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個體到集體：心理學視角下的集體記憶

　　摘 要 基于擴展思維的社會互動主義視角, 采用流行病學研究思路, 記憶的形成與維護構成了集體記憶心理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相關研究一方面以“對話”為研究語境, 系統闡釋了集體記憶形成中的社會傳染、檢索誘發遺忘、共享現實和網絡聚合等心理機制; 另一方面, 聚焦于既存的記憶, 闡釋了集體記憶有效性的心理原則, 同時, 記憶的身份關聯性得到了確證。集體記憶心理學研究仍需拓展視野, 加強對文化記憶的有效性研究, 密切關注媒介技術變革引發的記憶變化, 積極推進本土化研究。

　　葛耀君; 李海， 心理科學進展 發表時間：2021-09-24

　　關鍵詞 集體記憶, 對話, 流行病學, 交流記憶, 文化記憶

　　在 20 世紀大多時間里, 關于記憶的研究, 心理學家主要通過個人主義的視角, 以犧牲社會影響為代價考察了記憶過程(Danziger, 2009)。集體記憶概念的提出, 改變了記憶研究的個人主義傳統, 開辟了從社會學視角研究記憶問題的新思路。這一概念是 Halbwachs (1925)于 20 世紀初期根據社會群體在提供“個體”理解記憶的編碼和檢索方面的重要性而提出的, 他在繼承其老師埃米爾•涂爾干“集體意識”的思想基礎上, 深入闡述了集體記憶的社會本質, 認為“個人記憶只有從社會群體的角度理解才有可能” (Halbwachs, 1992)。依循這一思路, 在過去將近 30 年的時間里, 集體記憶研究逐漸確定了以社會學為主導的研究傳統 (Olick, 1999; Kansteiner, 2002), 而集體記憶的心理學研究則處于邊緣化態勢。一方面由于心理學注重個人主義的研究方法, 關注于個體記憶的研究, 在某種程度上似乎與集體記憶的社會品質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 集體記憶的研究存在“濫用記憶” (Berliner, 2005)的情況, 常與“社會記憶”、“集體回憶”、“國家記憶”、“公共記憶”等混用, 并與 “表征”、“意識形態”、“敘事”、“話語”和“意義創造”等諸多概念相關聯(de Saint-Laurent, 2018), Gillis (1994)指出：“集體記憶似乎正在失去精確的意義, 與對其不斷增長的修辭力量成正比”, 由于呈現出跨學科研究的特點, 也導致了其在心理學研究的長期缺位。

　　在深入理解集體記憶的社會學本質基礎上, 近十多年來, 集體記憶心理學家研究日漸繁榮, 不僅為我們理解集體記憶的可塑性提供了一個認知框架, 也為推動集體記憶研究的跨學科對話, 科學、全面地認識集體記憶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受集體記憶社會學研究傳統的影響, 自 2000 年以后, 中國學界圍繞國家權力視角、社會群體視角和歷史變遷視角(錢力成, 張翮翾, 2015), 也開展了大量集體記憶的研究, 極大豐富了集體記憶研究的本土理論體系, 但遺憾的是, 集體記憶心理學研究卻處于缺席的狀態, 相比西方學界有很大差距。本文通過對西方學界集體記憶心理學研究文獻的梳理, 對相關的研究語境、脈絡、思路以及最新成果等進行了系統總結, 期待為我國集體記憶研究提供理論借鑒與啟示。

　　1 從對立到調和：集體記憶心理學研究的困境與轉向

　　集體記憶分為“世界中(in the world)”和“頭腦中(in the head)的記憶” (Hirst & Manier, 2008)。這一分類與 Assmann 和 Czaplicka (1995)提出的交流記憶和文化記憶概念遙相呼應, 其中, “世界中”的記憶指向社會學研究傳統, 將集體記憶視為“由社會維護的公開可用的符號組成” (Olick, 1999; Olick et al., 2011), 突出強調這些符號形成的社會結構性條件以及由此產生的“公共敘事”。而將集體記憶定位于“頭腦中”的記憶研究, 則凸顯了集體記憶的心理學趨向。心理學家認為, 集體記憶雖然由“集體創造”, 但承載記憶的卻只能是個人, 對個體記憶的研究應該是系統地探索集體記憶的核心 (Kligler-Vilenchik et al., 2014), 因此, 集體記憶歸根到底不在“世界中”, 而在個體的“頭腦中”, 是一種“共享的個體記憶” (Hirst & Manier, 2008; Wertsch & Roediger, 2008), 但這一界定卻容易被誤解為“集合的記憶” (collectived memory), 抹殺了集體記憶與身份的關聯性, 也忽略了社會制度的“生活”往往超出了其個體成員的貢獻(Olick, 1999)。此外, 心理學過分關注個體內部心理過程, 強調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 也普遍受到了強調主觀導向的社會科學家的批評。Kansteiner (2002)認為, 在討論集體記憶這樣明顯的社會性事物時, 借用心理學概念是很危險的。

　　從內涵界定到方法之爭, 集體記憶心理學研究雖一度陷入困境, 但從 20 世紀末開始, 拓展思維(Clark & Chalmers, 1998)的提出及其在心理學領域的運用, 極大推動了集體記憶心理學的發展。拓展思維(extended mind)強調人們所有的認知和行動源于個體內部與外部之間的互動, 實現了對“世界中”和“頭腦中”的集體記憶的調和。首先, 從個體角度看, 記憶被視為大腦和外在世界之間互動的產物, 每個人在與外界互動的過程中都有各自的記憶方式, 如果每個人記憶模式趨同, 就可以理解為集體記憶; 其次, 從社會角度看, 作為社會“公共可用的符號”, 則意味著社會(權威) 重組了世界, 以便社會更好地記憶(Coman et al., 2009), 其根本目的就是通過社會創造和維護的人工制品去推動集體記憶的形成, 而這種記憶的形成, 正是個體間交流、互動和共享的結果, 并與特定的社群成員身份密切關聯。在此意義上, 集體記憶不僅是一種符號表征, 更是一種“與群體身份相關聯的共享的個體記憶” (Hirst & Manier, 2008; Wertsch & Roediger, 2008)。可以說, 通過 “擁抱”記憶的社會品質, 集體記憶獲得了更為合理與科學的解釋, 也促進了心理學研究的勃興。

　　2 從形成到維護：集體記憶研究的流行病學隱喻

　　流行病學專家主要研究疾病如何在人群中傳播, 直到達到流行病的程度。同樣, 一種記憶要成為集體記憶, 首要前提是它必須在人群中傳播, 且圍繞著對過去的共同描述而聚合, 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保持穩定(Hirst & Manier, 2008; Sperber & Hirschfeld, 2004)。正是基于這種“傳染性”機制的思考, 心理學視角下的集體記憶研究也被隱喻為流行病學項目(Hirst & Manier, 2008), 其形成與維護也被類比為疾病的流行與傳播過程, 而為何某些社群會感染疾病而其他社卻群卻免疫的問題以及其在不同群體的傳染規模與維持時間長短的問題則被轉義為集體記憶形成與維護的有效性問題, 由此構成了集體記憶心理學研究的核心議題。

　　2.1 集體記憶的形成

　　集體記憶的形成是記憶的傳遞與聚合的過程。國外心理學家并不對已經存在的集體記憶感興趣, 而是依循“自下而上(bottom-up)”的方式 (Hirst et al., 2018), 聚焦于交流記憶的形成, 多采用“對話”語境來檢驗記憶的傳遞與形成(Hirst & Echterhoff, 2012), 并通過研究對話語境中說話者 “對聽眾的影響”和“對自身的影響”兩個維度, 探討了記憶形成的復雜機制。其中, “對聽眾的影響” 主要揭示了社會傳染和檢索誘發遺忘機制; “對自身的影響”則主要揭示了共享現實在集體記憶中的作用機制。另外, 為揭示集體記憶的趨同問題, 記憶的網絡聚合機制也得到廣泛探討。

　　2.1.1 社會傳染

　　社會傳染是指記憶通過社會互動從一個人傳播到另一個人(Roediger et al., 2001)。目前, 國外心理學家不僅在嚴格控制的對話實驗中驗證了集體記憶的社會傳染效果(Basden et al., 1997; Gabbert et al., 2003; Wright et al., 2000), 也在自由流動的對話情境中進一步驗證了其影響(Cuc et al., 2006; Gabbert et al., 2003)。除此之外, 一種特殊的社會傳染——記憶的植入現象也得到驗證(Meade & Roediger, 2002; Gabbert et al., 2011)。Choi 等人 (2017)通過對呈現虛假信息后參與者的回憶進行研究發現, 對話不僅能讓人們對真實發生的事件產生記憶偏差, 也可以對從未發生的事件產生虛構和錯誤的記憶。

　　社會傳染雖然可以被視為集體記憶的形成機制, 但其作用的強度與對話中參與者的個性特征、事件的性質、角色定位和權力有密切關聯。

　　1)個性特征會影響信息的傳遞, 并影響集體記憶的形成。研究發現, 焦慮的個體更容易傳播謠言(Kimmel & Keefer, 1991); 和老年人相比, 年輕人更容易受到錯誤信息的影響(Ceci & Bruck, 1993; Roediger & Geraci, 2007); 樂于接受新事物, 性格隨和、外向或更感性的人更容易受到錯誤信息的影響(Frost et al., 2006; Liebman et al., 2002); 患有創傷后應激障礙的人比健康的人更容易形成錯誤記憶(Clancy et al., 2000)。

　　2)事件的性質影響著記憶的傳輸。能引發人們較強的情感體驗的事件更可能在整個社群傳播 (Harber & Cohen, 2005; Luminet et al., 2000), 這可能與個體的情緒反應有密切關聯, 但由于不同個體的情緒反應通常與社會的文化密切關聯, 因此, 關于情感事件傳播的程度在不同文化之間可能有所不同(Stone et al., 2015)。

　　3)對話中的角色的差異也會對記憶產生較大的影響。研究人員在家庭成員間的對話實驗中發現了主導敘述者的關鍵作用, 他們不僅控制著對相關主題的討論, 還會在談話中頻繁引入非共享記憶的內容, 從而使對話圍繞著敘述者特定的講述內容而呈現與聚合(Hirst & Manier, 1996; Hirst et al., 1997)。Cuc 等人(2006)指出, 主導敘事者不僅影響著集體記憶的形成, 還影響集體記憶的內容。

　　4)權力對集體記憶有著重要影響。在集體記憶的社會學研究中, 權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人員通過將“專業知識”類比為權力, 而將“警告”類比為對權力的抵抗, 探討了權力對集體記憶作用的心理機制。專業知識的社會傳染效應得到了廣泛驗證(Gabbert et al., 2003; Wright et al., 2000), 這源于它在信息的源監控方面發揮著決定作用, 能有效增加聽眾對說話者的信任程度(Hirst & Echterhoff, 2008)。考慮到在對話語境中, 專家既可以作為專業知識的代表, 也可同時扮演著主導敘述者角色, 從而對集體記憶產生綜合影響, 為揭示這種交互效應, Brown 等人(2009)研究發現, 相對于 2 人配對的小組實驗, 在 3～4 人的對話實驗中, 專業知識的影響力有所下降, 而主導敘述者的影響得到進一步提升。

　　對權力的抵制可以被視為限制權力塑造集體記憶的能力。研究人員通常采用“事后預警”和“事前警告”兩種方式, 讓聽眾意識到說話者所說的話可能會誤導他們, 進而對個體抵制的心理效應進行了驗證。研究發現, 兩者均能有效抑制社會傳染, 且事后警告的效果比事前預警更為明顯, 但事后警告會讓聽眾增加對最初信息的錯誤拒絕, 從而使記憶出現偏差, 而事前預警在某些情況下卻會導致增加傳染的可能, 這取決于交流中是否存在主導敘述者以及聽眾的記憶力水平, 主導敘述者的存在或聽眾的記憶水平較差, 會讓他們難以區分談話內容和原始材料, 從而對錯誤信息產生更大的社會傳染(Echterhoff, Hirst, & Hussy, 2005; Echterhoff et al., 2007)。

　　2.1.2 檢索誘發遺忘

　　集體記憶不僅是集體“記憶”的結果, 也是集體“遺忘”的結果。心理學家發現, 當個體共同記憶時, 人們對選擇性話題的討論會強化所提到的記憶(Abel & Roediger, 2018; Roediger & Desoto, 2016), 同時也會誘發“說話者”和“聽眾”對相關信息的遺忘。當遺忘發生在“說話人”身上時, 這種現象被稱為個體內檢索誘發的遺忘(retrieval-induced fogetting, RIF)。在大量的實驗中, 西方心理學家通過選擇不同的刺激材料, 均驗證了 RIF 效果 (Ciranni & Shimamura, 1999; Anderson et al., 1994; Barnier et al., 2004)。這一原因與個體因欺騙聽眾、避免心理壓力和社會禁忌等而選擇性遺漏相關信息不同, Anderson 等人(1994)認為, RIF 的產生是由于人們對一種記憶檢索時, 通常會誘發其他相關記憶的出現, 而為了成功檢索, 主體必須對相關的記憶進行競爭性抑制, 由于這種抑制會持續一段時間, 因此, 個體將在隨后的記憶中會對相關記憶產生遺忘。

　　伴隨著這種“傳染性”遺忘機制的擴展, 當遺忘發生在“聽眾”身上時, 就發展為社會共享檢索誘發的遺忘(social-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getting, SS-RIF) (Cuc et al., 2007; Stone et al., 2010; Stone et al., 2013), 并成為一種建立集體記憶的有效方法。依循 RIF 相似的研究范式, 心理學家通過選擇不同的刺激材料對 SS-RIF 進行了驗證, 并揭示了其心理學機制(Stone & Jay, 2019)。Cuc 等人 (2007)認為 SS-RIF 的產生可能是引發了聽眾與說話者的同步檢索, 從而產生同樣的抑制并誘發遺忘。值得關注的是, SS-RIF 現象不僅發生于回憶者與聽眾共同經歷事件, 也發生于非共同經歷的事件, 回憶者的講述方式可能會影響聽眾的回憶方式。Coman 等人(2009)通過對“美國 911 事件” 的回憶測試驗證了回憶者的經歷對聽眾“閃光燈記憶”的影響。雖然 SS-RIF 可以被證明是一種通過引發集體遺忘而建立集體記憶的方法, 但這種效果并不總是產生, 它的產生與聽眾的目標有關, 當聽眾的目標是監測說話人準確性時, 他們會表現出誘導性遺忘, 但如果是監測說話人講話的流暢性時則不然(Cuc et al., 2007)。

　　2.1.3 共享現實

　　對話不僅能通過社會傳染和檢索誘發遺忘影響聽眾的記憶, 也會對說話者自身的記憶產生影響。除了 RIF 效果外, Higgins 和 Rholes (1978)通過“說即是信(Saying-Is-Believing)”的實驗, 發現了共享現實理論。他們發現, 說話者在對話中會根據聽眾的態度主動調整自己的復述, 以與聽眾的態度相一致, 正是這種“受眾調整”, 導致說話者對自己所說的話“堅信不疑”并與聽眾的記憶趨同。這一原因在于說話者出于關系和認知動機, 會被激勵與聽眾創造一個“共享現實”, 以體驗“關于世界的內在狀態的共同性” (Echterhoff et al., 2009)。其中, 關系動機指的是與他人建立聯系的需要, 這能為個體帶來積極的后果, 如情緒健康、安全感和自尊; 認知動機指的是追求意義的努力 (the effort after meaning)——個體需要知道并獲得對世界和自己的可靠理解(Bartlett, 1932), 認知動機的強度會隨著個體對目標的不確定性或模糊性而增加, 通常說話者為減少信息的不確定性, 會提高認知動機強度, 進而建立與聽眾一致的心理表征。

　　共享現實雖然有助于記憶圍繞著共享的過去而匯聚, 但這一過程的實現有兩個重要的前提條件。一是講話者需要具有與聽眾創建共享現實的動機, 并且這種動機應該是內在的而非外在的; 二是講話者需要成功地體驗到創建共享現實的過程。講話者的共享體驗會因聽眾的負面反應而受挫(Echterhoff, Higgins, & Groll, 2005), 在聽眾沒有動機與講話者共同檢索信息時, 講話者記住的內容與聽眾可能不同(Cuc et al., 2007; Drost-Lopez & Coman, 2018)。共享現實一旦建立, 不僅可以增強人們記憶的信心(Wells & Bradfield, 1998; Higginset al., 2010), 對事件更具記憶力(Gable et al., 2004), 而且有利于人們形成并維持其特定的社會身份 (Hirst, 2010; Reis et al., 2010; Conley et al., 2010; Hardin & Conley, 2001)。反過來, 這也聲明了共享現實建立的身份條件, 當與內群體(相比外群體) 成員討論模棱兩可的話題時, 個人傾向于傳遞與聽眾態度一致的信息(Echterhoff et al., 2009), 這不僅揭示了刻板印象的成因(Lyons & Kashima, 2003), 也從側面印證了集體記憶的身份關聯性。

　　2.1.4 記憶的網絡聚合

　　集體記憶的形成是個體記憶不斷實現“共享” 的過程。如果將“對話”視為社會交流的一部分, 那么伴隨著這種心理機制的擴展, 它就會重塑一個社群的集體記憶。目前集體記憶心理學研究雖以 “兩人配對”的對話語境為主, 但為了進一步檢驗相關機制在大群體中的適用性, 心理學家擴大了樣本范圍, 不僅驗證了記憶的網絡聚合現象, 而且揭示了其形成的原因以及群體規模、網絡結構特征等對記憶產生的影響(Stone et al., 2010; Coman et al., 2012; Coman et al., 2016)。

　　關于記憶網絡聚合的原因, 可以歸因于對話引起的強化和檢索誘發遺忘。Coman 和 Hirst (2012) 發現, 誘導遺忘的程度會伴隨傳遞次數而增加, 從而使個體圍繞著對過去的共同描述會產生更大范圍的趨同。不僅如此, 既使社群成員間從未直接交談, 間接的相關互動也能促進記憶聚合(Yamashiro & Hirst, 2014)。關于記憶的網絡聚合度則與個體間的密切關系、社群的規模和互動次數、社群的結構以及社群的類型密切相關。個體間的溝通越直接, 記憶聚合的現象越明顯(Luhmann & Rajaram, 2015); 群體的規模越小, 越有利于實現記憶聚合 (Hirst et al., 2018); 社群的網絡結構和網絡類型也與記憶的聚合密切關聯, 孤立的群體似乎更容易形成共享的錯誤記憶(Choi et al., 2017), 而非聚集網絡的記憶聚合效果優于聚集網絡(Coman et al., 2016)。

　　2.2 集體記憶的維護

　　特定社群的集體記憶一旦形成, 必須長期保持穩定, 才能被稱為集體記憶。目前, 關于集體記憶的維護研究由于主要聚焦于既存的記憶, 這些記憶通常涉及具有歷史和國家重要性的個人記憶, 包含家庭記憶、世代記憶等, 因此, 在研究方式上與集體記憶的形成研究有所不同, 心理學家往往依循“自上而下(top-down)”的方式(Hirst et al., 2018), 不僅系統探討了交流記憶的穩定性機制, 也揭示了文化記憶有效性的一般原則。

　　2.2.1 交流記憶

　　1)記憶的一般規則

　　相對文化記憶, 交流記憶是一種“活”的記憶, 人們記憶的深刻程度與事件的性質和個體的心理機制密切相關。關于事件的性質, 研究發現, 人們的交流記憶通常會包含一些獨特的人物(英雄、小人和傻瓜等) (Licata & Klein, 2010); 對災難性和具有歷史進步性的事件記憶深刻; 高度結構化的材料比結構松散的材料更容易被記住 (Rubin, 1997); 相比遙遠的歷史事件, 人們也傾向于以更加情景化、個體化的方式對“活”的歷史事件進行描述(Schuman & Scott, 1989)。此外, 人們對自身經歷事件的記憶會更加鮮活和具體, 例如, 經歷二戰的人往往會記住特定事件, 而其他人則傾向于將戰爭置于更大的范圍內回憶(Zaromb et al., 2014)。記憶的保留時間也與個體記憶的心理機制密切相關, 關于美國總統的回憶或再認實驗表明, 人們在實驗中表現出的記憶與遺忘模式與經典的記憶研究(標準的序列位置曲線和傳統的冪函數遺忘曲線)相契合(Roediger & DeSoto, 2014), 而人們的錯誤識別也反映了熟悉度和誤報率之間的密切關系(Roediger & DeSoto, 2016)。

　　2)記憶與身份

　　由于個體和集體在建構對過去的文化理解時相互影響(Assmann & Czaplicka, 1995; Schejter, 2009; Zerubavel, 1996), 因此, 對集體記憶的研究不僅要關注個體, 也要關注集體(Hirst & Manier, 2008), 從而使記憶與身份的關聯性成為解釋集體記憶穩定性的一個重要視角。目前關于交流記憶的穩定性研究主要聚焦于“創傷記憶”。Brown 等人(2009)發現, 來自經歷了重大歷史轉變國家的個人相比沒有類似經歷的個人更可能以歷史術語 (如：“它發生在戰爭之前”)來標定個人事件的日期; Hirst 等人(2018)發現, 個體對自己國家重大歷史事件的記憶存在“閃光燈記憶”現象(例如：美國人對 9/11 的記憶), 既使人們沒有直接經歷過該事件, 但通過學習形成的自傳記憶也能夠使他們成為該事件的“見證者”, 并對自己的記憶置信無疑, 同時, 將“災難性”事件確定為最重要的公民相比將 “進步性”事件視為最重要的公民更愿意為自己的國家而戰。除了創傷記憶, 記憶與身份的關聯性在代際傳承中也被深入探討, Svob 等人(2016)檢驗了父母的戰爭記憶對孩子身份的影響; Fivush 等人(2011)指出, 家庭記憶的代際傳遞有利于孩子與父母建立更為牢固的聯系, 提高其幸福水平。

　　3)世代記憶的維持與變遷

　　記憶的代際傳遞是維持記憶的重要手段, 目前西方學界對世代記憶的維持時間和準確性進行了廣泛研究。在維持時間方面, Stone 等人(2014) 通過對三代比利時家庭的研究發現, 個人對歷史相關記憶的傳遞在很大程度上僅限于一代; 有的學者則認為, 代際傳遞的時限與不同代人在談論過去時的會話角色和動態有關, 在某些情況下, 交際記憶至少可以在三代人傳遞并保持穩定(Stone & Jay, 2019)。在記憶的準確性方面, 記憶的建構性觀點得到了印證。Welzer (2005)發現, 年輕一代對他們祖父在二戰期間的納粹經歷, 存在明顯的 “英雄化”扭曲現象。關于記憶失真的原因, 一方面可能與特定社會群體的敘事圖式有關, 他們在敘述過程中會通過積極地、有選擇地回憶而使消極的社會表征被最小化(Sahdra & Ross, 2007), 并潛移默化地形塑個體的記憶模式; 另一方面, 也可能源于代際差異, 研究發現, 每一代人都將青春期晚期至成年早期發生的歷史事件稱為“最重要的事件” (Hirst et al., 2018), 不同的世代以不同的方式表征著過去。

　　2.2.2 文化記憶

　　文化記憶作為“世界中”的記憶長期以來是社會學研究的重點。近年來, 心理學家基于社會互動主義視角, 開始從個體接受的視角, 探討教科書與學校、歷史電影、神話與民間故事等記憶載體在塑造集體記憶方面的有效性及相關的心理機制。但需要明確的是, 集體記憶心理學對文化記憶穩定性機制的探討與社會學側重于解釋“公開可用的符號”形成中涉及的對傳統的發明(Hobsbawm & Ranger, 1983)、記憶的政治(Bronkhorst, 1995; Hodgkin & Radstone, 2003; Rosenberg, 1995)和記憶的歷史(Assmann, 1997)中的權力、習俗等關注不同, 它旨在探討這些符號被建構與維持的心理過程, 側重于集體記憶穩定性的心理機制研究。

　　關于教科書和學校在形塑集體記憶中的作用已得到大量驗證。Zaromb 等人(2014)通過研究美國老年人和年輕人對內戰、二戰和伊拉克戰爭的記憶程度, 發現他們第一次的記憶有 55%來源于教科書, 這一方面可能與個體的檢索能力有關, 個體檢索過去的次數越多, 他們保留信息的時間就越長; 另一方面, 也可能源于敘事圖式(Wertsch, 2002)的影響, 個體按教科書中的敘事圖示方式形成與保留了他們的記憶。電影對集體的維持也起著重要作用, 不僅能強化個體正確的記憶, 也能強化錯誤的記憶(Stone & Jay, 2019), 這可能與虛擬對話中的社會傳染與檢索誘發遺忘機制密切關聯。另外, 為揭示特定社群中神話與民間故事等文化“吸引物”廣為流傳的原因, 心理學家通過跨文化研究發現“與最大程度反直覺敘事相比, 最小程度的反直覺敘事更容易被記住” (Norenzayan et al., 2006), 由此產生的認知粘性, 成為某些文化現象廣為流傳的重要原因。

　　3 結語與展望

　　拓展思維的社會互動主義視角極大推動了集體記憶心理學研究的轉向, 而集體記憶的流行病學隱喻, 則順應了這種研究視角的需要, 正視了集體記憶始于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不可分離的前提, 不僅實現了“世界中”與“頭腦中”記憶的調和, 將交流記憶與文化記憶納入研究范疇, 也進一步凸顯了對“個體−集體”生成過程的關注, 使集體記憶作為廣泛“共享的個人記憶”的內涵進一步凸顯, 并與身份問題緊密關聯。隨著集體記憶心理學研究的不斷深入, 集體記憶有效性的心理機制即形成與維護研究構成了相關研究的主線。

　　在形成性研究方面, 心理學家以“對話”為研究語境, 采用“自下而上”的思路, 通過對社會傳染、檢索誘發遺忘以及共享現實等機制的探討, 系統揭示了集體記憶“從個體到集體”的演變過程, 不僅印證了記憶變動不居的特點, 也打開了我們從心理學視角觀察集體記憶“共享性”、“遺忘性”、 “傳染性”等表征的窗口。在記憶維護方面, 聚焦于既存的記憶, 國外心理學家采用“自上而下”的思路, 深刻闡釋了記憶的穩定性機制與一般心理原則, 并通過對記憶與身份、認同問題的分析, 進一步闡釋了集體記憶的內在本質, 即身份關聯性, 而對文化記憶的關照, 在拓展集體記憶心理學研究視域的同時, 也拉近了與社會學、歷史學、傳播學等學科的對話距離。

　　從形成到維護, 雖然集體記憶心理學打開了從“接受”視角研究集體記憶的新思路, 但由于其研究起步較晚, 仍有諸多問題有待進一步探究。 1)深入推進對“世界中”記憶的有效性心理機制的探討。目前關于集體記憶的心理學研究無論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方面主要針對“頭腦中”的記憶, 即側重于交流記憶的研究, 而對文化記憶的研究仍顯不足。作為一種“公開可用的符號”, 不同符號資源對集體記憶的影響與表現必然千差萬別, 這就為文化記憶穩定性的探索留下了廣闊空間。一方面, 除了教科書、學校、歷史電影、神話與民間故事等公共符號外, 還存在博物館、紀念碑、紀念館或其他大量符號資源有待心理學家深入研究; 另一方面, 由于文化記憶的效果依賴于個體的評價、接受與反饋, 因此, 心理學對這些符號資源有效性的判斷必然有別于社會學視野, 畢竟在現實生活中有些符號能形成集體記憶, 而有些符號卻不利于集體記憶的形成或穩定, 即使面對相同的符號, 不同個體的記憶表征也會千差萬別, 并與群體特征和身份特性緊密關聯。在未來的研究中, 需要依據不同符號資源的特性, 揭示文化記憶的心理機制, 探討個體心理接受的普遍原則, 并深入探究文化記憶背后的身份關聯性。

　　2)不斷加強社交網絡記憶研究。隨著媒介技術的變革與發展, 記憶開始在社交網絡中產生、儲存和恢復, 形成了 Hoskins (2009)所說的“社交網絡記憶”, 由此而引發的“對話”環境的變遷, 不僅模糊了交流記憶與文化記憶的本質, 也改變了集體記憶形成與維護的心理機制。深入推進社交網絡環境中集體記憶的研究, 探究社交網絡記憶表征的新特點, 揭示其建立的邊界條件以及形成與維護的心理機制, 需要對社會傳染機制、檢索誘發遺忘、共享現實等心理機制進行重新檢驗。這不僅涉及信息傳播的內容、交流的目標等對記憶的影響, 還涉及網絡化交流語境下記憶網絡聚合的廣度與深度、記憶與身份的關聯性以及網絡信息存儲的長久性對世代記憶的影響等問題。此外, 對社交網絡記憶中數字化的“公開可用的符號”的研究, 也必然有別于傳統的文化記憶研究, 從而對集體記憶心理學研究提出更高地挑戰與要求。

　　3)加快推進集體記憶心理學的本土理論研究。集體記憶反映著一個群體當下的價值觀和規范, 不僅接續傳統、連接文化, 更關涉身份, 指向未來, 因此, 對民族國家的意義不言而喻。相比西方集體記憶心理學研究, 我國相關研究還尚未起步。結合我國獨特的社會與文化背景, 科學借鑒拓展思維的社會互動主義視角, 充分整合“頭腦中”和“世界中”的記憶, 以實證的方法推進集體記憶的流行病學研究, 是建立集體記憶心理學本土理論一條的重要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