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之后，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不只政治關系如此，經濟關系亦如此。一個國家若欲閉關自守，只會有一種前途：被人類文明所拋棄。

文學也是這樣。一個國家的文學只有走進世界文學的大潮，才會面臨挑戰，也面臨機遇。眾所周知，諾貝爾文學獎，是世界文學前進的里程碑與路標。盡管它同世界上任何獎項一樣，無論多么誠信與公正，但總會有這樣那樣的遺憾存在與發生。但這并不能否定它的偉大的歷史性功績，不能否定它對世界文學主流的昭示力量。在它面前，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可匐伏膜拜。看重它，爭取它，不急不躁，以平和心態對待它。

平心而論，若從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史來比較，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作家，如魯迅、巴金、老舍和沈從文，均具備摘取桂冠的資格。然而，由于種種說得清或說不清的原因，中國作家畢竟與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了。近年，華裔外籍人士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不管評委會出于何種動機，我們作為大國公民，都可以用寬厚的胸懷對待與接納，不可以有小家子氣。若說意識形態原因，難道我們自己還表現得不充分嗎？關心當代文學的人們難免對它的前途予以關注，就中也包括中國當代文學作家、作品可不可以以及何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往往也會對此作出或此或彼的預測。

今日之中國文學，是昨日中國文學之繼續。

我們對歷史的回顧也是對基點的評估，會有利于我們作出較為準確的描述與預測。

一特定的生存環境促成中國當代文學獨自的運行軌道與風貌。它已走過60余年風雨崎嶇的路程。從表相看，這是一個由孱弱而經歷曲折反復不斷走向繁榮興盛的過程；從深層看，這是一個由文學的被動走向主動的過程，是一個文學覺醒的過程，是一個文學不斷走向成熟的過程。這個發展過程的實質是，真、善、美的運行機制由非良性狀態向良性的轉化與調整。

這一獨特的運行過程與實質規定了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歷史的基本特征。對于發展特征的把握，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中國當代文學的性質與發展規律。為此，我們主要從動態與深層去探求當代文學發展的獨特個性亦即基本特征。

多變與反復交織的軌跡，是人們首先看到也是最易覺察的特征。過去，有人把當代文學稱之為社會與時代的“風雨表”、“溫度計”，如果不把它作為對當代文學的要求，而看作是對當代文學歷史的某種比喻性描述，倒也是相當恰切。

1956年文學創作的初步解放，1957年文學遭受的災難，1958年文學創作的浮夸風，60年代初的調整，隨之而來的批判，“文革”對文學的扼殺，“文革”后的復蘇與發展，以及以《武訓傳》的批判為濫觴的頻仍無休的文學批判運動，這一切都說明當代文學如“風雨表”、“溫度計”。一般多變、易變。這種變化呈現為具有一定振幅的擺動，呈現為一種由此到彼、由彼到此的反復性。當代文學正是在這種否定、肯定的擺動中前進。

形成多變與反復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直接的、主要的原因是，對文學的主觀干預與文學發展規律的背離。質言之，對文學的行政干預和其他干預往往是違反文學規律的主觀行為。主觀意志和客觀規律的對抗，使得文學的發展表現出長久的不諧調、不平衡狀態。這是當代文學發展的另一個特征。在“文革”及其以前，對文學的主觀干預多種多樣，而其中最主要的是關于文學為政治服務的種種片面、狹隘的要求。文學創作嚴守這些要求時，即走向萎頓；而擺脫這些要求按照文學自身規律發展時，就會走向興盛。這也是當代文學發展中多變與反復的主要內容。

文學發展規律并不是超脫塵世的存在，而是由人的實踐所體現的。一些認識到或感悟到文學發展規律的人，對違背規律的主觀干預表示抗爭，這才形成了二者的對抗。所以，文學發展中的主觀干預與客觀規律的對抗，是由不同的人們的不同文學實踐所構成。這些堅持文學客觀規律的作家、理論家、批評家、領導者與讀者，在對錯誤的主觀干預的抗爭中，表現出勇敢可貴的探索與進取精神。富于探索與進取精神，這正是當代文學發展的又一特征。

正由于眾多的有識之士的探索與進取，對違背文學規律的主觀意志的抵制，特別是由于改革、開放的良好社會環境的出現，當代文學的發展也得以走上正軌。文學創作出現了以反映人民的改革開放、奮斗進取精神為主導而與反映其他多樣化生活并存的初步繁榮態勢。文學創作主導與多樣化的統一，這是當代文學發展進入新時期后出現的重要特征。這一特征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它是我國社會現實、政治思想的必然反映，它是讀者閱讀要求的必然反映，也是作家個性的反映。總之，這一態勢符合我國目前的國情，是正常的良性狀態。

二我們對中國當代文學進行整體性的概括研究，不可回避對它的成就與局限的評估。而我們對當代文學發展基本特征的初步認識，正是為了有利于準確地進行這種評估。

當代文學創作追求真、善、美，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但也存在局限。文學創作追求真，追求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的真，也追求作家的思想與情感在創作中的真，因之，它也發揮過一定的認識功能。不過，文學創作也出現過虛假的現象，發展得嚴重時，創作成為一種隱瞞事物真相、制造事物假相而欺蒙讀者心靈的操作。創作中由真到假的蛻化，始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文革”中達到峰巔；“文革”后，逐漸完成了棄假返真的過程。

當代文學創作追求善，發揮了應用的功利作用，但也出現過偏差，影響了文學功能的全面發揮。當代文學創作在“文革”及其以前，一貫重視人民性、黨性，重視“文以載道”，重視文學為政治服務，這有其正確的一面，也發揮過積極作用，但是，狹隘的目光、短視的功利要求，卻妨礙文學功利價值的全面實現。

當代文學創作追求審美效應，為社會貢獻出若干較為成功的藝術典型與鮮明形象。在“十七年”，主要是創造了一批再現型的藝術典型；新時期，除過創造了若干再現型的鮮明藝術形象外，還嘗試創造了表現型的以人物心靈為主的藝術形象。后者盡管還不夠成熟，但畢竟是可貴的開拓。但是，無論從質或量的方面要求，藝術典型都未能滿足時代的期待，都未能充分滿足人民的需求，在質的方面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