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云松 單位：北京聯合大學文化遺產研究所

對于翰林院這一官僚機構的性質問題，清世宗雍正帝曾經明確指出：“國家建官分職，于翰林之選尤為慎重，必人品端方、學問醇粹，始為無忝厥職，所以培館閣之才，儲公輔之器也。”［１］由此可見，清代翰林院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官署，它的實際定位應是王朝中央培養(yǎng)與儲備人才的重要機構。而若考及翰林官之源流：歷經縣、府、院試，鄉(xiāng)試，會試，殿試之層層嚴格選拔，取中進士已屬至為不易；進士再經館選為庶吉士入館肄業(yè)，三年期滿考試散館，優(yōu)者始得留館授職、躋身玉堂，故翰林官堪稱鳳毛麟角、“儒臣華選”，“士子咸以預選為榮”，［２］而翰林院亦足堪稱科舉精英薈萃之所。對于這樣一個代表著當時社會最高學術水準和最高文化層次的官僚機構，它所發(fā)揮的社會文化職能自然不容忽視。而事實上，清初翰林院正是一個兼具政治與文化兩大功能，并且實現了二者之和諧統(tǒng)一的機構。在傳統(tǒng)社會，“學而優(yōu)則仕”的觀念在廣大文人士子中歷來根深蒂固，而清初統(tǒng)治者亦認為“學問政事原非二途”，［３］［ｐ．１８１８］清初的翰林院制度便是這一思想的具體體現：“庶吉士一官，現為清華近侍之臣，久則司公輔啟沃之任”，［４］“翰林地號儲材，異日將踐更眾職，然方其備員侍從，制誥文章而外，不以他職系之。”［５］亦即翰林官在未與外任、供職詞垣期間，“以作字著書為伊等專責”，［６］［ｐ．１５２５］“每日作文寫字，誦習講究，是其分內之事”，［７］除去其官品俸祿而外，幾與文人學者無異，在此時期他們的主要作為與成就也就自然地偏重于學術文化領域。

此外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翰林院機構具體職能的發(fā)揮又是與清初政局以及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策略變化息息相關的，具體來說：順治年間，開國伊始，用人孔亟，遂通過大考之制于詞臣中“遴揀才望，出補方面”，并定翰林官同科道官一體按年外轉之例。大量翰林官的外任地方，對于國家政令方針的貫徹和清初統(tǒng)治秩序的穩(wěn)定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迨康熙朝，隨著全國政治形勢的日漸穩(wěn)定，如何“以文教佐太平”開始取代大規(guī)模的武力征服成為提上清廷議事日程的首要任務，統(tǒng)治者也開始轉而以主要精力致力于文治政策的推行。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翰林院的社會文化職能自然就尤為明顯地凸現出來。康熙帝曾有諭：“國家設立翰林院衙門，原以儲養(yǎng)人才，嫻習文學，以備顧問編纂之用。必淹貫經史，博極群書，方克諳練體裁，洞悉今古，敷詞命意，典贍弘通，悉登著作之林，用佐右文之治，始為稱職。”［８］這段話無疑清晰地表明了翰林院在清初文治建設中居于重要職能部門之地位。本文試以翰林官員（亦即詞臣）的具體作為為著眼點，從三個方面對清初翰林院的社會文化職能作簡要論述。

一、翰林與清初社會秩序重建

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必然存在某種主導意識形態(tài)，作為規(guī)范當時社會生活的基本價值準則。甲申鼎革之后，入關伊始的清廷面臨著兩大當務之急：一是以強有力的軍事行動迅速肅清關內各地的抗清勢力，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穩(wěn)固而有效的統(tǒng)治；二是重建社會倫理秩序，使國家盡快擺脫改朝換代的“滄桑變革”所造成的嚴重社會危機。尤其到了海內漸定、政權日固的康熙初年，以何種意識形態(tài)來整合思想、維系人心，重建社會政治和倫理秩序，進而推動百廢待興的清初社會步入太平盛世，更成為清朝統(tǒng)治者亟待解決的關鍵性歷史問題。迨康熙帝親政后，一批官居詞垣的理學官僚應運而出，及時抓住培養(yǎng)教育少年皇帝這一歷史機遇，借經筵日講這一法定形式向年輕的康熙帝系統(tǒng)灌輸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從而準確地把握住了清初社會倫理秩序重建的最關鍵環(huán)節(jié)。因為在當時高度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下，皇帝的文化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政權的文化選擇。這其中對康熙帝影響最大、最重要的詞臣首推熊賜履。熊賜履素以道統(tǒng)自任，嘗謂“（道學）幾希一線，不吾黨任之而誰任耶？”［９］有《學統(tǒng)》、《閑道錄》、《經義齋集》等著作傳世，是清初最重要的理學名臣之一。他對于康熙帝的啟沃陶鈞之功，已詳前文，此不贅述。這里頗值一提的是，康熙帝對其講幄功勞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及公去位后，圣祖每論侍學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１０］并屢對臣下言及“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曉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虧他如何有此？”［１１］繼熊賜履之后相繼入值講幄的張英、陳廷敬亦系當時理學名家：張英學問精深，所作《易經衷論》“大抵以朱子本義為宗”，“一掃紛紜??之見”；《書經衷論》則“平正通達，勝支離蔓衍者多矣。”［１２］至于陳廷敬，學宗河津（薛?），“經學邃深”，于義理深自有得，為清代北學代表人物之一，在康熙朝“侍講席最久。”［１３］康熙帝曾評價他們的進講對自己“大有裨益，”可見張、陳二人所講之義亦深得康熙帝贊許。

與熊賜履齊名的康熙朝另一著名理學家李光地亦曾以掌院學士兼直講幄，他竭力鼓吹道統(tǒng)說，并對康熙帝期以承接道統(tǒng)、復興理學之歷史重任：“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自朱子以來，至我皇上又五百年，應王者之期，躬圣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tǒng)復合乎？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tǒng)，以升于大猷。”其君臣情誼之深，竟至于康熙帝曾有“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１４］之語。在理學官僚們的長期熏陶下，康熙帝全面地接受了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儒家學說，終其一生，不僅專崇程朱、潛心理學，而且力圖將理學思想付諸用人行政的實踐當中，以期實現治統(tǒng)與道統(tǒng)之合而為一。康熙帝對于朱熹推崇備至，不僅鄭重宣稱“朱子注釋群經，闡發(fā)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于大中至正，經今五百余年，學者無敢疵議。朕以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弘巨”，［１５］并且親自撰文，大力表彰朱熹的“文章言談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于?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內為一家，”［１６］對朱熹及其學說之尊崇幾臻于無以復加之地步。程朱理學由此而獲得了清初社會主導意識形態(tài)的地位，成為有清一代的官方正統(tǒng)哲學。毫無疑問，對于程朱理學在清初社會意識形態(tài)中獨尊地位的最終確立，以熊賜履、李光地為代表的一批崇奉理學的翰林講官們多年不懈的講筵啟沃之功最為弘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