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譯了一大批有價值的法國史論著

新中國成立之初，雖然馬克思主義已經在中國廣泛傳播，但由于中國史學界對于法國歷史的了解非常少，學者們對于怎樣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來學習和研究法國史比較茫然。為了更好地學習和研究法蘭西的優秀文化，沈煉之認真閱讀和翻譯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論述法國史的文選及著作。“50年代初，我先后在新創刊的《史學譯叢》上譯了十幾篇馬克思、恩格斯寫的關于法國的論文。當時國內還很少有人翻譯，所以出版之后，很受讀者歡迎。”[1]特別是恩格斯的《1848年的六月起義》、《未發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18封——法國社會黨人和布朗熱危機》等文章，在新舊社會交替轉型時期的中國史學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為剛剛跨入新中國的史學工作者提供了如何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法國歷史的范例，更開啟了新中國史學研究的正確方向。

沈先生還一直非常重視法國優秀的歷史著作和資料的翻譯工作。他認為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有必要研究和借鑒他國精華；作為一個新中國的學者，首先“必須從翻譯資料工作開始”[2]。即使是中法關系不佳，甚至出現敵視狀態的時候，他也以開放的心態，寬廣的胸懷和高遠的謀略對待翻譯工作。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他廣泛搜集和閱讀法國作品，并著手翻譯法國著名史學家查爾斯•瑟諾博斯（CharlesSeignobos）的《法國史》。1964年1月中法兩國正式建交。同年7月，商務印書館就出版了這部譯著。這是中法建交后中國出版的第一部漢譯法文通史，為迫切希望了解法國的中國人民提供了資料，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可喜的貢獻。據沈先生后來回憶：“當時還沒有一本從法文直接翻譯過來的《法國通史》，我總算填補了一個小小的空白。”

十年“文革”一度打斷了沈先生的翻譯工作。“文革”結束后，沈先生立即帶領杭州大學法國史研究室的同仁開始有計劃、有目標地翻譯資料和進行學術研究，先后選譯和出版了總共8期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史資料選編》，這些重要的文獻資料和優秀的學術專著章節摘錄，為研究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史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此外他還組織人員翻譯了《法國工人黨的誕生》，“不僅為中國學者提供了有關工人黨創立的第一手資料，而且也給理論工作者提供了有價值的新思路，必將推動中國對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史的深入研究”[1]。后來，沈煉之教授又花了近五年的時間翻譯了《蓋得派》一書。該書是克洛德•維拉爾的博士論文，“也是在這一領域的權威之作，全書770頁，內容十分豐富，作者熟練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旁征博引大量文獻、檔案資料，以嚴密的科學論證、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法國工人黨的起源、組織、學說、活動及其地域分布，正確總結了工人黨走過的成功與挫折的艱難歷程，分析了這一時期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從分裂到統一的經驗教訓，提出了許多發人深思的獨創性見解。本書至今仍不失為這一研究領域的權威之作，具有現實意義和啟迪作用”[3]。該書的翻譯為我國學者研究法國工人黨提供非常珍貴的素材。此外，他翻譯的威爾遜的《羅曼•羅蘭傳》、戴高樂的《希望回憶錄》、羅素的《權力》，J.E.斯溫（J.E.Swain）的《世界文化史》，時至今日仍有很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

二、撰寫了一批很有價值的法國史論著和論文

留法期間，馬迪厄•艾伯特•澤維爾•埃米爾（MathiezAlbertXavierEmile）求實與創新的治學精神對沈煉之影響非常大。“在里昂學習期間，他經友人介紹，專程去拜訪在第戎大學講學的史學大師馬迪厄教授，并聽完了其講授的關于法國大革命史講座的全部課程。沈先生是唯一聆聽過馬氏講課的中國學者。”[4]此后，沈先生一生研究的重點都在法國史，撰寫了《簡明世界近代史》、《法國簡史》、《法國通史簡編》和《法國革命史講話》等多部著作，“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明顯的開拓性和很強的現實感”。

在他的著作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法國通史簡編》和《法國革命史講話》。1990年出版的《法國通史簡編》是繼張芝聯主編的《法國通史》后我國史學界的又一重要成果，是一部既有中國特色又能反映最新研究水平的法國通史。該書最具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可以說，這是一部結構新、觀點新和內容新的“三新”之作。

首先，該書前四章敘述法國的由來，法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興衰，再用七章比較詳細地敘述了法國從1789年到1914年的歷史演變，最后，用六章比較全面的敘述了1914年到1988年的歷史。這在結構上打破了把法國歷史分為古代、近代和現代三編的傳統方法，避免了在法國歷史分期問題上的爭議，更具科學性。

巴黎公社革命是法國歷史，尤其是法國無產階級斗爭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的編史方法是將巴黎公社革命列為專章進行敘述，這就將這段歷史游離于法國歷史演變之外，給人突兀之感。沈先生編撰的《法國通史簡編》則將這次革命放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建立時期進行敘述，更妥帖地揭示了巴黎公社革命爆發的原因，并且把它作為法國歷史發展中的有機組成部分，與第三共和國建立之初的各種斗爭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這種編撰方法在中國“還是首次出現”。

其次，該書涉及的內容從法國上古一直到1988年，這在我國，甚至在法國本國都是非常少見的。眾所周知，法國是歷史上階級斗爭非常典型的國家，特別是法國大革命，更是顯示了法國人民的偉大力量。以往出版的歷史著作通常只著眼于階級斗爭這一線索，沒有突出鮮明的階級斗爭的形式和階級斗爭的結果，把豐富多彩的法國歷史簡單化了。而沈先生在此書中不滿足于敘述階級斗爭史，而是多角度、多層次地研究法國歷史，以社會政治史、經濟史為重點，較為全面地展現經濟、政治、軍事、思想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的法國歷史全貌。沈先生還將科技文化思想方面的有關內容安排在相應章節。如果把這些內容單獨抽出來，又能形成比較系統的法國科技簡史、法國藝術簡史、法國思想文化簡史等。這樣安排既有利于揭示法國社會各方面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四十多年來在我國法國史和世界史教學中的空白。從這本書中，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只搞階級斗爭的法國，而是一個更完整意義上的法國。

再次，該書反映了當時國內外法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法國通史簡編》一書提出的有些新觀點改變了我國學者四十多年來一貫沿用的傳統說法，例如對雅各賓派恐怖統治的分階段評說，對熱月政變及熱月黨人統治的評價，對復辟的波旁王朝的看法，對路易•勃朗、蒲魯東、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的評述等。關于拿破侖時期實際上是法國大革命的最后階段的提法也能言之成理，對拿破侖的評價更能體現出作者在這方面的嚴謹態度。他不但介紹了拿破侖“傳說”的興起和發展，而且更批駁了“傳說”對拿破侖形象的扭曲，指出不能以“傳說”作為對拿破侖進行評價的依據。此外，書中還介紹了國內外史學界對拿破侖評價存在的巨大分歧以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拿破侖具體評論的差異，最后在明確肯定拿破侖歷史作用的同時，還一言論定：“拿破侖一生活動無不具有資產階級明顯的兩面性”，“拿破侖代表了一種制度，反映了一個時代。”

最后，將中法關系設立專章進行探討。該書系統地介紹了從13世紀到1988年中法關系的產生、演變和發展過程，把七百多年的中法關系分為開端、演變和新階段三大發展階段來進行敘述。這樣的布局不僅適應了對外開放的新形勢，而且也如實反映出了中法交往源遠流長而又豐富多彩的實際內容，填補了中國史籍中很少涉及的這一空白，“在這一領域具有開拓之功”[7]。這本書在文字表達方面條理清晰、言簡意賅，并在很多地方運用了寓論于史的寫作手法。總的來說，該書的學術性、思想性和科學性極高，對后人了解法國史具有非常大的價值。

沈先生的另一代表作是1941年出版的《法國革命史講話》。該書是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法國大革命史專著，也“把馬迪厄和法國革命史在國外的新成果深入淺出地介紹給我國讀者”[8]。沈先生也因此被后人譽為中國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拓荒者。而且這本書誕生在日軍侵華、民族危在旦夕之際，對當時正在艱苦抗戰的中國青年起到了難以估量的激勵作用。當時，許多愛國青年在讀了這本書后，熱血沸騰，紛紛奔赴前線參加抗日。這也體現了這本書的價值。中國當代著名史學家、法學家端木正教授贊道：“如果我們沒有忘記抗戰時國民黨統治區的學術工作處在多么困難的條件下進行工作，那么法國革命史學所取得的這點成果是大堪告慰的事。

沈先生還對法國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進行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對保爾•拉法格（PaulLafargue）的研究。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學者很少研究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更少注意這一時期的一些重要人物。沈先生對保爾•拉法格的研究具有開拓性。他先后發表了《接觸的革命實踐家和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保爾•拉法格》、《評價拉法格的歷史功績》等文章，“在肯定拉法格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實踐家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的同時，又明確指出了拉法格‘左右搖擺’、‘宗派主義’、‘關門主義’、‘教條主義’習氣和錯誤。”[1]這種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對具體歷史人物的辯證評價，贏得了中國史學界的好評，也為中國的保爾•拉法格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為丁建弘編《世界歷史人物小傳》寫的前言中，沈老還提出不能忽略對反面人物的研究。他說：“在歷史舞臺上，出現了許多正面和反面的歷史人物，他們對社會發展起著加速或者延緩的作用。”[9]因此，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既要重視研究正面人物，同時也不能忽視對反面人物的研究，“如果不研究希特勒等人的具體活動，不僅會使生動豐富的歷史內容一般化、概念化，……而且也不能恰當地闡明歷史事件和歷史發展過程。”[9]在此之前，很少有人去研究反面人物，如果有研究，對其評價基本上都是全盤否定，一棍子打死。這種做法，既顯得過于片面和絕對，也缺乏科學性和歷史性。在20世紀70年代，沈先生能率先大膽地提出要重視對反面人物的研究，不僅體現了一個歷史學家的廣闊的視野，更體現了他過人的膽識。

三、組建了法國史研究機構，培育了眾多人才

在20世紀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國的世界史學科發展緩慢，法國史學科也不例外。為了加快這個學科的發展，沈先生非常重視中國的法國史研究和學科的組織建設。他是我國創建法國史研究機構的帶頭人。“文革”過后，沈先生盡全力發起并籌組杭州大學以及全國的法國史研究機構。1977年5月，沈先生趁著杭州大學校慶舉辦學術討論會之際，特別邀請北京大學、中山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等各校著名的法國史專家、學者，在學術討論之余一起商議在中國籌備組織建立法國史研究會的具體事項，并決定在次年召開籌備會。1978年，沈先生抱病參加了在上海金山召開的中國法國史研究會籌備會議，并與各法國史專家、教授共同商定于1979年在哈爾濱舉行學術年會，同時宣布成立中國法國史研究會。由于沈先生為法國史研究和法國史研究會成立做出的杰出貢獻，他被推選為該研究會的名譽會長。中國法國史研究會的成立，也標志著中國的法國史研究走向一個新的高度。

在籌備中國法國史研究會期間，沈先生于1978年率先在杭州大學創建了法國史研究室，它成為中國第一個專攻法國史的研究機構。研究室成立之后，沈先生到處籌集研究經費，充實圖書資料，并將自己多年積蓄捐出來為研究室添置法文書刊。沈先生認為“一個研究室除了有豐富的圖書資料外，還必須有一支高素質的研究隊伍”[1]。他采取“請進來，走出去”的辦法，讓研究室里的中青年成員全部赴法進修，并積極與法國史學家建立聯系，請法國著名史學家來杭州大學與研究室成員進行座談、進行學術交流，提高他們的專業水平。通過這種方法，杭州大學法國史研究室與法國史學家們建立起了經常的學術交流關系，大大推進了杭州大學法國史研究的學術水平，也促進了我國法國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在沈先生的培育下，杭州大學出現了樓均信、戴成均、沈堅和呂一民等一批優秀的法國史研究學者。時至今日，浙江大學的法國史研究水平在國內外仍然名列前茅。

沈先生不僅在杭州大學培養了一批研究人才，更在長達60年的教育生涯中，以他的敬業精神和言傳身教為中國培育了一大批優秀的歷史教學人才，為中國的教育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暨南大學史地學會會員王駕回憶：“史地學會所有學術活動，他（沈煉之）都準時到達，即使后來擔任文學院院長時也是這樣，他仔細聽取各種不同觀點的發表，有時也談談自己的看法，啟發同學們思考。平時，有些同學碰到問題登門請教，沈先生總是有求必應，加以指導。”①他的學生戴敦復在回憶文章中稱贊沈先生“學識淵博，而為人更是忠厚誠樸、毫無架子，他愛生如子，極孚眾望，深受學生愛戴”[10]。

四、史德史識照后學

沈先生的史學貢獻還包括他史德、史識和求學治學精神方面為后人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沈先生一生專注學術，心無旁騖、淡泊名利，不為研究而研究，更不為名利而研究。沈先生的學生呂一民教授在接受訪談的時候也說：“沈先生總是強調要做學問，必先學做真人。”②正因如此，沈先生德性很高，為人非常謙虛，行事也很低調。杭州大學世界史博士點問題是他高尚史德的高度體現。1984年，教育部準備在國內設立首批世界史博士點，邀請世界史研究領域的一些元老先行推薦候選學校。當時杭州大學世界史研究已經取得不錯成績，具有相當的實力，但沈先生卻謙虛地指出時機還未成熟，認為再過兩年申請比較恰當。雖然這一拖，延誤了杭大（后并入浙江大學）世界史博士點二十余年，但沈先生謙遜的品德應該為世人頌揚和學習。

沈先生的史識也有過人之處。他說：“世界史作為一門高層次的基礎文化學科”，“總是貫穿著某種指導思想和方法論”[11]。他斥責那種“只要史料，不要理論”的錯誤觀點，強調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辯證地看待問題。但他又指出，不能用唯物史觀的一般性原理來代替史學研究所需要的具體方法。他說：“史學理論和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和方法所不能代替的。它應該更切合歷史研究過程的實際和具體要求……馬克思主義也學方法論，并不是一個封閉凝固的體系。”[12]這那個年代，沈先生指出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不是封閉凝固的，而是開放的、發展的。這種史識是非常了不起的。

沈先生還強調歷史研究的經世濟用，希望通過展現豐富多彩的歷史知識，促進人們“樹立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辨清前進的方向，滿懷信心地為迎接未來而奮斗”[13]。在研究法國史過程中，他追求的是“洋為中用”，主張吸收外來優秀文化，并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通過外來優秀文化激勵中國人民，并豐富中國現代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容。因此，他研究的課題，有的是補中國學術的空白，有的是為現實提供借鑒，有的是為了激勵人奮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也正因如此，沈先生主張世界史工作者除了要進行精深的學術研究外，還要進行通俗化研究，做到面向大眾，為廣大青少年提供生動形象又不失科學性的世界史通俗讀物。

沈先生孜孜不倦的求學精神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也為后學樹立了榜樣。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保持著一顆執著的求學之心。在他留法歸來的那些年，政治黑暗、民生凋敝、社會動蕩，他滿腔抱負卻得不到施展，甚至連工作都很不穩定。在這樣的情況下，沈先生依然沒有放棄對學術的執著追求。據沈先生的女兒沈樂樂回憶：“大姐、二姐說，每天她們起床時，父親早已坐在書桌前讀書了……總之，那個戰火紛飛的日子，父母攜著姐哥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可是盡管如此，父親仍堅持做學問，寫文章。”[14]這種求學精神在他晚年也還一直保持著。在治學方面，沈先生也一直嚴謹有加。在當前這個浮躁和功利的社會，沈先生的這種品質，對于一個史學工作者、一個學人來說是彌足珍貴的。

2012年是沈煉之逝世20周年。沈先生的身影已經隱入了歷史的長河，但他創造的財富卻永久地保留了下來。我國著名史家王養沖教授吊唁沈先生時用了“史學前輩、著譯等身，品高學粹、風范長存”[4]7616個字。我認為，這16個字是對沈先生一生所做貢獻的最好概括，也是晚輩后學表達敬意和哀思的最佳方式。

本文作者：鄭春生 周佳靚 單位：溫州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