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后的“三農”發展趨勢與政策建議

　　摘要：新冠疫情給我國“三農”帶來短期沖擊和長期影響。從總體上看，疫情影響的特征包括從影響社會生活到經濟發展、從影響農業生產到農民增收、從影響我國農業到全球肆虐。疫情對農業內部不同行業的影響有較大差異，對自主經營農民和外出農民工都有負面影響，對農村的影響既有消極方面也有積極因素。為應對疫情影響，應著力抓好已出臺政策措施有效落地，著力保障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給，著力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恢復產能，著力拓展農民增收渠道以防返貧。

　　本文源自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學報,2020(09):34-39.《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學報》(月刊)是由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石家莊行政學院、石家莊市社會主義學院主辦的社會科學理論期刊，國內外公開發行。《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學報》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緊密結合黨校教學科研和社會的實際，堅持理論研究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為干部教育服務，認真貫徹理論聯系實際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辦刊宗旨。

　　2020年初，新冠疫情發生，全國各行各業都遭遇了重大沖擊。作為“重中之重”的農業，更是遭遇了全面而深刻的沖擊。在傳統的自給自足農業發展階段，疫情類危機一般不會波及農業或沖擊不大，但現在我國正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逐步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疫情就肯定會影響到農業發展、農村穩定和農民增收。為緩解此次疫情對農業造成的沖擊，從中央到地方等各級黨委政府都高度重視，適時推出了不少應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平復了疫情的影響，各地農村春耕進展有序，一些重要農產品供給也能夠基本滿足城鄉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

　　一、疫情對我國“三農”沖擊的總體特征

　　(一)從影響社會生活到經濟發展

　　疫情發生初期主要影響農村社會生活領域。為有效防控疫情擴散，自從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后，全國各地陸續實施了嚴控交通、封閉隔離、設置關卡、停工停學等嚴防嚴控措施。在農村地區，也多采用斷路、封村的“一刀切”做法，嚴禁外來車輛和人員進村，并嚴格限制本村人員出村。這些舉措對于有效遏制疫情在農村的傳播和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也給居民的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農村地區的居民生活受到較大影響。例如，由于電商停運導致農村購買嬰幼兒奶粉非常困難、適逢農歷新年期間的農村走親訪友幾乎消失等。但總的來看，這些影響主要都集中在社會生活領域，對經濟上的影響還不是特別顯著。

　　疫情影響逐步擴散到農業農村經濟發展領域。隨著疫情的逐步加重，疫情防控舉措逐漸加碼導致持續的城市農產品流通嚴重不暢，在農業產業鏈條中，就導致正常的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無法順利進行，這又進一步加劇了更上游的種子、農膜、化肥、農機等農用生產資料生產企業的經營困境。換言之，疫情在農村的影響從社會擴展到了經濟領域。與此同時，全國相當多的城市已經全部關閉或部分關閉了活禽交易，即使暫未關閉的城市也面臨巨大的呼吁關停輿論壓力。以養雞產業為例，北京某禽業公司負責人直言，“從南方到北方，肉雞養了要挖坑埋掉，雞苗孵化后也要挖坑埋掉”[1]。據中國畜牧業協會禽業分會測算，此次疫情突發后的2個月左右時間內，全國黃羽肉雞、白羽肉雞、白羽肉鴨、蛋雞等家禽產業主要品種平均每天損失近3億元。不僅如此，上游的飼料和原材料(玉米和豆粕)調運也基本癱瘓，相當比例的規模養殖場面臨“斷糧”的窘境。

　　(二)從影響農業生產到農民增收

　　疫情導致農民的家庭經營性收入下降。疫情對“三農”影響擴散到農業生產之后，很自然就會使得農民的家庭經營性收入下滑。按照收入來源劃分農民可支配收入，財產凈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占比較低，工資性收入和經營凈收入則占比較高。以2019年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2]，其中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合計達到77.1%，其中工資性收入更是高達41.1%。農民能否實現增收、能否實現收入增速大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關鍵因素是經營凈收入能否增加、工資性收入能否增加。疫情使得城市居民無法下鄉導致農家樂等休閑農業幾乎歇業，再加上對農業的直接影響導致經營凈收入下滑，隨著農村勞動力要素流向城市日益頻繁，疫情的間接影響就是導致農民外出務工就業難、增收難，極大增加農業農村經濟運行的不穩定性。

　　疫情導致農民工就業難和工資性收入下降。一方面，從就業上來看，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2019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9億人，其中1.7億人外出務工，包括7500萬的跨省務工[3]。疫情對所有工人的影響中，對農民工的影響應該說是最大最直接的。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各地盡可能采取各種舉措來幫助返鄉過春節的農民工點對點上崗，例如“農民工返崗直通車”就被相當多地方采用。但由于最近國外疫情嚴重導致企業訂單急劇下降甚至完全消失，這些到崗的農民工到了工廠企業并不能復產上崗，也就相當于處于城市待業狀態，境況有待改觀。另一方面，從農民收入上看，就業率下降也就意味著喪失了工資性收入，如果按照月平均工資4000元左右核算，2.9億農民工減少2個月的工時會喪失工資約2.3萬億元，若再將這些收入按照全國約5.6億“鄉村常住人口”進行平攤，可估算出每個農民會減少4100元收入，這占到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6%，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增收壓力很大，在個別地區還會出現部分脫貧農民再次返貧的可能，會影響到脫貧攻堅的質量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成色，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三)從影響我國農業到全球肆虐

　　農業的地位和作用決定務必重視“三農”工作、關注國際糧食市場。根據“發展經濟學奠基人”張培剛的農業國工業化理論，盡管農業產值和農業人口占比都趨于下降，但農業永遠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性產業，仍然能作出要素、產品、市場、外匯等四方面貢獻[4]。學界也有人將農業稱之為“六次產業”，以此來說明農業的不可或缺性，換言之，農業與國民經濟中的其他產業都緊密相連。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深入發展，很難再有哪一個國家或地區完全依賴自身就能完成整個農業產業鏈條的閉合，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業發展迅速，其中也得益于農業領域的開放與合作，因而在影響全球的同時也會受到世界農業發展波動的沖擊，破壞我國農產品的供需平衡。習近平同志在多個重要場合一再強調“把中國人的飯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把14億人的吃飯問題寄希望于國際市場是非常不負責任和極度危險的。

　　全球糧食供應鏈條脆弱的緊平衡狀況，表明我國借助貿易來調劑余缺、化解結構短缺的空間極其有限。糧食類基本農產品需求價格彈性不高，所以疫情對于這類農產品的總量平衡影響的程度有限，但隨著國外疫情蔓延，各國農產品大宗貿易受到極大限制和封鎖，使得我國糧食市場的調控難度加大。例如，印度、越南等大米出口大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小麥出口大國，都已明確暫停谷物出口。而巴西、阿根廷等大豆主產國的港口轉運不暢，導致大豆出口遇阻。與此同時，肯尼亞、埃塞俄比亞等東非國家遭遇的嚴重蝗災可能會與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疊加，使得糧食安全本就極度脆弱的東非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5]。由于疫情導致空運暫停，東非國家的殺蟲劑嚴重供給不足，農業受災后的農民迫于生計不得不外出謀生，可能又會抵消疫情防控的積極成果。與此同時，疫情對于農產品的品種品質結構影響也比較深遠。短期內全球經濟增速嚴重下滑已成事實，雖然不少國家都采取發放現金或消費券的方式刺激國內需求，但就業率降低局面仍然難以扭轉，減少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對于綠色化高端化品牌化農產品的消費，反過來就又導致農業產業鏈條的前端供給出現嚴重問題，使得前期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果可能毀于一旦。總之，疫情對于我國農業的影響要在全球范圍內重新審視，才能作出更加清晰的判斷。

　　二、新冠疫情后的“三農”發展趨勢

　　(一)農業受到疫情影響要分類考察，部分子行業受損比較嚴重

　　1.對糧食種植業的影響有限，糧食類主要農產品供給穩定可期。常言道，“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疫情對糧食種植的可能影響，主要是是否耽誤了農時、是否有充足的農資等方面。本次疫情發生在春節前后，對糧食種植確有影響，比如給部分地區的農資流通帶來了較大困難，但從總體上說，各地農村備耕開犁并沒有出現大問題，糧食生產情況總體正常。作為水稻主產區之一的湖北，即使疫情最嚴重，水稻生產也沒有耽誤農時，基本上都在清明前完成了水田翻耕、秧苗播種，蝦稻共作等特色農業也穩步推進，目前看疫情對夏糧生產影響比較有限。在華北的冬小麥主產區，疫情防控效果較好，由于多為平原地帶，屬于較開放、通風好的空間，春季的田間管理未受影響。東北和黃淮海地區是玉米和大豆的主產地，備耕春耕也進展有序。2019年，我國三大主糧作物中，稻谷、小麥產量分別為20961萬噸、13359萬噸，消費量分別為19950萬噸、11600萬噸，庫存充足，國內生產量可完全滿足需求;玉米產量略小于需求，庫存充足，產量配合庫存加入少量進口可以滿足需要[6]。根據我國糧食庫存數量和質量大清查數據顯示，各類企業存儲的政策性糧食和存儲政策性糧食企業的商品糧總量，可滿足全國居民一年以上正常消費需求，且糧食質量總體良好[7]。總而言之，如果不考慮東非地區國家的蝗災、西方國家減少糧食出口等國外不利因素，疫情對我國糧食種植業的影響不大。

　　2.對畜禽、水產等養殖行業的負面影響極其顯著，需要時間消化負面沖擊。持續半年有余的非洲豬瘟防控工作在2020年初還未敢放松，又趕上新冠肺炎疫情，相交織疊加的狀況對于畜禽養殖以及水產養殖等行業產生嚴重沖擊。第一，特種養殖行業。交易市場全部關閉，消費信心短期內幾乎難以恢復。第二，生豬養殖行業。交通管制、封村斷路，導致養殖業的飼料運輸接近中斷且價格上漲明顯，獸藥也買不到、用不上，生豬無人收、運不出;屠宰場多處于停工狀態，生豬有價無市，銷售難度大導致被迫壓欄。第三，家禽養殖行業。活雞價格總體上低迷，雞苗價格斷崖式下跌，養殖戶甚至不得不毀苗、終止孵化，最終出現養殖戶無處賣雞、消費者無處買雞的現象;由于消費需求不足，雞蛋收購價格也下降明顯，導致雞苗銷售難，損失相當慘重。第四，水產養殖行業。該行業的分工高度專業化，上下游的產業關聯度極高，疫情期間的管制和復工延遲給行業帶來休克式打擊。

　　3.對蔬菜、水果等經濟作物行業的消極影響具有區域性，部分地區受災較嚴重。蔬菜和水果類經濟作物受到的疫情影響，既有諸如消費不振、產銷脫節的相似特征，也有各自的差異性。第一，蔬菜行業。疫情發生在春節前后，受到季節性規律與疫情防控的因素相疊加，生產、加工、運輸等環節的人工成本都有上漲，蔬菜價格居高不下。與此同時，蔬菜產地田頭價格較低，銷售地的價格高昂，尤其是葉菜類價格高且品質不佳。第二，水果行業。在消費升級的大趨勢下，“送禮送健康”的理念得到更多人的認可，春節是水果消費的最重要時節。但受疫情影響，南方大量時令水果價跌售難，在水果主產區招人采摘都存在困難，收購商也難覓蹤跡，物流配送更是難上加難。北方多是冷儲藏水果，由于很多冷庫暫停交易，運輸又不便，果農擔心水果變質急于出貨，導致水果量價均下降不少。總體來看，盡管一些地方政府和電商積極配合，通過抖音、快手等網絡平臺“帶貨”，但還是形成了區域性滯銷，也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果農再生產、再投入的難度。

　　(二)農民受到疫情影響存在差異，規模農戶和外出農民工存在困境

　　1.對于自主經營農民的影響中，對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的沖擊大于小農戶。疫情最初是發生在春節前的一段時間，這時候的種植業生產基本處于農閑時節，外出務工的農民工也處于已返鄉或待返鄉時段，因此初期的管控限制管控對于農民的影響并不明顯。但隨著疫情防控戰線不斷拉大拉長，從事自主經營的農民也不被準許營業，即使到了后期逐步放寬管控措施，但過了春節已到春季，這些商品幾無銷路。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也是不同程度地遭遇沖擊。不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盡管被迫停工但仍有人工、地租、水電等固定開支，有的負責人甚至坦言往年的利潤幾乎虧空。對于聯結農民紐帶的合作社來說，由于農產品銷路斷崖式下跌，導致無法回籠貨款資金，對銀行已有貸款還本付息壓力加大，獲得新貸款的難度也增加，進而無法向農民成員兌現貨款，引發連鎖式影響。綜合來看，疫情對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的沖擊大于小農戶，對生產季節性較強的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沖擊大于其他企業。

　　2.對外出農民工的影響嚴重，國內外需求短期修復難導致用工難。通常情況下，疫情結束后各行業彌補前期的損失會加速，帶來一定的“報復性”反彈。然而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時間更長、影響范圍更廣，對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人影響更為明顯，那些打算流向城市服務業、餐飲業、建筑業、裝配工廠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農民外出務工被大大限制。尤其是國外疫情仍未見頂的情況下，不少外貿型企業的海外訂單不斷被取消。有專門做出口訂單的紡織企業負責人無奈戲稱，“不復工等死、復工找死”。外貿訂單陸續被取消、無限期停止下單、無法及時支付貨款等，直接危及國內加工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恰恰這些企業大都是勞動密集型或低技術型的，是廣大農民工就業獲得工資性收入的重要領域，對農民工就業造成很大困擾[8]。盡管國家層面已經表示要推動新基建、新業態的發展，然而農民工的知識技能以及各方面素質畢竟在競爭中處于劣勢，難以在短期內適應新業態的用工需要，因而必須要重視疫后農民工就業問題。

　　(三)疫情對農村存在雙重影響，短期的負面沖擊與長期的積極影響并存

　　新冠肺炎疫情對農業、農民會帶來直接影響，降低農民收入，故影響到農村社會穩定和鄉村振興。除此之外，疫情對農村的顯著影響還表現為沖擊了農村休閑觀光旅游的市場需求。在一些特色旅游鄉鎮，在各地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后，鄉村民宿的訂單幾乎全部被免費取消，觀光體驗、草莓類水果采摘等項目處于歇業滯銷狀態，鄉村游的餐飲業則因為訂單取消導致食材變質浪費。春季本來是典型的農村賞花季，例如梅花、杏花、桃花、梨花、油菜花等都是在疫情防控期間盛開的，盡管有部分農村開放了賞花景點，但游客稀少導致入不敷出。很顯然，這些都是疫情給農村帶來的負面影響。

　　如果將眼光放長遠，疫情對農村的影響也有積極的一面。這次百年一遇的疫情危機，讓居住在城市“鋼鐵森林”里的人們慢慢開始反思，不斷加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使廣大農村居民對城市充滿了向往，尤其是不少涌入城市的農民工，口述了城市里的種種便利和美好，更是加速了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和城市落戶。受疫情的影響，久居城市的人們，更加需要放松已緊張許久的心情，到農村看看日新月異的變化，親身感受農村的泥土氣息，摘食農村土生土長的瓜果蔬菜，欣賞農村美麗的田園風光，居住怡情別致的農家院落，深入體驗享受農村的靜謐生活。更多的城市人會更加向往農村的健康空氣、健康飲食、健康生活、健康心境甚至健康人際關系等，未來或許會進一步提振休閑農業的消費需求。對于極度向往城市生活的農民而言，也會換一種眼光，重新審視既熟悉又陌生的農村——農村也有自身的優點，也有城市不能給予的東西。未來，也許會有更多人向往農村，愿意住在農村、心在農村、建設農村。

　　三、新冠疫情后支持“三農”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著力抓好已出臺政策措施有效落地，對沖疫情給“三農”帶來的短期沖擊

　　為緩解疫情對農業農村造成的巨大沖擊，從國務院到農業農村部、交通運輸部、公安部等部委層面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文件，目前要抓好這些已出臺政策的落細落實工作。

　　第一，要統籌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復業。國內進入常態化疫情防控階段，但仍面臨國外輸入型壓力，決不能掉以輕心，但與此同時，包括農業在內的國民經濟各行業務必要加緊復工。廣大農民要在做好自身疫情防護的前提下，抓緊春耕生產，加強對種植養殖產業病蟲害、流行病的及時發現和治理，最大限度彌補耽誤的農時。積極推動農業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聯合復工，變審批為報備，鼓勵企業為農民工提供包車服務，加強勞務輸出地和輸入地有效對接，減少員工串崗。

　　第二，要多到農村一線去調查研究，盡量減少申報打分、填表評比等方式，提高支持政策的可行性精準性有效性。“干部多跑腿，農戶少犯難”。黨員干部要想農民之所想、急農民之所急，通過解決農戶難題、優化支農服務，增強農戶信心。

　　第三，要讓稅費減免、遲繳緩繳等優惠政策真正一視同仁，不搞附加條款，防止人為私設約束條件導致覆蓋面過小。減少稅費就是降低成本，就能增加農民收入，這些能使農民最直接受益的好政策，務必要早點落到農戶心坎上，讓農戶踏實務農、安心奔小康、齊心推動鄉村振興。

　　(二)著力保障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給，把全球糧食市場波動的沖擊降到最小

　　保障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始終是“三農”工作的頭等大事[9]。疫情全球蔓延的當下，糧食和主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問題，更是引起全球高度關注。

　　第一，密切跟蹤全球主要產糧國、糧食出口大國的糧食政策演變，對我國的糧食進出口政策進行適時調整。手中有糧，心里不慌。受疫情影響，不少國家出現了主要農產品的搶購、囤購風，少數人也對我國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的供應產生懷疑。國家應當及時公開披露糧食產量、庫存和進出口數據，消除公眾的恐慌心理。在進口農產品的國別選擇上，不能依賴極少數國家，要適當分散以降低可能風險。

　　第二，適時出臺更多重農穩糧的政策措施，減少農產品市場波動，更好維護農民利益。盡管國家已經提前公布了稻谷的最低收購價格，即秈稻相比去年每斤漲價1分錢，粳稻價格不變，這種價格漲幅對農戶種糧的積極性激勵不夠，可加大基層調研力度，找準真正合適的政策，讓農戶真正切實享受到政策紅利。例如，要盡快恢復農用生產資料生產秩序，尤其是作為重災區的湖北省內磷肥、復合肥等農資企業要復工復產，種子、農藥、農膜等其他重要農資也要確保產得出、運得到、用得上。此外，還要提高重要農產品供應鏈的智能化水平。

　　第三，進一步提升主要農產品供應鏈的智能化水平。為滿足人們對于農產品的個性化、多樣化需要，加強研發力度，不斷開發市場適銷對路的糧食精深加工產品，并利用疫情帶來的“契機”，發展方便食品、休閑食品、速凍食品、馬鈴薯主食產品，獲取更多的產業鏈延長帶來的增值收益。推廣“生產基地+中央廚房+餐飲門店”“生產基地+加工企業+商超銷售”等創新型產銷模式。借助國家發展“新基建”的東風，推動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在糧食流通企業的運用，搭建自動化、智慧化倉儲物流管理中心。

　　(三)著力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恢復產能，短期能穩定農業農村，長期能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成果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既是適度規模經營的實踐者，又能帶動小農戶增收，可考慮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作為進一步政策支持的重點，加快正常運轉和恢復產能。

　　第一，針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生產經營、物流運輸、產品營銷等難點問題逐一破解，為復工復產掃清障礙。借助于電商平臺、移動互聯網等工具，強化農產品的產銷對接服務，組織農業商貿流通、農產品深加工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積極對接，開展“點對點”服務。落實“綠色通道”制度，讓農副食品流通企業優先便捷通行。

　　第二，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大金融扶持和農業保險賠付力度，避免由于資金鏈斷裂導致系統性風險。疫情導致市場需求驟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短期現金流出現困難，還款壓力加大，要鼓勵各類金融機構全力支持，不盲目抽貸、斷貸、壓貸。此次疫情對農業的沖擊也反映出農業保險功能嚴重缺失，政府可鼓勵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購買農業保險作為避險工具，加大政策性農業保險支持力度。

　　第三，盡力穩定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鄉村人才隊伍。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背后，是一大批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農業人才。疫情讓不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損失慘重，如果不能及時“止跌企穩”，會讓這些復合型農業人才喪失繼續從事農業的信心和決心，這是農業農村的損失，也是國家的損失。為此，政府可以通過召集這些鄉土人才免費去沿海發達地區農村參觀考察、去高校進行現代經營理念培訓等方式，給農業人才充電，增強他們繼續扎根農村、深耕農業的信心。

　　(四)著力拓展農民增收渠道，防止返貧，確保全面小康，為最終實現鄉村振興打下堅實基礎

　　中央提出要在疫情防控常態化前提下，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全面落實“六保”任務[10]。其中“六保”之首就是要“保居民就業”。

　　第一，及時準確發布勞動力供求信息，精準對接用工信息，降低就業信息不對稱。用工企業招工難與農民工求職難并存，導致結構性失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雙方信息不對稱。政府要通過互聯網、手機客戶端、微信公眾號等多途徑發布緊缺用工信息，做好農民工外出就業服務工作，積極穩妥組織農民工復工復產，獲得工資性收入。

　　第二，加大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和返鄉創業的政策支持。持久的疫情催生出一大批新型業態，這為拓寬農民工就業門路提供了可能，但農民工自身的眼界、知識、技能等都存在天然短板，為此可加大農民工再就業培訓力度，并鼓勵農民工積極參加線上職業技能培訓，以自身技能的充實應對市場需求的升級。此外，還可依托農業產業園、農業高新區、特色小鎮等功能載體，設立農民工創業園、孵化器、創客空間，通過創業就地創造出更多就業崗位。

　　第三，創造條件讓農民更多參與新一輪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既能補齊長期以來農村存在的短板，又能增加農村公共服務和基礎建設的就業崗位。建設重點可以放在糧食倉儲、農田改造、飲水安全、衛生疾控、河道清淤、垃圾清運等基礎設施項目，通過投資增長拉動就業崗位的增長、農民收入的增長。為防止貧困戶返貧、守護好來之不易的脫貧攻堅成果，可以優先支持貧困勞動力務工就業。

　　總而言之，此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深度檢驗、綜合性大考，對“三農”產生了短期沖擊和深遠影響，要應對好，既確保取得對疫情的全面勝利，又加快補齊“三農”短板，夯實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基礎，確保如期完成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的目標任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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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N].人民日報,2020-02-29.

　　[3]陳煒偉.2019年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9077萬人[N].農民日報,2020-05-01.

　　[4]張培剛.發展經濟學教程[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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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農業農村現代化理論與政策創新團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對我國糧食和農產品供給的影響[N].農民日報,2020-04-04.

　　[7]楊亦靜.我國政策性糧食庫存可滿足全國居民一年以上消費需求[N].新京報,2020-05-13.

　　[8]李春頂,林欣.疫情對農民工就業的影響與就業結構調整[N].南方日報,2020-04-20.

　　[9]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京召開習近平對做好“三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N].人民日報,2019-12-22.

　　[10]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國內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研究部署抓緊抓實抓細常態化疫情防控工作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N].人民日報,2020-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