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學語文的語言認知

首先，要從語文的概念談起。語文是什么?《辭海》的定義是語言文字。我國著名的語文文字學家王力先生也認為語言文字可以等同于語文。那么，語文課主要就是學習語言，并且是以學習書面語言為重。語文課的課程標準將能夠正確理解和運用我國的語言文字、具有扎實的文字功底作為課程的基本目標。我國著名的語文教育家葉圣陶先生從另一側面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語文的含義以語言文章來解釋較為貼切。語文的口頭表達即是語文之語，書面表達則是語文之文。所以語指的是語言，文指的是文章。因此，語文課的教學任務除了學習語言外，還要將文章學習作為自己的重要內容。語文課的核心特征，就是掌握好語言文字的口頭表達與書面表達。隨著時代需求的進一步發展，2006年9月頒布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專門提出，高等學校要創造條件，面向全體大學生開設中國語文課。這個舉措明確了在新時期的大學語文課程的學科性質和定位，即是以中華民族的語言為載體，傳播、發展、感悟、體驗文化的文化教育課程，其內涵已經遠遠超越了大學語文課程最初的設置目的與涵蓋內容，超越了傳統語言文字、文章、文學等范疇，文化傳承已經成為大學語文的核心內容。所以，剛剛跨入大學校門的大一新生，尤其是理工科等非文科專業的學生，學習大學語文是極其必要的。理工科的學生可能在掌握科技知識方面有濃厚的興趣與愛好，并養成了一定基礎的理性思維習慣。但這些學生將會隨著專業學習的深入，越來越少有集中的機會學習最能夠體現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特色的課程，也就是大學語文課。而恰恰是大學語文課能帶給我們對漢語、漢語文學及其傳承的民族文化、民族傳統與民族魅力等方面的知識。大學語文作為一門偏向于人文科學的通識課，是這些學生得以了解我們民族何以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最直接的窗口，也是他們進入社會、自我學習的一座橋梁。

二、語言的理解能力

大學語文課程設置的一個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對民族通用語言的學習。具體一點說，就是對漢語及其構成的諸多語言表現形式，諸如文章、詩詞、歌賦、小說等典型的文學作品的學習。同時，學習這些作品，可以培養我們正確理解語言的能力，并在較為開放的狀態下，可以進一步培養我們形成相對成熟與完善的思維辨析能力。比如，對中華民族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的學習，今天的大部分讀者往往都停留在對詩歌文本文字的解讀，去體味詩歌中或言志或抒情的文學魅力。但古人的學習卻并未簡單地停留在文字的解讀上，而是透過字面去感知詩歌的原創背景和表達主旨。因此，歷來的儒生將他們的解讀與認知集中體現在對詩小序和詩大序的寫定與觀念的傳承上，而這正是我們今天的吟詠所忽略的。

我們在中小學時期就熟讀的《詩經》開篇第一首《關雎》，無論是老師教給我們的，還是我們從詩歌的文本閱讀中感知的，最重要的關注點無疑都落在了愛情主題的表達上。但同樣是這首詩，同樣是這樣的文字，千百年來科舉考試或是童蒙幼讀，理解的重點卻不是這樣。漢儒毛亨、毛萇就在《關雎》的小序中傳遞了超越愛情主題的價值判斷。他們認為《關雎》作為國風的第一篇，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指向，重在確立一個道德準則，即“后妃之德”，用這個準則來為天下人建立一個道德范式，“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具體到《關雎》的文本，則進一步細化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的詩歌主旨。漢儒鄭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釋道德范式構建的依據:“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后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將詩歌主旨由個體愛情的簡單表達上升到家國秩序的王化之道，這就延續了對詩歌產生的原初狀態的強調。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這是經學與文學的不同特征所造成的關注視角差異。唐人孔穎達吸收了毛傳、鄭箋的觀點，作出了詳細的注疏?？资韪觽戎卦姼璧牡赖陆袒饔?，進一步對詩歌的創作背景、創作目的揣摩生發，從而弱化了文本的文學審美特征。這種作法與漢儒的解讀無疑是一致的。毛傳、鄭箋、孔疏的經典詮釋也成就了詩三百這部充滿了文學色彩的作品總集在經學中的位置確立，《詩經》的稱謂也在隨后的一千多年中掩蓋了原本的文學意義，學人因此都將注意力落實在詩歌的社會功用的意義上，即在經學的總體框架內闡述詩歌文字的道德價值而限制其文學價值的生發。宋代是儒學又一次深入發展的時期，程朱理學形成了自己的學術體系。雖然朱熹《詩集傳》并不全盤采用漢儒詩序的解讀，但在具體的篇章文本中，仍秉承并有意識地加強了漢儒的觀點。例如，《關雎》中將詩歌吟詠的對象加以落實:“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又進一步交代詩歌的創作背景與目的:“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其實，這也是對《關雎》創作原初狀態的再次肯定。有了理解與認知的一致性，我們再讀《關雎》，就會理解孔子為何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而不會奇怪為什么我們的關注點在詩歌文本的藝術表達，古人卻執著于文字背后的內在蘊涵。當然，這種讀解理念的差異性，其實在于價值評判的標準設立。如果我們不僅僅局限于只讀某一首獨立的詩篇，而是將整個305篇詩歌作為一個整體來解讀，就能發現古人認知的合理性。《詩經》六義，各自有對應的主旨表達。《關雎》作為六義之一的國風中的一篇，如果只將愛情表達作為其全部主旨來解讀，忽略了詩歌的整體生發背景，無疑是偏頗的。因此，解讀《詩經》，既不能只落實到經學的關注點，也不可因噎廢食，完全忽視詩歌的創作主旨，只將其作為一般的文學作品。有了這種認知，我們再讀子夏的詩大序，就會發現上述的解讀方法，其實已經蘊涵其中。詩大序明確論述了詩歌的創作目的，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具體到國風，詩歌的社會功用在于“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在這樣的創作條件下，我們看《關雎》，雖然簡單的文字解讀可以作為一首愛情詩歌，但詩歌表達的真正主旨，確乎是“后妃之德”，而這正是“風”這種文學體裁應表現的主要功能，也是大序中所指出的“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

通過這個例子，我們知道，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如果僅僅停留在語言上，只能說你閱讀了一部文學作品，而不能說你真正讀懂了作者想通過這些文字表達的情感、思想，也不能說你在閱讀文學作品的同時進行了有效而深入的思考，作品是否真正引起了你的共鳴或不同的感受。因此，對語言的淺層理解如字、詞、語句等等，這是小學語文、中學語文必須解決的基礎問題，而準確理解作品語言所透露出的深層意義，并通過對這些感悟引起的系統思考，是我們在大學語文學習中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之一。大學語文不同于中學語文、小學語文之處，應該在于對語言、文學知識的整體性把握，而非著重對個別知識點的重點講授;應該使學生在學習大學語文過程中，建立起以中國語言文學為核心的、全面且深入的語文知識體系，而非是中學語文的簡單延伸。例如，我們在小學語文、中學語文的學習中，已經學習過許多優秀的詩歌文章，雖然也在老師的講解下，對這些作品去分析、理解，但我們最基本的功課是通過閱讀、書寫、背誦、記憶，加強我們對語文基本知識的掌握與后期學習能力的建立。仍然是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仍然是通過基本閱讀的訓練，甚至是相同的作品篇章，在大學語文學習的階段，重點就有顯著差異。一篇古代文學的詩歌作品，我們就不會簡單地重復在中學語文學習中已經獲知的作家作品信息，而是在梳理該時期文學生發的大環境、該種文體發展的階段特性、作家所處時代、社會環境等因素對作品創作影響這些與文學息息相關的內外因素的前提下，有意識地將學生在中小學語文學習中得到的孤立的、片段的語文知識串聯起來，使之建立古代文學的發展脈絡，掌握各種文學類型的體系結構，了解文學現象背后的原因，避免延續語文學習初期階段的模式化介紹與鑒賞，這樣才能使學生對語文有一個不同于中小學語文的，更加全面深入的認知。

三、從語言的理解到思辨

我們從呱呱學語起，經過小學、中學語文課的學習，掌握了字詞等語言基本構成單位的運用。通過對語句、段落和篇章的漸次分析，建立起我們對語言表達的系統理解。同時，聽、說、讀、寫這些技能的掌握，使我們的思辨能力得到鍛煉與加強，從而對閱讀、感知外界事物，逐漸形成相對客觀的判斷標準與正確的認識觀。大學語文課的學習就是在上述基礎上，更加強調對語言思辨能力的提高，所以不僅僅是學習教材中的幾篇文章，而是在于通過這樣的作品，使學生養成獨立的閱讀思維習慣，并使在中小學形成的判斷標準與認識觀有更加穩定的提高，能夠透過簡單的語言、文字或現象表面，去深入思考并辨析內在的邏輯與可能引發相關效應的預判，從而使個人具備既有開拓性又有內省性的思辨能力。

比如，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從新文化運動以來就沒有間斷。一方面，傳統文化凝聚了我們民族幾千年生生不息的命脈，自然有其存在的重要意義，它的歷史價值無法全部抹殺;另一方面，從近代以來，傳統文化又事實上落后于世界發展的大勢，明顯無法指導民族與國家的進步，導致整個國家百年來陷入列強的凌辱與戰亂的侵襲。那么，究竟對傳統文化是取是舍，或者如何取、如何舍，就成為中國人必須思考的問題。當我們閱讀反映傳統文化的古代文學作品時，如何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不是僅靠文字的讀解和簡單的鑒賞就能獲知的，必須不斷地進行深入的思考與系統的梳理。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對儒家思想文化的認知。儒家經典《大學》開篇即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成為士子包括每一個普通人在內的最高道德目標。在經濟全球化熱潮涌動的今天，我們的生活環境也不再如以往單純明凈，對物質利益的極端追求，價值觀念的多元化，民族信仰的缺失，理想信念的迷茫，無論對社會群體亦或是個人，都是巨大的挑戰。而儒家尊奉的道德準則，無疑是這場巨變中的中流砥柱。儒家作為先秦諸子百家之一，最初僅僅是諸多學術門類中的一種，并沒有成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指導者與代名詞。但是經過孔子、孟子、荀子等幾代儒家學者的改造與發展，終于形成了較為成熟與完善的學術體系，在諸多學術門類中成為顯學。而秦始皇統一六國，創建秦帝國后，采納李斯的意見，焚書坑儒，幾乎將儒家所有的文獻資料付之一炬，給予發展中的儒學致命性的一擊，以至漢室立國之后，雖力圖恢復儒學，卻發現僅能依靠口耳相傳的記憶來延續知識體系。當然漢儒的努力還是卓有成效的，無論是古文家還是今文家，或是集大成的鄭玄，終于使“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國家的長期國策。盡管歷經了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割據戰爭，儒學從漢代確立的五經發展到唐代的九經，對中華民族的思想傳統產生了至遠的影響。宋儒對儒學體系的構建遠遠超越了漢儒，不僅僅是程朱理學自為一體，南宋時期奠定的十三經成為儒學體系中最為核心的知識架構，也是每一個士子必須學習的著作典范。

當然，宋代的理學也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人性的自由生長，因此把理學作品放在某個特定時期內閱讀就面目可憎起來。明儒和清儒其實是沿著宋儒的路子繼續前行，尤其是清儒，將儒學的解析發展到了極致，形成可以和宋學、漢學相鼎足的清學體系。這種極致到了近現代，就成為儒學的原罪。民族的衰敗，國家的破亡，儒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天生優勢頓時消逝得無影無蹤。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思潮涌入中國，列強用槍炮狠狠地敲碎了儒學“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長城。當人們發現天朝上國的自信不復存在時，就必然會質疑乃至否定這千百年來已經是真理的思想模式。所以，新文化運動興起后，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一下陷入萬劫不復的局面。但是，西方資本主義學說也不是治國的利器，尤其是對利益的極端追逐，對欲望的無休止的宣泄，使得長期生活在東方文化氛圍中的人們面對人性的淪喪、道德的滑坡、價值觀的混亂，不禁又懷念起儒家充滿溫馨、彬彬有禮的社會秩序，而儒學體系自我發展、自我更新的修復趨勢下的新儒學也應運而生，作為新國學的主要代表再次站到了世界舞臺之上。儒學興衰反復的發展歷程，使得我們閱讀儒學的經典作品時，就不能局限于一時一地的桎梏，作出匆忙的評判。我們應該懷著“風物長宜放眼量”的態度，跳出作品本身，跳出特殊時代的特殊評判，用歷史的眼光去閱讀、去思考、去衡量，既不一味地尊高，也不極端地抹殺，而是將其作為我們這個民族生存發展的習慣總結來認知，盡量以一種客觀、科學的態度作出獨立思考與辨析。通過這種不帶偏見、還原本質的閱讀形成的思考，有助于學生培養自己獨立思辨的意識，增強正確判斷外界事物的能力，加深思想深度，提高道德素養。

而這種深度，更有助于我們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冷靜思考，用樂觀積極的眼光看待生活與工作，對讀書或工作始終保持責任與擔當，對人生有明確的長遠規劃，從而能夠在青少年時期，不急功近利、不追求膚淺庸俗的所謂時尚，沉下心來努力學習，積極工作，打下扎實的人生基礎。同時，對語言背后的文化傳統的深入理解，也是大學語文體系中的重要環節。對語言的思考，也是使學生不拘泥于課本，形成自己開放的思維，以更為廣闊的視野獲取課本中不能體現的知識。而這些習慣的形成，則客觀上促使我們每一個同學都養成廣泛閱讀的習慣，從另一方面體現出大學語文相對于以應試為目的的中小學語文課，更注重于素質教育的養成。

作者：郝敬 單位：安徽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