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談學靈 陳彬 單位：成都學院 （成都大學） 醫護學院

法律法規、政策性干預優化了實施艾滋病健康教育的社會環境

UNAIDS倡導各國應結合本國艾滋病疫情特點采取綜合性預防措施，其中就包括了法律、制度性干預，這樣預防工作才具有可持續性與廣泛性［5］。同樣，艾滋病健康教育也離不開相應的法律、法規及政策支持。《傳染病防治法》及《艾滋病防治條例》都明確規定應加強宣傳教育，這為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國預防與控制艾滋病中長期規劃（1998-2010年）》、《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2006-2010年）》、《全國艾滋病防治宣傳教育工作指導方案（2004-2008年）》等政策性文件中都強調廣泛開展宣傳教育是預防控制艾滋病的首要環節，并明確提出了宣傳教育的策略、措施和目標。這些法律法規及政策性文件的出臺在很大程度上優化了社會大環境，為健康教育工作的廣泛、深入與持續開展奠定了制度基礎。

艾滋病健康教育的覆蓋程度

據《2005年中國艾滋病疫情與防治工作進展》報告，截至2005年年底，衛生部、中宣部等部門組織開展了職工紅絲帶、“面對面”、青春紅絲帶等宣傳教育活動；宣傳海報進村入校活動覆蓋了全國74萬個村、5萬個居委會、2100所大學及9萬所中學；司法部組織5萬名勞教警察、24萬勞教人員進行知識競賽活動；國艾辦、中宣部等多部委聯合啟動全國農民工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工程；累計發放宣傳材料1.2億份，接受培訓及“面對面”宣傳教育人數達3490萬人［6］。但相對于中國13億多總人口、7億多農村人口來說，健康教育的覆蓋程度還遠遠不夠。

健康教育對象已由高危人群擴展至一般人群并以青少年為主

我國艾滋病疫情現正從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因此健康教育對象不僅要包括同性戀者、靜脈吸毒者、性工作者等高危人群以及青少年、婦女、難民、流動人口等重點人群，還應該包括普通人群。回顧文獻發現，目前我國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對象幾乎涉及了各行各業的各類人群，包括了高危、重點及農村與城市社區的一般人群，其中青少年是目前艾滋病健康教育研究涉及最多的人群。青少年在具有性需求的同時性健康知識嚴重不足；在性行為能力開始形成的同時對婚前、婚外性行為態度較開放，存在無保護性行為。因此青少年是艾滋病感染的重點人群。另外，截至2007年底，全球艾滋病感染者中50%以上為15～24歲的青少年，我國HIV感染者中青少年占80%［7］。由此可見，青少年又是艾滋病的主要受害人群。因此做好青少年艾滋病健康教育不僅是過去宣教工作的重點，而且也是未來應常抓不懈的重心。

健康教育內容以艾滋病病原學、傳播途徑、預防措施等知識為重點

2004年，衛生部制訂了《預防控制艾滋病宣傳教育知識要點》，并指出可作為大眾媒體和健康教育工作者制作防治傳播材料的依據。該《知識要點》包括艾滋病是可以預防的、傳播途徑、反歧視等十點［8］。另外，有調查發現，預防措施、傳播途徑和病理知識是我國城鄉居民最想獲取的艾滋病知識［9］。綜合文獻發現，目前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內容基本涵蓋了上述十大要點，傳播途徑、預防措施及病原學知識也幾乎在每項健康教育中都得以宣傳；但反艾滋病歧視、防治政策、性倫理道德與生殖健康知識、無償獻血、感染艾滋病病毒孕產婦的母嬰阻斷措施等內容僅在少數項目中得到宣傳。UNAIDS指出一般人群對艾滋病感染者存在高度污名化與嚴重歧視［3］，并認為禁止歧視的法律改革等制度性干預是綜合防治的需要［5］。我國衛生部長陳竺也提出反歧視是做好防治工作的思想和道德基礎，相關的宣傳教育非常重要。因此在未來健康教育中應加強反歧視的宣傳力度，反對助長污名化的社會評判與恐懼。此外，基于潔身自愛、遵守性道德、艾滋病病毒感染孕產婦的母嬰阻斷措施、防治政策宣傳等在防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繼續重視宣教艾滋病病原學、傳播途徑等知識的基礎上加強這些內容的教育力度是未來健康教育應努力的方向。

知-信-行理論是我國艾滋病健康教育的主要指導理論

健康教育項目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將有關理論應于實踐以及如何應用［10］。目前我國大多數機構與項目進行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均以知-信-行理論作為指導理論。但該理論在實際的健康教育工作中難以指導對教育對象的行為及影響因素進行深入分析，因此該理論的作用比較有限［10］。國外艾滋病健康教育廣泛采用的則是健康信念模式、理性行為理論和計劃行為理論、緊張與應對互動模式等多種理論［10］。因此，以后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可借鑒國外應用這些理論的成功經驗，并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選擇或綜合應用多種理論于實踐中，以提高教育效果。

健康教育的持續時間差異較大

目前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動的持續時間差異較大，有長達數年的項目，也有短至2學時的健教活動，平均約4個月左右［11，12］。分析文獻發現，多數研究因為涉及的教育對象、地域等較廣泛從而導致整個項目的周期較長，但鮮有針對同一人群在一定時間內反復進行健康教育的報道。由于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前期獲得的艾滋病相關知識會發生遺忘，因此可能影響遠期效果。白廣義等在農村居民中進行了專題講座、發放宣傳冊及一般宣傳三種教育形式的遠期效果評價（遠期定義為3個月），結果發現各種形式的遠期效果均較差［13］。著名的艾賓浩斯遺忘曲線認為：遺忘的進程是不均衡的，具有先快后慢的特點。陳瀟瀟等人在流動人口中進行的艾滋病健康教育知識遺忘的研究結果也證實了這一特點［14］。因此，艾滋病健康教育不能只集中在一段時間，需經常反復進行，最好根據遺忘先快后慢的規律在知識剛要遺忘但還沒有遺忘的時候進行強化鞏固［13，14］。

健康教育的形式具有多樣性且效果均較好

從傳播學角度來講，傳播可分為自我、人際、群體、大眾、組織傳播［10］。綜合分析文獻發現，目前在我國艾滋病健康教育中廣泛采用的是前四種形式。自我傳播，如向對象發放宣傳小冊子、小折頁、宣傳單頁等；人際傳播，如健康咨詢、個體健康教育、同伴教育等；群體傳播，如專題講座、選修健康教育課、小組討論、主題班會等；大眾傳播，如播放與艾滋病有關的宣傳片與電影及公益廣告、廣播、出版衛生期刊、張貼宣傳畫等。除此之外，社會營銷模式、小手牽大手模式等形式也應用于艾滋病健康教育中［15，16］。針對農村地區的健康教育，米光明等人提出了以“全國億萬農民健康促進行動”為平臺，采用“自上而下”的社會動員和“自下而上”的社區參與相結合的綜合干預形式［17］。回顧文獻發現，每一種教育形式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各種形式效果的優劣，各研究結果并不一致。顧沈兵等進行了自我、人際、群體、組織及大眾傳播五種教育形式的比較研究，結果發現在提高防治知識方面，最有效的是群體傳播；在服務行業中人際傳播最有效，而組織傳播在企業、集貿市場等行業中的效果最好；群體傳播在文盲或半文盲群體中的效果最好，而文化程度較高的人群中以大眾傳播效果為最佳［18］。陳瀟瀟等的研究發現，將發放小冊子自學、專題講座與現場咨詢答疑兩種形式結合實施的效果最好［14］。張勁松等的研究發現，同伴教育在態度轉變方面的作用最大；而專業教育在重難點知識方面的效果明顯優于同伴教育及大眾傳播［19］。徐緩等的研究發現，接受多途徑宣教者的知識知曉率明顯大于未接受者、知識誤解率少于未接受者，而且知曉率隨宣教方式累計接受數的增加而上升［20］。以上研究結果提示艾滋病健康教育應根據對象的不同特點、行業、興趣、教育內容等合理地選擇適宜的教育形式，并盡可能綜合運用多種形式以達到良好的教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