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帕瓦(EileenEdnaPower)的著作《中世紀的人們》成書較早，是社會史寫作的先驅之一，其所反映的社會史研究更多體現為對傳統政治思想史模式的叛逆，也就是“把人物重新帶回到歷史敘述之中”，而這也恰是帕瓦的寫作重心。譯完艾琳•帕瓦的《中世紀的人們》，筆者感慨良多。作者從社會史的角度，通過對6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生活資料的復原，為我們呈現出中世紀歷史的諸多斷面，新鮮而有趣味。作為一本近百年前完稿并經歷多次再版的歷史著作，帕瓦的研究方法和她的學術成果，對我們今天的史學研究仍然有著許多裨益。

艾琳•帕瓦生于1889年11月9日。她一生中先后任教于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和倫敦政治與經濟學院。在1940年8月，她在德國對英國侵略的高潮中，因心臟病突發而逝世。值得一提的是，她曾經獲得卡恩旅游基金(KahnTravellingFellowship)的資助，來過中國。《中世紀的人們》是她的早年代表作，于1924年在英國出版第一版，之后幾經作者本人和同事的修訂。其與過去版本主要不同點在于增加了第一章“先驅者”，其中體現了帕瓦所具有的敏銳的歷史觸覺。

本書所采取的社會史研究視角，我們可以在作者的前言和她對史學理念的闡述中體會到。19世紀，是西方史學史里的“宏大敘事”主導的時代。眾多的歷史學工作者試圖從過去發生的大事變、大場景中，找到指導人類未來發展的、不變的規律。于是，政治史作為人類實踐活動高度集中的體現，受到當時歷史學家的大量關注。

艾琳•帕瓦的史學觀點，在其著作前言中已經得到充分體現。她認為，如果秉承傳統的政治史的方法去研究社會的歷史，那么，所研究出來的那種高度概括的社會史是毫無意義的。社會史吸引人的關鍵，在于把人物放在敘事的中心，也就是她所說的“社會史適宜于一種可以被稱為是個人取向的方法。”①她把卡萊爾的觀念推崇為“荒野中的呼喚”②，在我們后人看來，她的這部《中世紀的人們》之所以被譯成數國語言，其中包括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并在中世紀社會研究領域發揮了綿長影響力，就是應這聲呼喚而去，在荒野中披荊斬棘開出了一條新路。站在史學史回顧的角度看，艾琳的作品雖然篇幅上并非煌煌巨著，但是它描述的中世紀的宗教、家庭、商務、農村乃至知識分子階層的生活，特別是人物形象，是如此之典型、生動與豐滿，顯示了社會史研究最本質的特色和力量。艾琳的這本著作，顯示了一個歷史學家從新的社會研究視角出發，將所有繁雜材料去粗取精相互印證后，細心演繹巧妙裁剪的研究技巧。顯然，這對于該書問世50年之后演繹得如火如荼的社會史研究，有著相當的實踐意義。而衡之中國的歐洲中世紀史研究現狀，艾琳的研究路徑與她提供的研究結果，至今可以高標它的示范與閱讀價值。

在這本書中，艾琳•帕瓦描述了三個不同的、生活在羅馬時代與中世紀之交(4—6世紀)的人物。從公元4世紀的奧索紐斯開始，到生活在5世紀的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里斯，到6世紀的福圖納圖斯和圖爾的格里高利，他們都是羅馬帝國及法蘭克王國知識分子中的佼佼者。基于艾琳所收集的由這些人物本人留下的相關書信、散文和詩歌等第一手史料，她復原出羅馬時代末期知識分子的生活場景。

讓我們略感吃驚的是，在羅馬時代末期，這些高層知識分子或者是權貴階層，過的一直是田園詩般的輕松愉快生活，這主要反映在他們閑適的士大夫情趣和對世代地位的孜孜滿足。這種生活在羅馬帝國逐漸走向滅亡的整整三個世紀中，居然沒有大的改變。艾琳•帕瓦特別仔細地描述了他們居住的摩索爾河兩岸居住環境，甚至在野蠻人入侵之后，上層知識分子階層連大宅設施與格局也未曾有大的變化。艾琳•帕瓦寫道:“當你初看到福圖納圖斯的世界的時候，也許你還會覺得6世紀的世界還是4世紀西多尼烏斯與他的朋友們一起玩警句格言和網球的世界，”③然而從傳統的政治史角度看，當這幾個人物所代表的精英階層在大宅中日夜笙歌的時候，整個羅馬帝國正在不斷地被蠻族侵蝕，陷入深重的分崩離析之危機中。在艾琳的筆下，個人生活的幸福與國家災難的深重，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第一章里，艾琳•帕瓦冷靜地向我們描述了這個偉大帝國在4到6世紀漫長的瀕死過程中一個區域世界的社會面貌，在國家危難的時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忍受著民不聊生的痛苦，而當改朝換代之后，也都不盡物是人非。盡管蠻族替代羅馬人成為了統治者，但是鄉村大宅里日夜笙歌，享受著豐盛的午餐和網球聚會;大學中的小小教授作他們的講座，寫他們的書;游戲變得越來越有人氣，而劇院總是人滿為患。

為什么會產生這種狀況?艾琳•帕瓦認為，羅馬帝國末期到中世紀初，這種精英階層的麻木、表面上的“不變”，所掩蓋的是羅馬古典文明內在精神的死亡。艾琳探討了羅馬文明滅亡的幾種致命原因，從中總結道，羅馬帝國公民缺乏文化的自省，“他們相信羅馬(他們那個年代的文明)并不是一個有起始和終結的歷史事實，而是像他們呼吸的空氣、腳踩的大地一樣的自然存在的事物”。①由此才產生了像奧索紐斯那樣，對蠻族入侵不聞不問;還有西多尼烏斯那樣，羅馬眼看就要滅亡了，卻還在想著兒子當執政官的事情。在艾琳看來，整個知識階層在文化上鼠目寸光的態度，是羅馬文明滅亡的主因。

艾琳強調的“內在精神”似乎有點玄乎，但是，這種“內在精神”的差異，事實上恰是整個中世紀系統與古典文化系統之間的根本區別。艾琳著作反映出的政治史與社會史之間某種分分合合的關系，體現了社會史這一研究視野對于把握歷史全貌的獨特作用。

那么，艾琳•帕瓦試圖通過從羅馬滅亡到中世紀開始這個大時段轉變案例的研究，告訴我們些什么?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她這第一章成型的背景。在1966年版本的前言中提到，“先驅者”這一章成文于慕尼黑陰謀前后。當時歐洲大陸風起云涌，希特勒咄咄逼人。而英國首相張伯倫卻死守綏靖政策，希望通過犧牲小國利益滿足希特勒野心來達到躲避戰爭災難的目的。二戰史學家認為英法當時的做法實屬姑息養奸。20世紀30年代的歐洲與羅馬帝國崩潰的公元4—6世紀有何相似之處?艾琳•帕瓦在本章中把這兩種情況作了一個類比。在“總結”部分，她寫道:“到何時，帝國內部的蠻族化成為了一種消耗性的痼疾了呢?從第一個骨瘦如柴的日耳曼人加入軍團開始，到意大利的蠻族大王隨意地擁立或是廢黜皇帝，這條鎖鏈環環相扣。但是，是哪個特定的沖擊特別致命呢?是270年從達西亞行省撤退，使得蠻族的影響擴展到歐洲東部，認為給他們羅馬尼亞他們就會滿足，而不再騷擾西方?還是帝國在382年讓哥特人作為“盟友”在境內定居，從而開始了羅馬帝國和日耳曼人之間的妥協?按照伯利(JohnBagnellBury，1861—1927)的說法，正是這種妥協掩蓋了他們從自治到統治本民族之外的人，他們的國家從帝國境內的結盟國慢慢轉變成獨立國家的變化。這種綏靖政策是致命錯誤嗎?是不是從不列顛，我們所不知曉的人們那里撤退軍團造成了這個結果?或者是當汪達爾人在428年占領了西班牙和非洲，他們的艦隊切斷了羅馬的谷物供應，打斷了這個古老的地中海文明的脊梁?不止一次，在歐洲歷史上，當非洲和西班牙落入敵手時，我們的文明也面臨毀滅。”“我們現在站在后世的高點，所以能夠看清整個事件組織起來的固定形式。因此我們站在時間的走廊里，向這些死去的人呼喊，試圖警告他們在一切都已太晚之前準備好，但是沒有回音。但是他們沒有認識到每一次的妥協、每一次失敗，就是把他們拖入深淵的鎖鏈中的一環。”①顯然，這種深刻的類比，表現了她是在擔心西方那輝煌的物質文明的表象，掩蓋了法西斯主義這個“新蠻族”正在進行的侵略。艾琳•帕瓦憂心忡忡，徹夜不眠，她把這篇文章印成了小冊子，先給朋友們傳閱。可惜尚未能發表，二戰便已開始。而她本人也在德國侵略英法高潮時段的1940年，溘然長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