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亦如此，如法國歷史哲學家雷蒙•阿隆寫過一部《想象的馬克思主義》，論說薩特的馬克思研究，認為薩特是用存在主義解讀馬克思，這并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是想象的馬克思主義。如果我們今天研究薩特的思想（如薩特的馬克思觀），不讀薩特本人的著作，而只讀雷蒙•阿隆的《想象的馬克思主義》，那么這就是使用二手史料。但如果我們是研究雷蒙•阿隆的思想，那么他的這部著作，就是我們研究的第一手史料。當然，如果要進一步推敲，也只有雷蒙•阿隆的法文原著才能算一手史料，因為語文的轉譯，也會產生一定的誤解錯譯。總之，史料的一手、二手，都針對我們特定的研究對象而言，也隨著我們研究對象的轉變而轉變。離開了研究對象而指稱某史料是一手或二手，是沒有意義的。

回到上文提到的“特洛伊題”。A 選項的格羅特是一位嚴謹的史學家，也是“一個很有威望和十分值得信任的證人”（恩格斯語），他的《希臘史》以材料豐富、考證精審而受到學界贊譽。《荷馬史詩》中保存了特拉伊戰爭的一手史料（見下文），如果格羅特的《希臘史》采用《荷馬史詩》來寫特拉伊戰爭，而我們不是從《荷馬史詩》而是從格羅特的著作去錄用有關的史料，那么，這只是使用了二手史料。格羅特和他的《希臘史》在當年就有很好聲譽，許多學術著述都會引用其中的資料和研究成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就引用了這部書的一些資料和結論。但是，這樣的引用，仍只能說是利用了二手資料。當然，如果我們要研究 19 世紀的英國史學（格羅特是 19 世紀英國史學家），研究格羅特本人的史學思想、史學方法，那么這部《希臘史》就是一手史料了。

第一手史料當依據史料的留存狀況來判定

按照上文的邏輯，如果我們研究司馬遷的史學思想，《史記》自然是第一手史料；如果我們借助《史記》來研究西漢歷史，那么，它只是第二手史料。但是，為什么習慣上我們常說《史記》是研究西漢的第一手史料呢？這與上文的邏輯是否相悖呢？其實這里有一個語境的問題，而語境的背后，乃是史料的留存問題。

《史記》是司馬遷的名著，作為一部史學著作，它運用了大量當時所能看到的原始史料。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擔任太史令一職，自然可以閱讀、利用宮廷保存的這許多原始史料。呂思勉先生有一篇考證性的文章，題為《本紀世家皆史記前已有》，認為在《史記》之前，已經有本紀、世家這種體裁的歷史資料，《史記》的編撰，大量錄用了這些原有的史料。后人評說《史記》，會說它有很多重復，說司馬遷的敘事常常詳略不均；同樣記事，有時是以人為主，有時以事為主。其實，這主要因為前代留存的史料本是如此，“如其說是好的，史公不應盡冒其功；如其說是壞的，史公不能盡尸其咎”。我們在諸如《史籍舉要》（柴德賡著）、《中國古代史籍舉要》（張舜徽著）一類書中，都能看到對《史記》史料來源的詳盡分析。可見司馬遷《史記》所用的材料，原先都有原始的一手史料。但是到后來，《史記》所本的一手史料全都亡佚而不可見了，于是便說《史記》是我們研究漢代歷史的第一手資料。

其實，非但《史記》有這種情況，“二十四史”的大部分，都是這種情況。如成書于后晉的《舊唐書》，治唐史者，無不稱其為第一手史料。但是，據史學家趙翼考證，《舊唐書》的史料，尤其是它的前半部大都取自當年的《實錄》和《國史》。唐朝的《國史》是以《實錄》為原始資料加以編撰的，而《實錄》則是朝廷史官（起居令史）實錄的帝王言行。所以，如果我們研究唐代歷史，與其說《舊唐書》《國史》是第一手史料，倒不如說這些《實錄》是第一手史料。無奈唐朝的《實錄》，除了韓愈所撰《順治實錄》還在，其他早都亡佚了；《國史》僅韋述所撰的部分，撰《舊唐書》的劉 還能看到，其他的也都散失了。唐之《實錄》《國史》已亡佚而不可見，而保存了《實錄》《國史》之原始史料的《舊唐書》，則成為我們今天研究唐代歷史的第一手史料。然而，以同樣的邏輯來推論《清史稿》卻不一定恰當。《清史稿》的史料自然也極豐富，有清一代國史館的國史底本、各朝實錄、圣訓、方略、會典、方志，以及《清史列傳》《耆獻類征》《碑傳集》等各種文集，都是撰史者的原始史料。由于年代較近，《清史稿》的原始史料大多數至今還保存完好，這就使得今日的文獻整理研究者可以依據上述材料與《清史稿》做互相校勘。明白了《清史稿》與其原始史料的關系，以及這些原始史料的保存情況，我們自然就不會徑直地稱它為第一手史料。所以，史學家柴德賡在《史籍舉要》中論說《清史稿》的史料來源時說：“《清史稿》在其中最概括簡略，是轉手多次以后的資料。”這也就說明，史料的一手、二手，還當依據史料的留存狀況來區分。

第一手史料與史著中引錄一手史料不能視為等同

特洛伊題”中的格羅特《希臘史》之所以會被許多同學錯誤選中，可能與第一手史料與引用史學著作中第一手史料的混同有關。如上所述，除了研究史學家的史學思想、史學方法之類的學術史研究，通常我們不把史學著作稱之為第一手史料，盡管它里面引用了很多一手史料。

我們知道，史料一經史學家的引錄利用，就有可能損傷了它部分的原意，而融入了引錄利用者的主觀意圖。史書的編撰過程，也就是史學家選取史料，將它們編入自己的敘事結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史學家固然要分析史料的原始含義，同時也要考慮史料與自己的論證邏輯、詮釋理論，以及敘事主題的契合關系。這一過程的每一環節，都會摻入歷史學家的意圖、目的、思想等主觀性因素。當然，在史學家的背后，還有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時代等因素。

卡爾的《歷史是什么？》一書中有“斯特雷澤曼的遺產”案例，可用來說明原始的檔案，經過一系列選擇、編排的過程，是如何融入了編寫者、選編者，乃至時代、社會的主觀因素。魏瑪共和國外交部長斯特雷澤曼在 1929 年去世，他身后留下了整整三百箱官方、半官方以及私人的文件。三年之后，他的秘書伯恩哈特從這三百箱的檔案文件中，精選成三卷本的《斯特雷澤曼遺產》（下文簡稱《遺產》）交出版社出版。這三卷本的《遺產》濃縮了斯特雷澤曼生前最重要、且最值得贊揚的外交活動，而他生前竭盡全力進行的對東方的外交活動，因在當時沒有產生特別效果，而被伯恩哈特刪去。到 1935 年后，一位英國出版商又出版了《遺產》的節譯本。這本由薩頓選編的節譯本，只保留了《遺產》的 1/3 篇幅，而省略的 2/3，選編者認為它們對英國讀者來說意義不大，或者是他們不會有興趣的東西。于是，原先在《遺產》中已經表現不多的東方外交活動，在節譯本更被放置于次要地位：蘇聯在薩頓的選本中只是作為一個偶爾出現且不受歡迎的、闖入斯特雷澤曼大占優勢的西方外交政策的不速之客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