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從自然中走來，在鄉土社會與鄉村生活中，至今仍保留著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相互依存的生命印記，與自然融為一體的鄉村世界成為了愈來愈多的現代人醫治心靈的傷痛、返回精神原鄉的最佳切入點。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鄉村日漸走向城市化，并且這一進程還在不斷加速。人類拋棄與自然緊密相連的鄉村生活，從鄉村到城市，從傳統到現代，這種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轉化并非是飛躍式的，它必然經歷一個漸進的過程。回望新時期的鄉土文學，讀者不難發現，在眾多的鄉土小說作品中，作家們不約而同地表達了社會轉型期人們特別是鄉村知識青年身份認同的焦慮，以及人們對鄉土生活與自然生靈的回望與贊美，一種難得而又寶貴的生態意識或隱或顯地融貫其中。

一、鄉村知青的身份焦慮與精神成長

新時期以來，隨著經濟改革在中華大地的逐步展開，那些世代與土地、山林、草原、海水為生的農民、山民、牧民、漁民不斷從集體、政治以及其他權力機制的掌控中脫離開來，回到一個相對獨立、自由的生存狀態。伴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在平靜的鄉村生活中，一些鄉民竟生發出了一份精神上的焦慮，正如高曉聲評價陳奐生時所言:“他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精神生活’這一名詞，但是生活好轉以后，他渴望過精神生活。”［1］“人不僅僅是自然性的存在，不僅僅是社會性的存在，人同時還是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性的存在是人類更高的生存方式，人類的精神因素注定要對人類面臨的生存境遇產生影響。”［2］與陳奐生這類見聞不廣、文化水平比較低下的農民相比，那些接受過現代教育或深受現代文明影響的鄉村知識青年，他們在精神上的焦慮或苦痛更是強烈與深刻。在新時期眾多鄉土小說中，賈平凹的《雞窩洼的人家》《天狗》《浮躁》，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鄭義的《老井》等作品生動地呈現了社會轉型期鄉村知識青年的生存焦慮與對自我價值的執著追求。這份焦慮既源于特定時期新舊兩種文明、文化的沖突，同時又與現實環境中個體生存價值的難以實現的疼痛緊密相連。

鄉村知識青年是鄉村社會中最易于接受現代生活觀念與現代文明的獨特群體，在某種程度上，這一類人算得上是鄉村社會的文明先驅或文化代言人。由于時代的原因，1980年代中國鄉村知識青年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為中學畢業后回鄉的青年，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孫少平與田潤生、《老井》中的孫旺泉與趙巧英等;一類為從部隊退伍回鄉的青年，如《雞窩洼的人家》中的禾禾、《浮躁》中的金狗等。學校與部隊短暫而寶貴的學習、工作經歷讓這些從黃土地、從大山走出的年輕人見識到了外界先進的物質文明與精神存在，回鄉后，他們一心想擺脫傳統農民的生存方式，去追求一種自主、富足、文明的生活，彰顯自身作為一個知識青年的現代價值。可在復雜的生存現實面前，這一切又顯得那般遙遠與艱難，一種濃郁的生存焦慮深藏其間。

高加林是農民的兒子，高中畢業回鄉后他一心想擺脫土地，擺脫農民苦難的生存現實。他向往著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他的心躁動不安，又覺得他很難在農村呆下去了。……天地總是這么的狹窄!他閉住眼，又由不得想起了無邊無垠的平原，繁華熱鬧的大城市，氣勢磅礴的火車頭，箭一樣升入天空的飛機……他常用這種幻想來滿足自己的精神需要。”［3］高加林天真而錯誤地認為:只有成為城里人，他才能擁有幸福的生活，才能實現自我的價值。可在幸運進城后，他卻發現所謂高級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并不能撫平他內心的不安與焦慮。在劉巧珍與黃亞萍、在純真愛情與大好前程、在物質生活與自我尊嚴之間，高加林不得不做出選擇，可他又無法做到徹底的舍棄。離開巧珍是痛苦的，可與黃亞萍在一起的感覺并不十分幸福，高加林與黃亞萍不對等的愛情最終以失敗而告終。“當高加林飛向城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生活時，劉巧珍走不進他的生活;當高加林落魄歸鄉，作為一個農民生活時，黃亞萍走不進他的生活。”［4］高加林的人生悲劇，既是一場社會悲劇、時代悲劇，又是一場精神悲劇。高加林自身思想的不成熟與不健全性，讓他無法認清自身的現實，并作出正確的人生選擇。說到底，高加林的精神追求與價值追求是膚淺的、功利性的，除了要成為“公家人”、“城里人”之外，高加林的精神追求其實并無什么高遠的目標。《人生》的作者路遙讓高加林最后回到故鄉，盡管這一設計隨后受到了很多讀者的質疑與爭論，但其背后卻隱藏著從農村走出的知識分子路遙本人對鄉村知青人生出路的一種指引、一種人生訓誡:實現自我價值追求并不等于成為比農民社會身份高的工人或干部，過上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而是能依靠自己的雙手創造自己的生存家園。

在隨后創作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中，作家路遙對“高加林”們的回鄉之路進行了另一番可行性的探索，作品中的孫少平同高加林一樣，高中畢業后回到農村做了三年的民辦教師，最后不得不回家當了農民。可孫少平不怕當農民，“當農民就當農民，這沒有什么可說的，無數像他這樣的青年，不都是用雙手勞動來生活嗎?”“哪怕比當農民更苦，只要他象一個男子漢那樣去生活一生，他就心滿意足了。”高加林一心向往著城里豐富的物質世界，孫少平卻向往著那份真正自由的精神生活。“一個有知識而愛思考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那痛苦是無法言語的。”［5］對于孫少平而言，他所要過的精神生活，不僅僅是指在空閑時間能閱讀自己喜愛的書刊，想自己的心事，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夠成為自己生命的主宰，自由、獨立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在198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孫少平———這位農民的兒子勇敢地走進了外面陌生的世界，在黃原城、在銅城煤礦，他用誠實的心靈與辛勤的勞動為自己打造了一個自主、自足、安寧而美好的精神世界，他在工作上不僅受到了工友與上級領導的認可與尊重;在情感上，他更是得到了美麗的姑娘———省報記者田曉霞的純真愛情。顯然，路遙在孫少平身上為所有的農村有志青年指引出了一條自立、自強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