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是美國著名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斯坦貝克的一篇短篇小說，自發表以來就受到批評家的好評，被譽為“斯坦貝克在藝術上最成功的小說”［1］、“世界上最偉大的短篇小說之一”［2］等。其情節并不復雜，講述的是加利福尼亞薩利納斯山谷一個農場里一對夫婦在特定的一天的生活，以及發生在女主人公伊莉莎與一位流浪補鍋匠之間的故事。伊莉莎是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婦，三十五歲，熱愛并擅長種菊花，和丈夫亨利一起過著平淡的日子。在平淡的生活中伊莉莎的內心充滿了對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向往。補鍋匠的來訪打破了她平靜的生活，也在她原本就不平靜的內心世界激起了波瀾。她以為終于找到了一位理解并欣賞自己的人了。于是，她把她所珍愛的并寄托了她渴望和夢想的菊花交給了補鍋匠，此后，她的內心世界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釋然和強大。后來當她和亨利駕車去薩利納斯的路途中，她發現菊花被補鍋匠拋棄在路上，花盆卻被拿走了，伊莉莎失望至極，但是卻躲著亨利像個老婦人似的哭了起來。

故事的情節雖然簡單但里面刻畫的人物卻是豐富而又深刻的。在談到這部作品的內涵時，斯坦貝克在給喬治•阿爾比(GeorgeAlbee)的信中提到“他(讀者)不經意地讀完故事后會體會到某種很深刻的東西，但卻說不出是什么東西，怎樣深刻。”［3］本文以斯坦貝克《菊花》這部短篇小說作為文本，從精神生態角度對其中的人物進行分析，關注小說中人物的精神生態狀況，分析其精神生態錯位的表現，并探尋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源，以期通過挖掘其內在的“深刻的東西”對讀者有所啟發。

1自我迷失與人性扭曲:探析錯位的精神生態

著名學者魯樞元教授在其著作《生態批評的空間》中把生態學大致劃分為三個方面:以相對對立的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生態學”，以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生態學”，以及以人的內在情感與精神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精神生態學”［4］。“如果說自然生態體現的是人與物之間的關系，那么精神生態則體現為人與其自身的關系。”［5］精神生態學認為，人的精神世界正遭受著與自然生態相似的危機。斯坦貝克在《菊花》中通過對伊莉莎這一悲劇人物的刻畫，幫助讀者洞察到了人們錯位的精神生態。

1．1女性身份的界定:甚感壓抑

在《菊花》［6］這部小說里，斯坦貝克通過伊莉莎這個悲劇命運人物的塑造，把一個生活在美國20世紀30年代男權社會里的女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理歷程栩栩如生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在那個特定的男性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里，婦女處于從屬地位，男性世界的排斥和男權勢力的壓制使女性身心倍受壓抑和束縛。

伊莉莎被囚禁在社會對男女角色的既定中。在男權統治的社會里，她們不得不安于“家庭中的天使”一般的角色。當時的社會認為真正的女性應該是“虔誠的，純潔的，順從的，持家有術和深居簡出的。”［7］故事中的伊莉莎就是按照這種界定的標準生活的。首先，她是一位稱職的家庭主婦。房舍被打掃得“整潔、明亮”。生活也被打理得井井有條:“冬草儲備了起來”，“精致的白色的農舍”四周環繞著紫色的天竺葵，她還在“房前臺階上放著一塊供擦泥的墊子”，在“房子后面堆著易拉罐”;在亨利洗澡時“她把他要穿的黑色西裝放在床上，把襯衫、襪子和領帶放在旁邊。上過油的皮鞋放在床邊的地板上”。其次，她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當亨利在她面前炫耀剛剛做成的一筆菜牛的生意時，她說“你真行”去鼓勵自己的丈夫，去滿足自己丈夫的心理需求。當亨利把詳細的去城里慶祝的安排計劃告訴她時，她沒有任何異議，只是回應“好，當然好啦!”來順從自己丈夫的安排。再次，她是一位恪守婦道的女性。她把菊園周圍架設“圍欄”，然而“圍欄”擋住的不僅是“牛、狗和雞不進入菊園”同時也成為她主動壓抑自己“本我”需求的道德界限，當補鍋匠“向圍欄靠近了點”時，“伊莉莎的眼睛變得警覺”起來。盡管后來經過和補鍋匠短暫的交流之后，她許久以來被壓制的對性的渴望被補鍋匠這位陌生男子重新喚醒，情不自禁地“手向他的褲管伸去”，但她最終還是“面帶愧色”地站了起來。在這里，斯坦貝克冷靜客觀地描寫了伊莉莎性騷動繼而性壓抑的過程，讀者不難感受到在男權社會如此強大的社會文化傳統面前，面對這種身份被界定的現實，以伊莉莎為代表的女性所承受的這種壓抑人性的精神磨難。

1．2男性身份的模仿:遭遇尷尬

對于伊莉莎來說，雖然她沒有走圍欄，而且遵守了婦女行為的基本守則，但是透過圍欄的空隙，她的向往、理想和追求已經傳達到公共空間。

伊莉莎向往男性世界的權利。她用男性化的穿著來刻意掩飾女性柔弱的外表，“園藝服遮住了她的體形”，把“一頂男人的黑色帽子拉得很低，擋住了視線”，穿的“鞋子又笨又大”。盡管被排斥在由“亨利和兩個商人裝束的男人”組成的男性世界之外卻“不時地回頭望望身邊的男人”，并急切想參與男性世界的決策，于是在亨利回來之后便問“亨利，和你談話的人是誰?”補鍋匠的突然造訪激發起伊莉莎內心世界對男性世界自由的渴望。伊莉莎被補鍋匠對自己流浪生活的描述所吸引，“那一定很有意思，非常有趣，但愿女人也能有這種生活”。伊莉莎還訴求和男性共享的平等，她想通過在亨利面前極盡為婦為妻之道，同時傾心培育菊花“使黃菊花花瓣大到十英寸”，來證明“我具有這方面的天才”，而得到亨利的認可，同時在補鍋匠面前也毫不示弱，“說不定你會碰上對手的，我也能磨剪刀，也能把小鍋的凹痕敲開，或許我能給一個女人能做些什么。”為了實現自我，伊莉莎做了很多努力，希望能在男性世界的認可和接納中實現自我價值的追尋。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太陽。伊莉莎的追求和理想都在亨利的“我希望你能在蘋果園里也培育出那樣大的蘋果”的漠視和貶抑以及補鍋匠的“這種生活對女人不合適”的排斥中遭遇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