭示人(靈魂)，圍繞人的世界演繹人類的激情、困惑和反抗。貫徹人的意識、人的自覺，其實是透徹參悟戲劇真諦的結果，也是扣住戲劇靈魂的表現。陳瘦竹戲劇教育思想貫穿著這種“以人為重”“人為戲本”的精神，這也正是其彌足珍貴所在。正像紀念美國著名戲劇家尤金·奧尼爾誕生100周年時，陳瘦竹在《人民日報》發表論文：《人類心靈的畫師—紀念尤金·奧尼爾誕辰100周年》，所謂“心靈的畫師”正是他對尤金·奧尼爾獨特戲劇建樹的精準褒獎。陳瘦竹在戲劇教育實踐中，始終強調人的中心地位，把戲劇的全部動機和目的，都歸為人的表現和靈魂的勾畫，他在給博士生講郭沫若的四部歷史悲劇時，特別強調《屈原》等劇的主角都是“仁人志士”，崇高是其共有特征。在精研《雷雨》等曹禺劇作時，他又特別指出，“曹禺劇作的動人之處”，在于“出現在舞臺上的人物”，“你爭我奪”，“你追我逐”，“劍拔弩張”[11](P188)……人既是舞臺的中心，也是觀眾的視點。在紛繁的歷史現實中，直面劫難和挫折，始終關注和牢牢把握人的命運，而不是被那些奇詭的舞臺機關機巧、花里花哨的場景道具設計所吸引，堅持把精神共鳴放在第一位，這是陳瘦竹戲劇教育思想的品格所在。

　　陳瘦竹是20世紀中國戲劇教育的旗幟，他的戲劇教育思想飽含著作為民族之子、戲劇之子和底蘊深厚的學術之子的擔當和情懷，灌注著深刻的藝術哲學和舞臺美學，充滿歷史和文化的意味，是民族戲劇教育的寶貴財富。誠如孫家琇所說：“瘦竹同志是一位最佳教師的代表者，他和青年學子們教學相長，共同戰斗。五十余年來他哺育了眾多得力的戲劇人才;在他的心中只有理想、愛和責任感。”[9]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弘揚和光大陳瘦竹戲劇教育思想，對當代中國戲劇教育擢升具有特殊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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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胡希東,邱艷萍.抗戰·離亂與學術選擇-陳瘦竹江安國立劇專的戲劇研究[J].四川戲劇,2011(05).

　　[5]黃麗華.陳瘦竹傳略[M]//朱棟霖,周安華,編.陳瘦竹戲劇論集(下).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

　　[6]陳瘦竹.從《破窯記》到《彩樓記》-論川劇《評雪辨蹤》的淵源及其藝術特色[M]//陳瘦竹,沈蔚德.論悲劇與喜劇.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7]沈蔚德.燈下絮語-悼念陳瘦竹君[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1(01).

　　[8]楊有業.我所知道的陳瘦竹先生[J].鞍山師專學報,1991(01).

　　[9]孫家琇.緬懷陳瘦竹先生[J].戲劇,1996(02).

　　[10]陳瘦竹.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問答[J].中國高等教育,1984(11).

　　[11]陳瘦竹.曹禺劇作的戲劇沖突和人物性格[M]//周安華,編.陳瘦竹文學評論選.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