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孫東升 王慧仙 單位：浙江東方職業技術學院

改革開放以來，溫州經濟發展迅猛，年均增長14.8%，比全國、全省的平均水平分別高出5個和1.7個百分點。2008年溫州市GDP2424.29億元，比上年增長8.5%;財政總收入339.78億元，居全省第三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172元，增長9.0%。溫州近十年的經濟保持良好的勢頭，一直持續增長，漲幅平均在12%左右，保持在全省第三位，遠高于浙江其他八個地級市。但同時也可看出，2008年和2009年增長比例僅是8.2%和8.5%，人均GDP出現了明顯的下滑。原因之一是受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溫州在近三年中與杭州寧波兩大城市差距在逐漸拉大，而與臺州嘉興等城市差距在縮小。溫州傳統產業，如鞋革、打火機、低壓電器等產業面臨轉型升級的挑戰。2008年溫州第二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6.2%，增幅同比回落7.8個百分點，居全省末位，有些具有溫州特色的行業甚至出現了負增長。簡言之，溫州經濟具有較強的實力，但存在著優勢弱化的情況，急需開拓新路子，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

一、溫州高等教育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高等教育發展略滯后于經濟發展。

根據2009年浙江省統計年鑒，2008年溫州GDP占全省11.2%，高校畢業生數只占全省畢業生總數的7%，相差4.2個百分點，溫州的經濟一直穩居全省第三，但高等教育卻明顯落后于其他市。最近幾年溫州高校不斷擴招，努力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這說明溫州高等教育取得了進展，但由于溫州教育發展起步較晚，高等院校檔次低，數量少，碩博士研究生招生數少，無法與其經濟實力相媲美。由總體上看，溫州的高等教育是滯后于經濟的發展。

(二)高校管理行政化嚴重。

1.高校行政化分析。高校行政化首先的表現是校長多，國內高校的副校長，一般5～8名。發達國家的高校一般就一個校長，很大的大學有副校長，但不多;其次的表現是行政人員多。國外大學的教職員工結構有很大的差異。在日本、比利時、意大利、法國和芬蘭等國家，教師的絕對比例較高，美國非教學人員比例卻不低。國外高校經驗的啟示是，關鍵的問題在于非教學人員的“工作指向”:這些工作是在促進和協助教學，還是與此無關，甚或是阻礙了教學的進展。高校里存在著大量的無關于甚至不利于教學和科研健康發展的“行政工作”。這種“行政主導”的治校理念，有關教學等方面的所有重要標準和原則幾乎都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達”的。這種統一性的管理方式表面上帶來了“規范化”，但在實踐中嚴重忽視了各個學校，各個學科專業之間的特殊性。2010年，浙江省教育工作會議提出了未來十年的發展目標，到2020年浙江省高等教育要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這說明目前浙江省的高等教育還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溫州高等教育的發展，如果要率先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就必須在行政化改革方面入手。目前溫州九所高校，無論公辦還是民辦，都存在著管理行政化的嚴重傾向。

2.高校行政化產生的弊端。

(1)人身依附現象嚴重。高校的行政化管理，使得人身依附現象嚴重。重權勢、輕學術的現象在高校里普遍存在。有權力和人脈的人沒有精力去做教學工作，而有人脈關系的人卻能在系部、教研室獲取一職位。校長、副校長不是經過大學共同體自發產生的，而是經過自上而下的權力運作出現的。教授應該是大學的主體，卻成為完全被動的被管理者，這與現代大學精神，所謂的教授治校、教授通過選擇學校的管理者來治校是背道而馳的。

(2)抹殺了大學教授的主體性和大學本身的主體性。行政化管理的高校，成了一級行政機構。大學本來是知識共同體、思想共同體、學術共同體，是學術公民安居樂業的居所。高校行政化損害了大學的主體性，造成了中國大學及其教授們基于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學術創發能力的萎縮。教授們說話空間的大小與學校的行政級別成正比，課題確定又要投其所好，所以創發能力和熱情蒼白化。現代社會的支柱有三:精神信仰(在西方表現為教堂)、公民社會(強調公民自律的精神)、大學。在非宗教國家，大學實際是精神堡壘，它彰顯著與世俗權力相對應的精神威力。一旦把它納入行政體制，精神的力量無從談起。

(3)高等專業結構與社會產業結構不適應。高等學校是生產人力資源的重要源泉，學科專業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著動態的適應關系。由于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是復雜多變的，而高等教育學科的設置存在相對穩定性，因此，教育學科專業不可能滿足所有的社會職業需求和變化。問題的關鍵是，在認識到它們之間沒有絕對平衡的前提下，應注意兩者之間是否尋求動態的平衡。當前溫州區域經濟正處于重要的轉型時期。該地區主要是傳統輕工業為主，如打火機、鞋子、制筆、服裝、汽摩配等。企業主要是依賴于原材料、土地、廉價的勞動力而生存和發展。當前，溫州企業除了面臨“民工荒”外，更面臨嚴峻的“高技人才荒”。為了推進溫州產業轉型升級，促進溫州經濟轉型發展，溫州市開始新興三大產業:生物醫藥產業，節能環保產業以及新材料產業。面對溫州獨特的經濟模式，溫州高校也曾做出了一些改革，特別是職業技術學院，學生可以獨立設計鞋樣，與當地經濟融合程度較好。但溫州高校的專業設置改革和創新卻仍未有顯著變化，高校無法及時向社會輸送高技能人才。政府推出的三大新興產業的人才只能主要通過引進外來人才來實現。高校專業結構滯后的主要原因，是高校行政化管理層只顧眼前利益和個人的權勢范圍，沒有從高校承擔社會責任的角度去考慮高校的發展。

二、溫州市經濟發展和高等教育關系的計量分析

(一)指標選取。

本文使用SPSS18.0統計軟件，分別對2001～2010年的溫州市人均GDP、高校在校生數、高校專任教師數、教育經費支出作Pearson相關性分析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數據都來源于浙江省統計局歷年出版的《溫州統計年鑒》。

(二)Pearson相關性分析。

計算人均GDP與高校在校生數、高校專任教師數、教育經費支出以考察高等教育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用溫州市2001～2010年10年間的數據計算。表3顯示了4個變量，其中人均GDP是自變量，其他3個為因變量。表中數據說明，人均GDP和在校生數、專任教師數、教育經費支出的相關性十分顯著，均在0.97以上，遠遠超過0.01。顯著水平(Sig.)都為0.000，表明達到了統計意義，意為它們之間不相關的概率幾乎為零。結果可知，溫州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兩者之間明顯呈正相關。從它們的相關性系數來看，GDP和教育經費支出的相關系數最高，為0.982。這說明溫州經濟發展和教育經費的投入和支出關系最密切。人均GDP與在校生數的相關性最低(r=0.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