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政府權力和保護民眾權利是法治的本質要求，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社會論文投稿：探究社會主義法治文明形成歷程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前言

 

　　從一般意義上的法治思想或者法治文化歷史演變軌跡中去追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文明起源，不管是從時間界限還是從內容變化上來看，其邏輯主線均呈現出比較清晰的一面。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兩次法治思想的"突破",第一次乃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法治思想，第二次乃近現代中國法治思想從法治的意義、價值等核心問題上實現了對第一次的根本性突破。[1]

 

　　在此基礎上，國內學者又把"第二次突破"階段的中國百年法治文化的演進歷程分為此起彼伏、相對獨立的三波法治文化大潮：20世紀初期開始涌現，前后經歷了50年左右的國家主義法治理念;20世紀80年代初逐漸興起，持續25年之久的自由主義法治理念;2006年正式提出并逐步完善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其中，國家主義法治理念的政治背景是列國競爭、本質要求是救亡圖存、基本目的是富國強兵、主體意識是主權國家、制度框架是中央集權;自由主義法治理念的思想基礎是自由主義、法理基礎是權利本位、主體意識是個體優位、空間觀念是全球一體、時間觀念是現代訴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則包括了中國立場、實踐取向、法外之理、文明理據、文化安全等五個立足點。[2]

 

　　這一論斷結合不同的歷史背景，比較客觀地分析了不同歷史時期追求法治理念的不同價值取向，從這層意義而言，社會主義法治文明建設則是一個全新的法治實踐進程。

 

　　如果以粗線條概貌方式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文明歷史演變邏輯尋根溯源的話，大致可以劃分為跨越時空屬性的古代中國樸素法治思想長期孕育、跨越階級屬性的西方法治文化全面引入、中西法治文化價值觀沖突和融合、社會主義法治文明整體架構逐漸成型等四段邏輯發展過程，這也基本呈現出了社會主義法治文明思想源頭、先進文化基因和現實建設方向全貌。

 

　　一、跨越時空屬性的古代中國樸素法治思想的長期孕育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封建王朝大一統治理模式下，古代中國顯然既不具備保障法治實施的政治統治基礎，也不具備推動法治產生的動蕩不安社會條件，更不具備培育法治文化所必需的發達商品經濟基礎。在這種人治模式肆意橫行的政治背景下，法治理念自然難以在傳統中國社會落地生根，即便如此，春秋戰國時期孕育產生的以法家為代表的傳統法治思想和以儒家"德為先"為內容的法治觀念等，包含許多超越時空局限性、能夠或多或少彰顯法治本質的樸素法治理念。拋開道德倫理評價因素，孕育于古代中國的一些跨越時空性的法治思想對于當前社會主義法治實踐仍然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比如對"禮法之治"的推崇、對執法嚴厲性的強調、對執法者示范效應的注重、對法律和道德手段有機結合的主張等。

 

　　中國傳統法治思想往往基于人內心向善的人性假設，重視對人性善的向往、弘揚、內化和改造，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德治文化遺產。在始終占據著統治階級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弘揚和傳播下，在歷史上一些開明封建王朝統治者尊崇和推動下，古代中國法治思想不可避免地刻上了德治文明烙印。且不論充分暴露封建統治階級剝削本性的赤裸裸專政和刑罰手段，中國歷史上的所謂"明君"們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強調以德治方式實現"仁政",常常以道德修身養性為核心內容的"禮法之治"掩飾法律殘暴的一面，因而更為注重發揮王朝統治者道德示范效應以教化子民，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禮法之治"強調以"禮"這種來自于經驗的社會公認道德禮儀來治理國家和社會，而不主張采取外部施加的法律強力來解決社會問題，其好處在于"禮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權力，而是在身內的良心。所以這種秩序注意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禮治是每個人都自動地守規矩，不必有外在的監督".[3](P79)諸如"禮法之治"和"道德內省"這些儒家思想，實質上體現出了一些最為樸素的法治原則，即一切法律制度必須是體現道德正義的"良法",執行法律制度的官員必須是具備道德良知的"圣人".

 

　　此外，"仁政"、"民本"、"禮法結合"等儒家思想內容，或多或少地體現了法治文明的理性特征，融合在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規范觀、社會秩序觀、人本主義觀等觀念，或多或少地彰顯了法治精神的價值要求。

 

　　當然，我們必須清晰地認識到，由于古代中國天然缺乏古代西方法治文化孕育的政治前提、社會條件和經濟基礎，從而注定了我國傳統社會法治思想孕育路徑、方式和內容等必然有別于西方社會，在其自身發展歷程中必定存在許多固有缺陷。從古希臘時代開始，歐洲社會就到處彌漫著城邦國家你爭我斗的戰爭硝煙，戰爭導致的頻繁人口流動，一方面造成了社會秩序的混亂和動蕩，另一方面促進了商品生產和流通的快速發展。在這種背景下，歐洲社會迫切呼喚一種能夠弘揚自由貿易和合作的契約精神，以及能夠維護社會秩序安全的治理模式，法治由此應運而生。

 

　　與此不同的是，古代中國社會大多數時候置于一種王朝大一統模式下予以統治，社會秩序大多數時候比較穩定，加之中國古代農業文明十分發達，長期孕育了一種經驗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與西方市場化理性契約文化天然不合拍，這就是為什么我國法治思想源流遠不如西方悠久、法治文化根基遠不如西方牢固的根本原因所在。

 

　　限制政府權力和保護民眾權利是法治的本質要求，按照這一標準衡量，古代中國法治傳統是極為缺失的，因為在封建王朝統治者眼里，"法"只能是一種統治或者駕馭臣民的工具而已，絕不能作為一種限制和規范自身統治權力的合法依據，"法"只能服從服務于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絕對地位和至上利益。在這種完全背離了法治本質要求的思維定式下，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皇權或王權神圣不可侵犯，討論限制皇權以及其統率下的各級官府權力幾乎是不可觸碰的"禁區".

 

　　這些"重刑輕民"、"官本位"的思想遺毒，至今仍盤踞在部分干部群眾的腦海之中，對當前的社會主義法治文明建設實踐顯然有百害而無一利。

 

　　二、跨越階級屬性的西方法治文化的全面引入

 

　　區別于古代中國"碎片化"法治思想孕育路徑，古代西方社會由于具備推動法治實踐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條件，從而形成了一整套系統化法治思想體系，同時也留下了十分悠久的法治文化傳統。這主要基于兩方面原因，其一，治理古代西方社會動亂和維持社會秩序的現實需要，是促發西方法治文化不斷繁榮發展的重要動因。

 

　　早在古希臘時期，多如牛毛的城邦國家為了爭奪有限的領地和人口資源，常年戰爭不斷，流血沖突連連。為了不至于在無休止戰亂中連同自己一并消滅，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先賢哲人，開始不遺余力地探索一條可以有效創建和維系社會良好秩序的法治途徑，城邦國家之間停火協議的紛紛簽訂也讓法治產生了實踐的功效。其二，隨著歐洲早期海上貿易的日益興盛，到了古羅馬時期，歐洲商品經濟就日漸走向成熟，而發達商品經濟條件下對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再平衡要求就顯得尤為迫切，這就成為推動西方法治文化迅速發展的另一大內在動因。

 

　　經過長期發展，西方法治文化系統的內涵和外延不斷變得擴大化和豐富化，尤其在許多政治理論中包含著大量法治文化精髓，比如影響力極為廣泛的理想國、社會契約論、公平論、正義論、權力制衡論、民主政治等理論內含著極為豐富的法治思想，這些思想很快踐行到西方國家的法治理論構建以及法治實踐過程之中，最終形成了成熟的西方法治文化體系。盡管這套植根于西方的法治文化體系屬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范疇，但同時蘊含著大量揭示人類文明進步規律、彰顯法治文明永恒價值的文化成果，這些跨越階級屬性的成果應當屬于人類社會的共同精神財富，不應當只是西方國家的獨享品，完全可以為我所用。

 

　　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外部面臨著西方列強爭先恐后的利益剝奪和領土瓜分，內部清朝政府腐朽無能、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在這種內憂外患的背景下，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懷著"救亡圖存"的遠大志向，先后到西方發達國家學習先進技術和文化，眼見為實的西方世界繁榮市場經濟和穩定社會秩序讓這批仁人志士嘆為觀止，促使他們很快找到了西方世界成功治理國家與社會的秘方，那就是法治，西方法治文化也就是在這一時期逐漸傳入中國。當時，一大批知識分子相繼翻譯西方法治文化的經典著作，許多人開始極力主張以法治作為國家政治頂層設計和社會改造的唯一方式，并且在少數開明官員的倡議下，在一些局部領域嘗試性推行法治實踐，但畢竟由于法治根本要義在于規范和限制政府權力，傷及封建統治階級利益根本的法治顯然不可能在晚清王朝實施。

 

　　"五四"運動發生以后較長一段時期，基于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巨大這一客觀事實，加之民族危機集中爆發和社會矛盾日益積累，國內逐漸衍生出了一種對傳統文化全盤否定、推倒重來的極端思想，受這種思想束縛，國內對西方法治文化出現了盲目崇拜心理，形成了一種片面和狹隘的法治觀，即認為必須通過全面批判我國傳統道德文化，才能為全面吸收和引入西方法治文化掃清障礙，全社會普遍呈現一種"中國傳統道德文化與西方法治文化水火不相容"的悲觀情緒。

 

　　一批學者極力主張把西方的"民主"、"法治"、"憲政"思想連同西方國家的政治頂層設計一并生搬硬套地移植到中國，在法治文明的具體建設途徑上，則極力主張要走西方資本化和市場化的道路，通過徹底改造我國傳統道德文化和農業文化，重構一種以法律制度和市場規則為特征的法治文化，以實現對中國社會的徹底改造。盡管這些過激思想從客觀上促進了西方法治文化的全面引入，但由于沒有充分考量我國特有的厚重人治傳統、固有的政治條件和現實的經濟基礎等制約因素，注定在那個內憂外患的特殊年代里，植根于悠久民主政治傳統和深厚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西方法治文化難以在近代中國落地生根。而且，事與愿違的是，當時這種急于求成、"病急亂投醫"的思想給國人帶來的不是穩定有序的社會秩序，反而造成了人性異化和漠然，這種心理反而不利于對法律的尊重和服從。

 

　　此外，受限于近代中國政府派遣到西方世界去取治國理政"真經"的這部分人相對狹隘的視野，當時全面引入的西方法治文化更多地停留在法律制度程序化設計以及具體操作方式層面，較少關注法治所內含的道德倫理價值，因而，不可避免地有失偏頗。因此，盡管當時全面引入西方實證主義的法律程序是必要的，但同時卻不應該完全置我國傳統道德倫理文化于不顧，畢竟相比當時實證主義盛行、道德倫理因素缺乏的西方法治文化，我國的道德倫理文化傳統是具有明顯優勢的。

 

　　三、中西法治文化價值觀的沖突和融合

 

　　產生法治思想的經濟基礎和社會條件不同，注定了中西方法治思想的巨大差異性，即西方法治思想具有更多價值理性，而中國法治思想具有更多工具理性。除此之外，從歷史的縱向角度來看，不同時期的法治思想或法治理念有著不同的價值蘊含，體現了法治文明發展與進步的不同程度。回溯公元前300多年以前的人類社會，法治理念就已成為古代先賢們的崇高追求，古希臘著名學者柏拉圖主張以"良好的法律"教導和節制人們的行為，實現社會和諧目標。中國古代法家代表韓非子則提出"以法為本"思想。這些關于法治文化的思想雛形，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但由于其固有的階級局限性，最終在人類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未能彰顯人類法治文明價值的光芒。

 

　　比如中國古代法家思想也主張依法治國，但他們更多強調法律工具理性，認為法治只是一種服務于王朝統治者的手段，只是維護符合統治者根本利益的"綱常"倫理秩序的基本工具，顯然本質上都屬于人治范疇。同樣，在歐洲中世紀神權統治的那段黑暗時期里，法律一度充當維護宗教權勢的助推器。

 

　　因而從某種意義而言，即便中西方法治思想演變脈絡截然不同，但在某個軌跡點還是有許多重合之處的，直到西方國家走向資本主義階段以后，西方法治文化核心要義才逐漸轉向對個人自由平等權利的保護，法治所彰顯的文明價值才逐漸呈現出來。辛亥革命一聲炮響，結束了延續幾千年的封建王朝統治歷史，自此，西方法治文化向中國社會的傳播和灌輸才具備了基本社會條件，中西法治文化的沖突和融合也才具備了現實可能性。

 

　　自辛亥革命結束到新中國成立以前，由于外部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不斷和各個階段政府腐敗無能，中西法治文化的沖突和融合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停留于思想討論層面。當時，在深重的國家和民族危機面前，一批批有識之士前仆后繼地追逐西方法治文明，但由于整個國家都處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狀況，政府推動的法治實踐根本無從入手。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社會主義政權為法治實踐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建國初期的法治理論總結和法治實踐探索，基本確立了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基本輪廓。此后一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由于我國傳統人治思想的根深蒂固影響力，系統化的法治實踐始終難以保持可持續推進，但中西法治文化的沖突和融合并沒有因此而中斷。一方面，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經歷了倒退和進步的循環往復，甚至遭遇了巨大的挫折;另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碎片化"的中國傳統法治思想與西方法治文化在沖突過程中交融，在交融過程中沖突，同時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不懈努力下，馬克思法學理論的中國化實踐也取得了一些階段性和局部性的成功經驗;再一方面，體現現代文明進步要求的法治理念在一次次挫折和教訓中，逐漸為國人所認同和接受，從而為改革開放以后全面啟動的社會主義法治實踐注入了不竭思想動力。

 

　　回顧中西法治文化沖突與融合的長期過程，如果說在融合中的沖突，其原因在于兩種法治文化演變軌跡的完全不同，那么在沖突中的融合，其原因在于兩種法治思想的優勢互補特性。西方法治文化內容相對缺乏的道德倫理因素恰恰是我國傳統文化的優勢，而我國在法治實踐過程中體現得較為不足的以尊重程序正義為核心的法律實證主義，卻恰恰是西方法治文化的優勢所在。社會主義法治文明建設不僅要繼續發揚我國傳統德治文化優勢，同時也要適應性地改造"實證主義"和"程序主義"為內核的西方法治文化基因，這正是中西法治文化有機融合的最大動因。從古至今，我國一直強調以道德自律方式修身養性，以此作為法律強制手段的有益補充。法國哲學家霍爾巴赫曾經就這么看待中國的傳統道德文化："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和道德結合的國家","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一切統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依賴道德".[4](P452)從這層意義而言，道德和法律正是通過政治而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我國古代道德文化十分繁榮，而法治思想往往是依附于道德文化予以發展的，一般認為法治前提在于通過道德規范和約束實現人的內心向善，保證法律有效實施，從而實現德治和法治的有機契合。在實證主義主導下，西方國家則往往致力于法律制度制定和實施的一般程序和具體環節的精巧化，以此實現法律制度的程序正義。中西法治文化的沖突和融合，還內在包含另外一層含義，即西方對中國傳統法治思想的吸納和融合。有學者曾經指出，資產階級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想和新理論，來自于儒家思想與意大利文藝復興新思想的結合，即孔子的人道主義價值觀、民主觀、平等觀、自由觀、博愛觀，在西方還被視為"天賜的禮物",成為西方"自由、平等、博愛"等民主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和依據。

 

　　由此可見，西方法治文化同樣被打上了中國儒家思想的道德標簽。因而，中西法治文化的沖突和融合絕不是"你吃了我或者我吃了你"的零和博弈過程，而應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雙贏博弈過程。

 

　　社會主義法治文明一方面要加強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等法治設計，另一方面也要通過德治方式培育人的內心向善，實現一種內在約束和外在強制的有機結合。對屬于西方法治文化所追求的權力相互制衡、維護自由平等、保障公民權利等核心價值，應當做出既能傳承我國傳統道德文化精髓，又能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征，還能充分體現人民當家做主要求的中國化解釋和運用。

 

　　四、社會主義法治文明整體架構的逐漸成型

 

　　如果拋開社會主義法治文明孕育的歷史前綴，固然可以把我國社會主義法治文明演變軌跡的起點定位于1949年社會主義政權的正式成立，但顯然不能因此而割裂過往歷史的法治思想沉淀和西方法治文化的傳播過程，這個過程只有真正融入到社會主義法治文明歷史演變的這條邏輯主線之中，我國社會主義法治文明歷史演變的整個邏輯結構才能清晰而完整地呈現出來。當然，我國社會主義法治文明整體架構的逐漸成型，只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歷程中完成。與人類社會整體文明形成過程一樣，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法治文明整體架構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樣經歷了一個探索---倒退---再建---逐步完備的曲折過程，經歷了從萌芽到成熟的不同階段，每一個階段都伴隨著對社會主義法治文明規律的不斷揭示和認識深化過程。總而言之，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法治文明進步過程，實質上就是跨越時空性和跨越階級性的中外古今法治思想與時俱進，融入中國時代特征和民族特征，逐漸符合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現代化過程。

 

　　在包括法治理念、法制體系、法治方式等在內的社會主義法治文明整體架構逐漸成型的整個歷程中，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一段時期是影響力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這一階段，國家的許多基本法律法規都是在法制體系幾近空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其成果的最大體現和標志性事件是1954年憲法的制定和實施，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和國家領導集體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領導和推動作用。但1957年以后由于"左傾化"的擴大，尤其是此后"十年"文革期間，人治模式主導了整個國家和社會的運行，建國初期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法制體系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從某種程度而言，"文革"時期對法律權威的任意踐踏，是傳統人治思想的全面反彈，那時上至政府下至全民對法治的認識很難突破人治的桎梏，自上而下難以推動真正的民主法治。

 

　　從另一層面而言，十年"文革"期間由對法制體系的破壞和對法律權威的踐踏而導致的慘痛教訓，給1978年全面啟動的"摸著石頭過河"社會主義法治實踐提供了一部現成的反面教材。翻看這部反面教材，促使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和國家第二代領導集體反思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弊端，重新認識民主和法制建設的重要性。"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在國家發展何去何從的重要歷史轉折關頭，鄧小平明確指出"民主和法制，這兩個方面都應該加強，過去都不足，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并針對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要求，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指出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正是這些關于法治的重要論斷全面撥正了社會主義法治文明建設航向。

 

　　20世紀90年代，我國改革開放進入了市場化改革的重要關口，整個國家和社會環境都處在快速變遷的歷史階段，對法治文明秩序的要求顯得愈發迫切。在這種新的時代背景下，1997年黨的十五大適時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首次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重要目標。1999年，"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正式載入憲法，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法治文明總體框架的基本成型。這一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就依法治國總體要求，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比如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就明確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這就更進一步把鄧小平的民主法治思想具體落實到了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實踐中。進入21世紀，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在各行各業得到全面落實，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逐漸完備，人民群眾合法權益基本得到尊重和保障，社會主義法治文明內涵進一步得到拓展，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法治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以人為本、服務民生的法治觀逐漸成為社會主義法治文明的重要內涵。這些可從胡錦濤同志一系列關于法治的重要講話中得到體現，比如在2005年會見世界法律大會代表時，他明確指出，"法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法治是以和平理念的方式解決社會矛盾的最佳途徑。人與人的和睦相處，人與自然的和睦相處，國家與國家的和平相處，都需要法治加以規范和維護".

 

　　可以說，21世紀開局的十余年，不管是從內涵還是從其外延來看，社會主義法治文明都得到了有效的深化和拓展。

 

　　黨的十八大召開以來，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進程不斷加快，法治精神在全社會不斷得到弘揚，國家各項工作全面實現法治化狀態，社會主義法治文明建設重心越來越轉移到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社會主義法治政府、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三位一體化",中心任務愈來愈落腳到"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同時，社會主義法治實踐也越來越強調價值層面法治理念、靜態層面法律制度和操作層面法治技術等"三維"結構的全面進步和整體文明。習近平同志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的講話中就明確指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要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確保國家發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據，努力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擁護，要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過程，嚴禁侵犯群眾合法權益",這一論斷全方位地指明了社會主義法治文明全面建設階段的基本目標與內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具體包括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以及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提出，表征著社會主義法治文明的整體架構由此而基本成型。

 

　　從前期文明養分的消化吸收、法治文化的中西貫通，從建國初期社會主義法制體系的初步探索到此后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挫折歷程，再到改革開放以后社會主義法治文明的重建、發展、成熟等各個階段，大致勾勒出了社會主義法治文明歷史演變邏輯圖。社會主義法治文明整體架構也正是在這一歷史演變過程中得以最終成型的，任何割裂過往歷史的做法，都難以全面理解社會主義法治文明價值內涵。社會主義法治文明價值內涵幾乎涵蓋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所有環節和所有方面，不僅包括法律實施主客體的法治素養及法治實踐過程或結果的文明狀態，更包括法治體制、機制、方式、技術等方面的文明理性。經過歷史邏輯的內在演變，社會主義法治發展至今，大致形成了如下體現文明內涵的價值追求：

 

　　堅持黨的領導、把法治奉為基本的治國方略、尊崇法律至上權威、追求文明理性秩序、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護人民民主權利、弘揚公平正義、以人為本、服務民生，強調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全方位內容等。

 

　　參考文獻：

 

　　[1]程燎原。中國法治思想的"突破"[J].法商研究，2011,(3)。

 

　　[2]喻中。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國百年法治文化的第三波[J].法治論壇，2012,(1)。

 

　　[3]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4]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王殿卿。中國儒學與歐洲啟蒙思想[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