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魏瑋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中國文學史》在評價徐鉉等人入宋后的文章時有這樣一段話:“宋初文人多數是從五代十國入宋的……徐鉉、刁?原是南唐的詞臣。他們入宋以后的散文仍多為駢體，風格浮艷。”［1］筆者認為，這段話中對徐鉉入宋后文章的評價有如下兩個問題是值得商榷的:

一、徐鉉入宋后的文章是否多用駢體?

《全宋文》載徐鉉文二十三卷，其中大部分都是入宋前所作。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載，徐鉉有《騎省集》三十卷，“陳氏稱其前二十卷仕南唐時作，后十卷皆歸宋后作。今勘集中所載年月事跡，亦皆相符。”筆者根據這一記載在《全宋文》中整理出徐鉉文集后十卷文章共68篇，加之其文集中雖未選，但明顯標注寫作時間為入宋后的文章5篇，得出徐鉉有73篇文章應確為入宋后所作。按照王力先生《古代漢語》中文章的分類方法，徐鉉73篇文章大致可分為9類，其中論辯類4篇、序跋類9篇、奏議類3篇、贈序類5篇、碑志類29篇、雜記類11篇、箴銘類1篇、頌贊類4篇、辭賦類2篇，另有5篇連珠詞。其中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文章共7篇，為韻文，按照常例不歸入駢體文之列。論辯類、序跋類、奏議類、贈序類文章共21篇，均為散體文。剩余碑志、雜記共40篇。每篇文章兼有散句和駢句。筆者將這40篇文章駢句高教版《中國文學史》認為徐鉉入宋后的散文仍多用駢體，那么徐鉉入宋后的駢體文所占的比例有多大呢?從以上兩個表格中可以看出，這40篇文章中駢句數超過50%的有12篇，其中超過80%的僅有3篇。王力先生在《古代漢語》中談及駢體文的構成，認為駢體文的語言有三方面的特點:第一是語句方面的特點，即駢偶和“四六”;第二是語音方面的特點，即平仄相對;第三是用詞方面的特點，即用典和藻飾。駢偶又叫對仗，駢體文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句子要兩兩配對。判斷一篇文章是散體文還是駢體文，如果不考慮語音和用詞方面的特點，單從語句方面判斷，一篇文章至少要其中駢句所占的比例較大，才能稱之為駢體文。按照這個標準，以上40篇文章僅3篇可稱為標準的駢體文，另外9篇駢句的數量為50%以上，也可算作不太標準的駢體文，加之5篇連珠詞是用駢體寫成，徐鉉入宋后駢體文共17篇，僅占入宋后文章總數的23.2%，這個比例是較小的。所以《中國文學史》認為徐鉉入宋后的散文仍多用駢體，這一說法是不確切的。

二、徐鉉入宋后文章的文風用“浮艷”二字形容是否恰當?

《中國文學史》以“浮艷”二字來形容徐鉉的文章，一般而言，文章內容空虛、不切實為“浮”。雕飾辭藻，粉飾過重為“艷”。以“浮艷”二字來概括徐鉉入宋后的文章，這一點是值得商榷的。徐鉉博聞強識，懿文茂學，曾任知制誥、翰林學士等職，善于文辭。總的來說，他的文章崇理尚實，有宏博典麗之美。徐鉉的文章崇理尚實。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徐鉉的創作理念

徐鉉雖然沒有專論文章的著作，但在他給別人撰寫的序文中，可以看出徐鉉崇尚的文風。他在《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中寫道:“雖復古今異體，南北殊風，其要在乎敷王澤，達下情，不悖圣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務，如斯而已矣。至于格高氣逸，詞約義微，音韻調暢，華采繁縟，皆其余力也。”這一段論述說明徐鉉認為文章中的“道”是最重要的，而詞采藻飾尚在其次。這一主張和韓柳古文運動十分類似，中唐時期韓柳的古文運動雖為曇花一現，在晚唐影響較小，但余音尚在，徐鉉這一觀點就很可能是受到古文運動的影響。徐鉉認為“麗而有氣，富而體要，學深而不僻，詞律而不浮”①，“詞贍而理勝”②的文章是好文章。這說明他并不過分重視辭藻的華麗，反而認為用語“僻”、詞律“浮”，為文章的大忌。另外，徐鉉崇尚四杰之體，在《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中，他贊美王公的文章“如四子復生矣”，在《進士廖生集序》中他又贊美廖生的文章———“其文詞則得四杰之體”③初唐四杰之文在辭藻華麗之外，也重視文章骨力剛健的風格和活潑自如的生氣。這與徐鉉的創作理念相吻合，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徐鉉的創作主張，即崇理尚道，氣骨與詞采并重。

(二)徐鉉創作的實際情況

徐鉉入宋后的大部分文章，無論是散體文還是駢體文都并非華而不實。散體文如《重修說文序》以文字史的角度，談了文字自身的衍變和歷代學者對文字的研究，闡明了重修《說文》的重要意義，可謂融知識性和學術性為一體，文字流暢，內容翔實。又如《故尚書兵部員外郎江君墓志銘》中的一段描寫:“(江君)年十余歲，侍伯父食，不過園疏而已。伯父戲之曰:‘啜白薤之羹，淡而無味。’君應聲答曰:‘嚙紫茄之蒂，鏗而有聲。’人知其當大成也。”此篇墓志銘不只是一味地贊許恭維之詞，而是言而有物，不僅表現了江君幼年時的機智、聰慧，還使江君的人物形象飽滿而生動，如在目前。駢體文如《吳王隴西公墓志銘》，這是徐鉉為南唐故主李煜所寫。在新主帳下為舊主撰寫墓志銘，是一件比較為難的事情。常因為要討好新主而故意貶斥舊主。但徐鉉秉筆直書，且多贊美之辭，談到李煜的政績時，寫道:“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蒸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老必以禮，居處服御比以節，言動施舍必以時。”贊美李煜為仁德之君。在篇末又稱李煜相貌俊偉、學養豐厚、才思敏捷:“惟王天骨秀異，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通百氏”，“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天縱多能，必造精絕”。并且，贊揚李煜秉性純良:“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干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對其亡國之因由主要歸結于天命，及李煜對待臣下過于仁慈、賞罰不明，以致“法不勝奸，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于亡國”，整篇銘文無貶損之辭，全故主之義。所述內容大都屬實，對李煜的評價也比較公允。

(三)徐鉉的處世之道

徐鉉的處世之道也反映出他是一個比較注重實用的人。徐鉉在連珠詞其一中寫道:“背時則棄，不必論貴賤之殊;適用則珍，不必論精粗之異。”在其五中又寫道:“有用于物，雖遠而弗遺;無功于時，雖近而猶棄。是以?F?乖諞埃??捎諏脊?蒿艾在庭，不容于?氏。”這從側面說明徐鉉是比較看重物品的實用價值的，他主張“物”必須適用于時，才能發揮其最大的價值。很難想象一位秉承實用主義原則的人做文章的時候，就完全摒棄了這一原則，而崇尚空談浮夸之風。筆者認為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宏博典麗主要體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