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人權基礎和價值追求

　　要：我國人口老齡化呈現復雜的特點，通過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的引領，解決老齡化問題，具有一定的法理正義，具體體現在人權理論基礎的支撐和國內外人權的實踐，還體現在其具備的積極價值追求上，包括實現實質平等、尊重多元化需求、注重效率和責任共擔。

　　本文源自李志強; 孫寒璞， 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06-17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人權基礎;價值追求

　　我國人口老齡化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止 2019 年底，全國 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為 1.76 億，占 14 億總人口數的 12.57%。全國男性比全國女性多出 3049 萬人，占全國總人口數的 51.09%，鄉村人口 55162 萬人，占全國總人口數的 39.4%。[1] 在龐大的老齡基數下，我國老齡化呈現多種特點。

　　第一，女性老齡化程度更深。據 2018 年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分析，男性占全國總人口 51.13%。60 歲以上的男性占所有年齡段男性的 16.89%，而女性的這一數字為 18.92%;60 歲以上的人口男女性別比為 1.005，65歲以上的男女性別比均小于1。

　　第二，人口高齡化呈逐年增長態勢。我國 80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2018 年為 2.12%，2017 年為 2.07%，2016年為1.99%，高齡人口規模大、增速快，到 2050 年，我國高齡人口數將占全球的 26.1%，相當于發達國家高齡人口的總和。[2]

　　第三，農村老齡化程度遠高于城市。城市化進程和人口流動，造成城鄉老齡化程度差異，北京、成都、上海等大城市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僅占10%，預計到 2030 年，農村地區 60 歲及以上人口比例為 21.8%，城市地區為14.8%。[3]

　　第四，老年失能問題日益凸顯。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成果報告顯示，我國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約為 4063 萬人，失能發生率為 18.3%。[4] 貧困和低收入、健康狀況、老齡服務供求矛盾、居住環境建設等老齡問題依然嚴峻。

　　復雜的人口老齡化是我國面臨的一大問題，給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事業帶來了巨大挑戰，從戰略高度采取積極的方式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無疑具有穩定的人權理論基礎和積極的價值追求。

　　一、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由來

　　(一)積極老齡化概念的提出 “積極老齡化”這一概念，從誕生至今的近二十年間，伴隨著世界人口老齡化浪潮不斷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它涵蓋醫療衛生、社會福利、教育科學等各個方面，為國家戰略和規劃的制定提供依據，為國家人口結構的協調發展指引方向。

　　2002 年，聯合國第二次老齡問題世界大會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會議接受了世界衛生組織關于積極老齡化的建議書，通過了《馬德里政治宣言》和《2002 年國際老齡行動計劃》。同年，世界衛生組織明確了“積極老齡化(Active Ageing)是指在老年時為了提高生活質量，使健康、參與和保障的機會盡可能獲得最佳機會的過程。”[5] 同時指出，積極老齡化的對象是 60 歲以上的老年人，既適用于個體也適用于群體，以“建立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社會”。

　　在聯合國“獨立、參與、照顧、自我充實、尊嚴”五項老年人原則的基礎上，世界衛生組織抽象出“積極老齡化”的三大基本支柱——健康、參與和保障。 “健康”即從生命全程性的觀點出發，關注個人早期的生活習慣對老年階段的影響，旨在提高人類步入老年階段后的獨立和自主性。“參與”為老年人提供終身學習和技能培訓，保障老年人家庭和社區參與，鼓勵制定消除老年人歧視的就業政策、養老金政策和退休選擇。“保障”包括收入、消費、住房、精神和身體保障。積極老齡化政策框架在保障老年群體的同時，引入性別、職業、身體狀況的觀點，關注貧困老年人、老年就業者、老年婦女、失能老年人等特殊老年人的權益。

　　(二)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響應 對于世衛組織“積極老齡化”的倡議，國內進行研討和論證后，將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納入《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2012年修訂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確認“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是國家的一項長期戰略任務”。2019 年，我國制定了詳細的《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強調各級政府、社會組織等主體在緩解老齡問題和保障老年人權益上的義務和職責，從戰略規劃高度調動社會各行業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積極性，持續推動保障老年人權益的社會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出臺和完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 是“積極老齡化”的本土化，符合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法治建設，尤其是老年人法律體系建設的重要原則和理念。

　　二、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人權基礎

　　“在所有被造物之中，人所愿欲的和他能夠支配的一切東西都只能被用作手段;唯有人，以及與他一起，每一個理性的創造物，才是目的本身”。[6] 康德關于人格尊嚴的哲學思辨閃爍著人類思想之光，而人權理論和實踐將人格尊嚴具體化，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提供權利基礎。

　　(一)人權理論 “人不是為了生活而需要人權，而是為了一種有尊嚴的生活而需要人權”。[7] 人權沿革了自然法學派天賦人權(jus nafural)的思想，是人人與生俱來、平等享有、不可轉移的人格尊嚴之事實基礎上產生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總稱。

　　從人權的內容上看，法國法學家瓦薩克(Karel Vasak)提出的“三代人權”說將人權區分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集體人權。在權力擴張時代，人權作為最高等級的權利，其外延不斷膨脹。格里芬(Griffin James)提出人格價值及實用性來限定人權，人格價值在于保護了人的尊嚴。[8]

　　老年人享有基本人權，然而，不可避免的年齡增長使老年群體承擔著比年輕人更大的健康風險，加上性別、職業、社會地位、收入等多重影響因素，老年人容易受到偏見和歧視甚至虐待，進而陷入不平等的地位，因此更應給予不同的老年人這一弱勢群體的權利以制度上的關照，這既符合用公權力保障人權的傳統模式，也有利于實現實質上的平等這一重要人權，獲得普遍正義。

　　(二)國際老年人權保障 老年人權的國際實踐有較長歷史，具體規定散見于多項國際公約，目前沒有專門針對老年人權的國際法律規范。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提到人人在遭受衰老時有權享受保障。1966年《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以間接形式保障了老年人的權利。世界人權憲章由于制定較早，且在全人類范圍內具有普適性，因此對老年人權利的專門保障鮮有提及。其他核心人權文書如 1979 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規定婦女在老年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特別是在退休、失業、疾病、殘廢和老年或在其他喪失工作能力的情況下，享有帶薪假的權利。2007年《殘疾人權利公約》將年齡作為疊加因素，關注受雙重甚至多重因素影響的殘疾人面臨的困難，向老年殘疾人提供特需醫療服務，確保老年殘疾人能利用社會保護方案和減貧方案。隨著老齡問題的日益突出，對老年人這一弱勢群體的國際層面保護提上議程。2012年 12月，聯合國通過訂立老年人權利公約的決議，該公約將采取整合模式，成為國際人權法體系中獨立的核心人權條約之一。然而這一公約至今沒有形成正式文本，無法對各國在老年人權利保障上的責任進行規范和約束。

　　(三)我國老年人權保障 在我國生存權和發展權是基本人權。《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6-2020年)》(下稱《計劃》)將老年人同少數民族、婦女、兒童、殘疾人作為特定群體單獨列出，體現了老年人人權的重要地位。《計劃》保障老年人健康權、社會保障權和社會參與權等權益的實現，特別規定了老年群體中“經濟困難高齡、失能老年人”的補貼制度。然而，該計劃也存在著客觀不足，例如，與其他特殊群體相比，老年人群體相關內容較為簡單寬泛;在老年服務和優待上給予較多關注，而在社會參與方面，未涉及積極老齡化中的受教育權、勞動權等較高層次的發展權，權利種類較少，保護層次較低;對其他特殊老年人，如農村老年人、老年婦女，沒有給予特別關注和保障。

　　《憲法》規定退休人員享受國家和社會保障、老年人“從國家和社會獲得幫助的權利”以及禁止虐待老年人。實際上，《憲法》與國際法的人權體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可以認為是人權的國家背書。由于其自身的穩定性和根本性，《憲法》尚未更新老年人權利保護理念，仍將老年人視作需要幫助的消極對象，未納入《計劃》中社會參與的權利，與積極老齡化理念存在一定差距。

　　三、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價值追求

　　“社會法的產生是推行福利國家政策，保護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的社會主體的結果”，[9] 社會法應當關注老年群體作為弱勢群體的社會參與和社會保障，老年群體立法分類主要立足于社會法，是對老年人這一法律主體的具體研究，因此其價值追求不僅有法律的普遍追求，也有濃重的社會法色彩。

　　(一)實現實質平等 實質平等也可稱之為事實平等，它尊重人的個體性，體現差別的正義，與積極老齡化理念相契合。“福利國家之父”貝弗里奇提出了社會保障基本原則為兼顧廣泛統一性，分門別類適用于不同人群。[10]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實質平等正是從這兩個維度實現的。

　　廣泛統一性要求對老年人的一些社會保障可以普遍適用，滿足所有老年群體的基本需求，如養老保險全面覆蓋。不同人群的適用是指在考慮城鄉二元結構、男女性別差異、老年人行動能力差異、老年人家庭結構差別、職業與收入差距的影響下，區別對待不同老年人群，如給予失能老年人補貼等。在考慮諸多影響因素進行老年群體立法分類時，實質上也對普適性和差異性的權利保障進行了分類。兩個維度辯證統一在實現實質平等的價值追求下。

　　(二)尊重老年群體多元化需求 “在最高文明程度的民族中，每個人都成了幾乎數不盡的類別迥異的聯合體成員。他的人生變得更為豐富、多樣和復雜”。[11] 現代社會中，人們有了選擇職業或者事業、宗教信仰、政治關系和社會聯系的自由。老年群體在中青年時期的不同經歷，不僅外在地影響了老年人的身體狀況和家庭結構，也內在地塑造了老年人個性迥異的精神世界和價值觀念。因此，我國應當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的引導下，按照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尊重和關注不同群體的需求，統籌發展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事業，加快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做好社區服務，重視老年教育，制定差異化的關懷政策和法律制度，形成尊老愛老敬老的良好社會風氣。

　　(三)注重效率與責任共擔 效率是社會規則運行的衡量尺度，在法律實施過程中，如何實現有限條件下資源利用率最大化，使法律的實施效果盡可能達到預期目標，是法律關注的一大問題。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將多角度、全方位地保障老年人的養老、醫療、勞動、社會參與等權益，涉及勞動法、社會保險法等多個主要部門法，應多舉并進地完善老年人法律體系。

　　此外，責任共擔也有助于效率的實現。世界銀行針對養老保險制度提出了支柱理論，零支柱以消除貧困為目標的非繳費型養老保障，通過社會救助方式實現，第一支柱是國家主導的繳費型基本養老保障，第二支柱是個人儲蓄型養老保障，在我國體現為企業與個人共同繳費的企業年金，第三支柱是自愿型養老保障，如商業養老保險，第四支柱家庭保障強調家庭成員對老年人的經濟支援，每個支柱有不同的主導主體。我國采用多支柱混合模式。實際上，分層應對機制不僅可以適用于養老金制度，也可全面適用于積極老齡化新時代老年保障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老年人組織履行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社會責任，家庭也要履行代際責任，實現多責任主體分散風險，協同行動，提高老年人權益保障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