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x拓年，由復旦大學黃霖教授主編，東方出版中心出版的七卷本《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以下簡稱《研究史》)面世，在古代文學研究界掀起的世紀學術回眸熱潮中反響強烈。“《研究史》的主要價值，還體現在這是一套既有理論深度，又有個人學術見解的著作。”同時還就“史的觀念是否應再突出”和“學術史的面是否應再拓寬”兩個問題提出商榷。2(X拓年第12期《中國出版》刊載李芳、張捻稚的書評《握珠祖玉評說百年—評黃霖主編<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以下簡稱李文)，以叢書之一的“小說卷”為例，指出其兩大特點:“框架結構科學嚴謹”“具有鮮明的當代性”。不同于簡短的“筆談”，張文和李文立論鮮明，分別就各自所提出的觀點進行了認真地論證，揭示《研究史》的價值、特點，指出其需要改進之處，對讀者閱讀和使用《研究史》具有較好的指導意義。筆者讀過這套叢書，尤其是其中的“小說卷”之后，有一些不同于上述諸位先生的看法，故不揣淺陋，也以“小說卷”為例，略陳個人管見。

一、大處著眼，視野開闊

中國古代文學學科作為文學領域里資格最老的學科，也最有歷史可以咀嚼回味，所以當仁不讓，先后推出多部著作檢驗和總結自己悠久厚重的研究史。1995年中華書局出版了郭英德等人編著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從“史”的角度對古典文學研究進行了較為系統地梳理與評判，有開創之功，但集各體文學的研究于一爐，是一本綜論性質的集大成之作。2001年，由張燕瑾、呂薇芬主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面世。這套叢書按縱向的時間順序依次論述各個朝代的文學研究概況、具體的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等，其重點在于勾勒文學研究的發展脈絡。但真正為20世紀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畫上了一個圓滿句號的，當推黃霖主編的《研究史》。《研究史》是迥異于前述諸書的一部力作，這套學術著作以文體為綱，分成七卷:總論、詩歌、散文、詞學、小說、戲曲、文論，回瞰百年間各種形式和不同目的的研究實績、經驗教訓和演變軌跡，并聯系其社會文化背景、學術思潮、文學思想的起伏變遷來評價其成敗得失，描述其演變大勢，提出問題分析探討。〔’〕更為可貴的是，這部書通過反思20世紀古代文學研究存在的一些問題，明確了今后研究的走向，體現了史論著作鮮明的前瞻性和思辨性，在同類學術著作里可謂后出而轉精。

具體到“小說卷”，特點更為鮮明。不同于上述兩書的編排體例，“小說卷”是通過各個時段的研究來透視20世紀古代小說研究興替流變和走向，從中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以為21世紀及其后的古代小說研究之借鑒。編著者沒有評述100年來古代小說的研究概況，而是獨出心裁地緊緊抓住古代小說研究中一些重大而有影響的問題，并以此為切人點，用敘議結合的方式來透視20世紀古代小說研究的變化起伏，曲折和艱難，從中不僅反映出時代政治風云對意識形態的影響，而且也折射出研究主體精神的苦痛和心靈的顫抖。該卷在章節設置上特別注意了20世紀古代小說研究中論爭的熱點和焦點，如“水滸研究”“紅樓夢研究”都是20世紀后半期學術界論爭的熱點，又由于主流意識形態的干預，就使這些問題的研究帶上了強烈的政治色彩。

“小說卷”前兩編分別是20世紀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總論和專題研究，李文中已有詳實的論析，此不贅言。單是下編亦頗能體現編著者的匠心。下編乃小說作品研究，面對紛繁的作品，編著者并未亂了陣腳，而是基于學界的最新統計結果，t’〕精心選擇了中國古代小說中的七部名著:《三國演義》《水滸》《西游記》《金瓶梅》《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分別立章，作針對性強的具體研究。這幾部小說研究狀況特點各異，針對它們的不同，先分成兩個類型來介紹。一類按時間順序，包括《三國演義》《水滸》《金瓶梅》;一類按研究專題，包括《西游記》《聊齋志異》《儒林外史》。而《紅樓夢》在中國小說史上地位舉足輕重，研究者眾多又有明顯的派別和模式，故采用專題和時間順序并用的形式，即先按模式和派別分成專題，然后在這兩個專題下再按時間順序綜述。這樣做可謂獨出，心裁，使形式符合內容的需要，恰到好處地展示了每部小說的研究史。名著具有永久的魅力，世代傳誦不息。

百年來研究者對名著也青睞有加，透過七大小說名著的研究史，可以更具體而細微地了解小說研究達到的高度和走過的彎路。具體到章節的細部，編著者亦充分考慮到讀者的方便和易于接受。古代小說文獻資料豐厚，各個時期特點不一，把握起來實非易事，故編著者把第六章“古代小說文獻研究”分成“上半世紀”“建國后至文革前”“文革期間”“80年代”“90年代”等五個時期來分別交代。時段清楚，利于讀者查核。再如第八章“文言小說研究”，先按年代的先后分述各個時期的研究狀況，但還有一些復雜而重要的問題未說清楚，于是專設一節“幾個專題研究”來詳細闡述文言小說的研究熱點和難點。這樣的編排大處著眼，刪繁就簡，頗具匠心。

“小說卷”各個章節的編著者學有專攻，分工合作，積十來年的工夫去搜集20世紀古代小說研究資料，準備充分。又加上當今資訊發達，中外交流頻繁，獲取相關研究資料相對容易。故編著者在綜述20世紀古代小說研究情況時，資料豐富，視野開闊，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在每個主題下，國內的名家名篇自不待言，實際上同時往往也能了解到海外漢學和臺港的研究現狀。可以說，一卷在手不但可以詳知內地研究進展，連歐美、日本和臺港都能了如指掌，如數家珍，基本上沒有遺珠之憾。

二、客觀公正，獨具粗眼

學術史主要是“述”，應該而且必須客觀。而要真正做到客觀而準確，則既需要編著者具有學術良知，還需要獨具慧眼，察人所未察。第四章第一節論到現代文學史上著名女作家廬隱的《中國小說史略》，在引述了胡從經《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一書中對她才華的欣賞之后，筆鋒一轉，據實指出:“廬隱的這些觀點和用語，可以說都是原原本本照抄鹽谷之史的。因此，廬隱此史不足觀。”作者客觀求實，一針見血的風格于此約略可見。無獨有偶，第四章第二節披露，成書于延安時期的郭篇一的《中國小說史》，是20世紀上半期容量最大的“小說史”，但對學術研究卻基本上沒有任何推進。郭氏“寫書”的辦法就是今日人們所司空見慣的“剪刀”加“粗糊”，她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和譚正璧《中國小說發達史》的內容打亂重組成各章，作為全書主體;再將胡適、鄭振鐸、向達、趙景深等學者的有關文章成篇或部分塞人各章，遂變成自己的著作。如果嚴格依照今天的學術著作分類的話，此書應該改名“小說研究資料匯編”才名副其實。遺憾的是，如此低劣的“著作”，港臺和內地仍不時將其奉為“學術經典”而頻頻出版。編著者冷峻客觀，不留情面，不動聲色地卻又嚴厲認真，目的在于澄清事實，把一樁樁學術公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頗有些學術打假的風范。除了敢于揭露名人，面對大師，編著者亦不盲從。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這篇文章大名鼎鼎，在中國小說研究史上具有范式意義，王氏首次以世界性的眼光，將西方文學理論引人中國文學研究，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闡釋，引領著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潮流與模式。但編著者在表示敬意之后也不忘批評它的消極作用。一分為二地看待名人和大師，對其功過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不拔高，更不故意找茬以顯示高明和尋求轟動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