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平中

廖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后改名平，字季平，初號四益，繼號五譯，晚號六譯。清咸豐二年(1852)生于（清）四川省井研縣青陽鄉鹽井灣。南皮碩學張之洞考學四川，從廢紙簍中揀出廖平答卷，破格拔為府學第一，牌調入省城尊經書院肄業，并親自指點其研治聲音訓詁之學。湖湘學巨擘王?運主院尊經書院，首倡治學先明讀書之法，主張治學需從研習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文選》入手。廖平勤學善思，頗得王?運賞識，屢為指點，故最得王氏公羊學之精髓，深諳今文經學治學的理路要領。光緒十五年（1889）中進士，因不喜外任為官，自愿回川任龍安府教授。民國初，曾出任成都國學專門學校校長有年。因患中風，手足麻痹，遂退居鄉里，以口授書育徒為事。民國二十一年(1932)卒，享年八十一歲。

廖平被稱作清代最后一位經學大師，生平治經最主“善變”，曾自謂：“為學須善變，十年一大變，三年一小變，每變愈上，不可限量……。若三年不變，已屬庸才；至十年不變，而更為棄才矣。然非苦心經營，力求上進者，固不能一變也。”[1]提出為學不但要善變，還要屢變、多變，變古變今，甚至不惜自我否定與駁難，并提出了三年、十年為界限的階段性“變學”要求，以在變化中求得自我解放、學術真知和經學自身的發展。一生“經凡六變”，其學從“實有所心得，儼然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的經學集大成者，變到后來的“幾于自賣其學，進退失據矣”[2]的詭異荒誕境地，個中原因固然頗多，但主要原因不外以下三個方面。

一、晚清空前的社會危機與急劇變革的時代潮流刺激著經學大師廖平不斷變換治經的目的旨趣

兩次鴉片戰敗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社會危機和經濟危機，刺激著人們開始反思那套延續了千百年的儒家倫理道德綱常及其制度體系的合理性、可靠性與現實性。特別是想僅通過學習西方船堅炮利的技藝即可富國強兵的愿望再次落空后，轉而從儒學內部檢討造成積弱積貧的思想與學理原因，尋求解救社會危難的思想良藥，成為儒學經師們共同努力的目標。在“通經致用”、“變古求解放”的時代學術背景下，廖平以“變古求解放”為邏輯基點，苦心經營，矢志不追求，實現了他從治經到治弊再到謀求治萬世之法的“六變”過程。從“平分今古”的一變到“尊今抑古”的第二變，實際上是他在時代巨變、社會危亡的現實感召下，從純粹的經學研究層面向托古改制以建立新型政治理論體系的政治學理層面的主動躍升，體現了他“每變愈上，不可限量”治學意境。第三變諱言改革，專說疆域的“大統小統”，無疑是張之洞“賄逼”后的不得已選擇。“前三變”之間雖互有矛盾，但并未突破從經變中尋求解救社會危難的范圍，在經學史上具有非同尋常的價值，故梁啟超評價其學“實有所心得，儼然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3]。肯定了他作為當之無愧的今文經學集大成者的時代地位。“后三變”沉迷天學人學，將儒、佛、道、諸子百家通同混一于“孔經儒法”，甚至將西方“所有機械、技藝、農林、商賈各學、言語、文字、算學，皆統一于六藝”。[4]終因“幾于自賣其學，進退失據矣。至乃牽合附會，摭拾六經字面上碎文只義”[5]而陷入狂悖無據、“至不足道”的臆說泥潭。但他“尊孔尊經”主動維護傳統思想學術的應有地位，不斷自我否定以順應時代潮流，尋求解困治世之道的通過治學以治世的積極態度，是與他所處時代的社會需求符合的，是值得肯定的。

二、謀求經學的自身變革以求解放，順應學術因應社會需求的時代特點是廖平經學“六變”的必然選擇

廖平幼年曾“篤好宋五子書八家文”，自經張之洞為學必求其根柢的提點，聰明心思為之一變，遂專意于“訓詁文字之學，用功甚勤，博覽考據之書”。后受業于尊經書院掌院今文經學家大師王?運研治《春秋》，使他拋棄漢、宋學問，轉而投身今文學的治學生涯。晚清以來，奢言心性的程朱義理之學早已于世無補而淪為經學末流；乾嘉考據之學也因泥于破碎，缺乏體統大義而衰微不堪。因此，在西方民主共和思想沖擊下和人心思變思新的大環境下，泥古不化，遠離社會現實需求的經學已經到了不變革求新就不足以存續的地步。廖平拋棄漢、宋學問轉而研治今文經學，正是基于他對早已乏善可陳、深陷自身發展困局的晚清經學現狀有著深刻的體認和深入了解。而今文經學旨在探求微言大義、務求“經世致用”的治學理念，不僅適應了晚清經學自身變革的內在要求，而且與急劇變革條件下學術研究須有助于社會發展的時代需求暗合。廖平通過對經學自身的不斷內求與考索，以禮制“平分今古”一舉解決了今古文之爭的千古疑難，“尊今抑古”直接啟迪了康有為的維新思想，將晚清今文經學運動推向了新的歷史高潮。廖平從“經學變古”的角度審視經學自身矛盾與問題，以變求新求發展，打破了晚清經學發展乏力的歷史困局，開啟了經學研究的新局面，集中體現了今文經學“學以致用”，服務社會需求的理念。康、梁維新變法的徹底失敗，使廖平認識到必須變更“經學變古”前法另覓它途。從第三變開始，廖平治經以變求進、求新異為出路，在“尊孔尊經”旗號下，通同諸子百家、混合古今中外思想學術，經歷了從治經術求解放到探求解救時代危亡良策再到探究治理萬世新法的屢變、多變過程。但由于其學理建立在主觀臆想、無限推衍發揮基礎上，其所得出的結論不可避免地遠離實際，失去學術的應有價值而淪為笑談。

三、巴蜀文化浪漫多變的人文特色是廖平“經變”的重要文化基礎

巴蜀文化歷史悠久，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始源。它與重道德禮樂的中原文化內涵歷來殊異，屬于重仙的文化體系。“仙化浪漫思維方式是古蜀文化的重要特征。”[6]反映在治學旨趣上，就是好變易，多浪漫創新。如就“司馬相如文章按之，其所用詞語多本六經”，[7]但司馬相如成就卻是張揚鋪排、神思馳騁、重浪漫想象的辭賦。揚雄好為《易》，被他的好友桓譚稱作“西道孔子”，但其《太玄》已非《周易》的原旨，而是建立在“師心”基礎上的新說。這顯然已與齊魯儒學治學理念大相徑庭，而帶有巴蜀人文特有的好變創新特色。此后的歷代巴蜀人文巨星，幾乎都無一例外地繼承了這種仙道浪漫、變易多思的治學旨趣。如李白、三蘇父子、楊慎、李調元等蜀中“文心秀士”，無一不是敢于突破陳規，勇于奇思妙想、浪漫博通的蜀中奇才，以詩文名天下的一代文宗。譚繼和先生在總結巴蜀人文學術的歷史特點時說：“蜀學兩千年有重文學、今文經學的傳統，從司馬相如到廖平再到郭沫若，都時隱時顯地傳承著，并明顯地占有優勢。”[8]概括指出了巴蜀文化自古就有的浪漫思維、仙道思想、富于幻想與追求獨立開新的文化特質。重說經義微言，好獨創新說這一獨特的巴蜀人文傳統與士風心理，正是廖平經學一變再變，聯想鋪排，縱橫馳騁以至于離奇荒誕的文化基礎。如廖平認為天學的重點在于神游學，他直接以神仙浪漫之學來闡釋一向不語“亂力怪神”的儒家天人之學。特別是三變之后，他跳出傳統經師以史或經解經證經的慣例，雜引《山海經》、《老子》、《管子》、《列子》、《楚辭》、《經典釋文》、《黃帝內經》等諸書雜說，大膽假設，比附神異，甚至主觀臆想，為解釋建構天人關系而無所不用其極。雖然廖平的出發點是要樹立天下師法素王的文化氣象，但顯然已經超出了研治儒家經學的“正常”范疇，成為經不住推敲的奇論臆說。如《四變記》說形游學為“人人辟谷飛身”，《五變記》說神游學為“如仙家之嬰兒煉魂，神去形留，不能白日飛身，脫此軀殼”。把儒學等同于神仙詭異之學，故聞一多稱廖氏之學為“神仙之學”。[9]但其好變易浪漫的思維模式與治學價值取向，無疑與巴蜀前賢有異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