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楊站軍 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 河南大學文學院

詩界革命是近代這個特定時代的產物，這一文學現象的發生，既有詩歌自身的因素，又有非詩歌方面的因素，這主要包括政治體制和文化思想方面的因素。在激進與保守力量的對比上，有學者指出：“晚清詩壇的進步勢力與保守勢力既對抗又和解的局勢決定了詩界革命的保守改良性質”，關于把這一點，表現在詩界革命詩人自身的身上，顯得更為突出。晚清時期，中國在內有外患的雙重刺激下，逐漸出現了兩股比較明顯的政治勢力，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現了激進與保守的思潮。一方面是隨著外來文化的沖擊。一些固守中國傳統的文人變得愈來愈保守，另一方面是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一些清醒的知識分子受中國古代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思想的影響，逐漸地形成了改良主義的思潮。在文壇方面，詩人也開始受到這種政治思想潮流的影響，也出現了激進和保守兩大派別，當然這兩大派別之間界限并不十分明顯，有的政治上傾向改良的在文學上傾向于保守，而有的政治上傾向保守的在文學上則表現的相對開放一些。

一方面，梁啟超早期就顯得較為激進，他在甲午戰爭以前，就率先提出“新學之詩”的創作，與當時同在北京的譚嗣同、夏曾佑三人一起討論新學，并把這種熱衷新學的熱情投入到詩歌的創作之中，然而，他們并沒有考慮中國詩歌自身的特性，應把西方翻譯過來的一些宗教、地理、政治方面的名詞術語運用到詩歌創作之中，這樣的結果是，連他們本人也失去了創作的興趣。當然，這一方面有外在的社會政治環境的原因，但不可不注意到自身創作所面臨的困境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在當時詩壇上占著主導地位的“同光體”詩派，他們在維新變法時期，大多也都支持維新改良，有的還參與其中，這些人如陳寶箴陳三立父子，還是當時參與變法改良的領導者，有的為維新變革進行鼓與呼，如沈增植、鄭孝胥等人。同光體詩人在詩學觀上，面對中國傳統詩歌所遭遇的困境，他們也提出自己的變革主張，但并沒有明確提出學習西方，他們主張“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一”，主張詩歌創作應該保持詩歌自身的特色，但他們并不排除使用當時開始使用的新詞新語，并沒有排斥一切外來的新詩新物，所以并沒有像到了南社詩人眼中所貶斥的遺老遺少的“無病呻吟”，同光體詩人實際上代表了當時中國詩歌的較高的成就。而詩界革命詩人的整個詩歌創作正處在一個嘗試調整階段，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的詩學綱領，當然一個重要的詩人黃遵憲除外，關于黃遵憲在論文的第三章已經有詳細論述，這里不再贅言。

黃霖先生指出：“到他（梁啟超）真正對古典詩歌發生興趣和認真研究的時候，‘詩界革命’的熱情早已衰退了。不過，不論是梁啟超還是黃遵憲，對于‘古風格’的追求，固然使他們注意從民族傳統中吸取營養，但同時也束縛了詩體的徹底解放，完成‘新派詩’向‘白話詩’的過渡。”關于這一點，可以進行辨析。黃霖先生的觀點還是站在白話詩歌的既定目標之上，通過白話新詩來反觀詩界革命，這樣就難免擴大詩界革命的不足之處，這也是今天我們研究詩界革命需要注意的地方。近代思想家在致力于文化批判和啟蒙的近代化過程中，普遍存在一種背負著傳統反傳統的現象。這種矛盾現象或表現為目的與手段的沖突，即以學習西方、批判傳統、革故鼎新為手段，以保持和發揚傳統為目的；或表現為意識與潛意識的沖突，即表層意識、自覺意識里是反傳統，深層意識、潛意識里卻是再現傳統、復歸傳統；或表現為出發點與歸宿的矛盾，即以批判傳統、抨擊傳統開始，以皈依傳統結束。不僅如此，中國近代這一獨特的文化批判方式一般都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既愛又恨，即試圖超越有無限依戀，激烈的破壞心理與強烈的關切心并存，愛得愈深切，破壞得愈徹底。這種心態頗類似弗洛伊德所謂“俄狄浦斯情結”。

文化是國家和民族認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特別是一個像中國這樣歷史非常悠久、規模非常龐大、文化非常豐富的一個民族，文化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不是說可有可無的，不是說你要不要的。這就是所謂的“亡天下，亡文化”的這樣的一種關系的體現。因此文化是我們今天的民族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同時它也是我們這個民族整合、民族認同的一個核心的要素。而且，從今后制度變遷的角度來講，文化領域的演變和政治領域的演變都是息息相關的。在中國，不論是對傳統持什么態度的人，對傳統的定義本身并沒有太多的爭論。但同時還存在另外一個現象，即傳統到底有哪些屬性，關于這個問題卻幾乎沒有人探討過。所以，有必要對傳統的基本屬性進行一番探討。傳統的第一個屬性，就是傳統是演化的。許多擁護或者反對傳統的人，就是僅僅把傳統看成是過去的一個過程，靜止的東西，是一成不變的，你要么繼承它，要么毀掉它。實際情形并非如此。傳統本身是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個紐帶，它是一個傳承下來的形成的某種價值系統。它一定是從過去到現在的某種紐帶，所以傳統它本身是演化的。因而我們不能依據傳統的過去來判斷傳統的未來。我們要看到它本身的這種自在的演化的邏輯。所以，在中國，同樣也不能根據中國過去的傳統發揮的功能性質來判斷傳統在未來一定也是這樣，它本身會演化的，是變動不居的。傳統的這個演化過程取決于我們更關注歷史上傳統中的哪些東西，更忽略歷史上傳統的哪些東西。這樣不斷強調出一些新的東西，忽略一些東西或者引入一些東西，就導致傳統的一個演化。還有一個我想講的就是：任何一個大的傳統，這個傳統越大，它的內在沖突就越多。

傳統不是遺產，她不是博物館里的秦磚漢瓦，也不是圖書館里的圖書典籍，而是延續了幾千年而來的我們這些人的生命血脈、遺傳密碼、人生態度、生活方式，以及由這許多東西結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她是一個生生不息，割而不斷，舍不棄的生命之流。“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時間一分一秒地在消逝，個體生命也隨之老化、消失，而唯獨有這個傳統則隨著時間的消逝在不斷地生長。我們每一個人，不管能否真正地認識她，不管如何對待她，愛她或恨她，吹捧她或者糟踐她，打她乃至罵她，她都是我們生長的一個精神家園，一個靈魂歸宿。生于斯長于斯的我們，沒有辦法拒絕和脫離這個家園。傳統是廣義的文化傳統，是包括器物、制度、風俗及精神各個層面的一個渾然一體的文化傳統，而不是我們習慣地與經濟、政治并列的那個狹義的“文化傳統”。這個傳統是非常厚重、博大、精深的。我們如果深入其中看，就會發現她是多層次多方面的，即所謂多元的。我們如果出乎其外看她，就會發現她是一個生命整體。因此，在對待這個傳統時我們切忌以篇蓋全，以點代面，比如說抓住其中的某一側面，某一內容，甚至某一兩種經典，就聲言已經真正把握了中國文化的精髓。只有把傳統看成是多元的復雜豐富的結構整體，才能以廣闊的視野對待其不同層面，進行研究的成果；只有在這同時又把傳統的看成一個生命整體，才能以精微的洞察找出其生生不息、穿越時空的精神內核。所以，總的一句話說，傳統是一個統一而又多元的生命體，我們要發揚光大她，就要在多元的兼容中尋求其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