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景琛妍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體育學院

“體育”一詞是舶來品，直接用自日本體育一詞的翻譯。傳統的中國文化中，對于“體育”沒有嚴格的意義界定，多指軍事體能訓練，或是一些需要身體運動的活動項目，也可稱之為“武”。縱觀中國古代歷史，自秦漢以后，“武”在中國主流文化圈內，特別是士大夫階層一直難登大雅之堂，長期處在較為尷尬的境地，尤其是發展到明清以后，審美標準中出現的對于“病態美”的偏執，更是將身體健康與“美”相對立。這一觀念嚴重影響了國人對于身體鍛煉的追求，也是造成近代以來國人體弱的根源之一。本文擬通過回溯“武”在社會變遷中的地位演進，從而探析中國“重文輕武”現象的社會文化成因。

1社會早期——重視武學

在原始社會，由于生產力水平極端低下，人們對于工具的開發水平較低，主要依靠強健的體魄，通過與自然之力的搏斗，獲取食物，維持生存。對于身體素質尤為看重，發展體力的活動，例如奔跑、投擲活動，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在教育中，在當時都受到普遍重視，體育也享有較高的地位，受到統治階層額的青睞，甚至早期的一些帝王都可以稱得上是體育能手。五帝時期的軒轅黃帝，身高體壯、勇猛善戰，通過武力打敗了以勇武著稱的蚩尤,后又經板泉之戰戰勝了炎帝，統一了華夏，被視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史書中也有“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1]的記載,而周武王姬發也是親自率領將士東征西討,通過武力推翻了沒落腐朽的商王朝。這一時期，“體育”因其發展體力、強健體魄的實用價值受到重視。

2禮樂文明——文武并舉

周朝建立后，周公制定禮樂制度教化國人，并將射禮發展成為權利操作的新工具[2]。射禮起源于原始狩獵中的射禽活動,在西周時期演變為周天子威懾諸侯、維護中央集權的手段[3]。根據西周金文，其射禮包括軍事性的射術訓練、宗教性的射牲儀式以及娛樂性的集體游藝活動,其中與飲宴、樂舞相結合的娛樂性射禮的發展，在東周時發表展為更加復雜規范的鄉射、大射、燕射、賓射諸禮[4]。至春秋時期，射禮經儒家的闡釋,成為檢驗人們道德修養的準則,并一直延續至清代[3]。射由最初的生存技能，發展為禮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最初的單純身體活動性質，演變為承載一定社會教化功能，是有其深刻的社會現實意義的。“國之大事,唯祀與戎”[5]，在冷兵器時代，軍人的體力與軍事技藝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也是保證國家政權穩固的決定性因素，體力的發展因其實用價值而不敢被輕視，士人們不僅要求具備良好的道德禮儀，還要在國家需要時拿起武器保家衛國，比如魯國就有“吾國之士,皆武士也[5]”的說法，可見當時的士人都是善武的。因此，周朝的教育最終形成了以禮為中心,以射御為主要內容、堪稱當時世界先進水平的“六德”、“六行”、“六藝”的教學體系，教學內容既講究禮節,又具有體育行為。

3社會分工——文武殊途

到戰國時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趨于細化，對人才的需要也更加專門化,士人有了文士與武士之分。文士著書立說，通過四處講學、游說諸國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如孟軻、荀況、蘇秦、張儀便是以其著書立說及口舌之功著于四方；而武士則通過拓展疆土或抵御侵略來為國效力，如廉頗、白起則是以其武力技藝和英勇善戰名揚天下。這種人才的專門化要求使得春秋時期的“完人”教育難以延續，舉國之士“皆武士”的狀態亦不復存在。文士將大量時間花費在讀書和思考上，體育活動的時間少之又少，體力較之于前也大幅下滑,以至于在士人間作為禮節的禮射在文士中推行出現了困難,從而演變成了另一項更符合文士身體特點的“投壺”游戲代替禮射來表達禮節；而武士也更加專注于武藝操練和兵法練習，讀的書也不如以前全面，基本限定在兵法典籍之類。社會的分工導致了通才教育轉化為專才教育，人才的專門化導致了文士專文、武士專武的局面，文武在此時期開始走向分化。

4集權統治——重文抑武的開端

及至秦始皇統一中國，為維護王朝穩定，他提出書同文、量同距、車同轍；為了統一思想實行“焚書坑儒”；為防止人民對政府構成威脅，始皇帝“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6]，民間習武甚至會治罪。這些舉措極大的摧殘了我國古代體育思想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然而，真正的“重文輕武”則始于西漢。漢高祖劉邦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國家，政局確立后，他就將注意力轉移到維持國家穩定上，因而打天下時崇尚的尚武之風、游俠之氣就必須予以削弱；到漢武帝時期，他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國家設立太學以研究儒學,并且以“五經”作為選拔人才的依據，以德為最高精神追求,用“禮教”約束世人行為，弱化人的競技、反抗意識。自此中國學風大變,讀書成為普通人進入上層社會的唯一途徑,而民間的“習武”活動則變得一蹶不振。對于養生，古人雖然追求長壽，但是主流文化更傾向于靜心養德，忽視了體育對于健康的意義。漢朝以德立國，崇尚倫理道德，以孝為先，甚至以德養生，體育擁有的健身功能又被道德教化所占領。既無強兵、強國的社會需要又被淡化了養生的功能，使得體育除了“斗狗、走雞”的娛樂功能之外，似乎沒有了存在的價值。到了魏晉時期由于特定的歷史、政治狀況，中國的體育文化更是以清淡、玄學、養生為基本特點，完全喪失了崇尚競技、勇力的剛強之氣，雖然此后的南北朝時期由于北方少數民族執政及唐朝寬松的文化政策曾使武的地位略有一些提高,但重文始終是社會的主流，國民性格也趨于弱化，故而形成了中國特有的以養生為核心的柔性體育。

5宋明理學——“武”學的淪陷

歷史更替至宋朝，其統治者吸取唐朝滅亡的教訓，進一步鞏固強化“儒學”的地位，對于武官則制定了嚴苛的制約制度，并刻意壓制武官在國家中的地位。社會的統治思想——宋明理學，也稱程朱理學，亦應時事之需求，對孔子思想進行改造，吸取佛、道兩教的思想，提出“理”是宇宙的本原，主張通過“持敬”和“格物”達到“致知”、“窮理”，進而要求世人恪守倫理綱常，重視內心修養。朱熹認為修養內心的方法就是“窮理”和“主敬”，窮理即讀書,主敬是反省。程朱理學導致了文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十年寒窗,成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書生，并且對世人進行洗腦，使他們生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一根深蒂固的觀念，對生產勞動不屑一顧，對體育活動一概不理，對身體健康漠不關心，薄肢體之風日盛一日；發展至明清之際，更是以體弱為榮，將“病態美”推崇至最高審美標準，“梅”以“病梅”為好（病梅館記），人以“病人”為美（西施捧心、黛玉咳血），重文輕武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