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放辦學，提高學院的影響力

學院在辦學的過程中，必然面對來自國內與國外辦學的競爭，要想在競爭中求發展，必須堅持開放辦學。一是辦學思想的開放性。不同國籍的學者、教授，不同流派的思想匯集于學院，相互交流，相互學習，共同提高；另一方面要積極探索與國內名校和國外高校的合作辦學，提高學院的辦學層次。二是辦學空間構建的開放性。學院和社區融為一體，學院與所在社區（城鎮）之間體現出融合性、互動性、和諧性，同時學院要積極開展有針對性的家庭教育與社區教育，實行開放辦學。英國牛津大學空間構建理念的開放性就特別突顯：“牛津的街道簡直就是連接各個學院的校內道路。街上到處可以看到哪些戴著眼鏡，腋下夾著書包的學生來去匆匆的情景。每當大學舉行開學或畢業典禮時，滿街都是穿著學士袍的人，更充滿文化城的特色。”。牛津大學和牛津大學城在空間構建上已經完全融為一體，大學沒有圍墻，大學與城市的街道、建筑、商業等在空間上互為犄角，互為補充，在平面構建上交叉互補，穿插其中，這就充分體現了大學與城市社區之間的開放性。三是應善于學習優秀的、成功的辦學理念和辦學模式，為我所用。美國現代大學就是以英國為榜樣而興起的，美國著名的哈佛———耶魯“大學城”新模式就是對英國牛津和劍橋“大學城”模式的繼承與發展；同時美國大學也學習德國，把科研和研究生教育作為大學的重要工作任務。美國還派遣大批學者留學德國，學者回國任教與德國學者、科學家移居美國，把德國大學先進的辦學理念和成功的管理等輸入美國，促進了美國大學的發展，使美國大學由傳統實用型向研究型大學轉變。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教育則完全是美國化的結果。1945年美國占領日本后，從制度上根本改革日本教育，派出美國教育使團到日本，起草教育改革方案，用“教育基本法”和“學校教育法”統領日本教育。通過“教育基本法”確立美國化的教育目的與學制，通過“學校教育法”確立大學的辦學目標、辦學層次、學科設置等。美國化階段的日本高等教育發展迅速，學科設置的適應性又大大促進了戰后日本經濟的復興與迅猛發展。俄羅斯、墨西哥、法國、德國也效仿美國建立研究型大學城。美國現代大學之間也相互學習、取長補短。霍普金斯大學的成功先是向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密歇根大學學習；而霍普金斯大學研究生教育的成功又促使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等發展研究生教育，開辦研究生學院，從而確立了美國大學中研究至教育的地位和建立研究生教育制度。因此，我們既要學習英、德、美等國大學的成功經驗，也要學習國內大學成功的辦學經驗，從而促進教育學院的跨越式發展。

二、面向市場建立機制，提升學院的競爭力

美國經濟學家喬治•J•施蒂格勒（GeorgeJosephStigler）對競爭的描述有一定代表性，他說：“競爭系個人或團體或國家間的角逐，凡是兩方或多方力圖取得并非各方均能獲得的某些東西時，就會有競爭。競爭至少與人類歷史同樣悠久，所以達爾文從經濟學家馬爾薩斯那里借用了這個概念，并像經濟學家用于人的行為那樣，將它應用于自然物種。”競爭有兩個共同點：一是競爭可以增進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二是競爭可以帶來技術創新，推進技術進步。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大學可以形成自由競爭和商品買賣。在國外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大學出售教學服務，學生購買，出售科研服務，政府和企業購買。”美國著名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斯特拉頓院長在總結學院發展的經驗和成就時所說“：我們決不應該忘記，大學的特有產品是學生；大學之所以存在，其基本原因便是生產這樣的產品。”如果大學要想在競爭中勝出，就要做好自身的教學服務、學術服務、科研服務，而這三種服務又會引起學校之間、生源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和經費市場之間的競爭，競爭的結果是使各高校改進辦學方式、方法，提高辦學效益和辦學水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的政策，市場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大，為此人們逐漸擺脫只能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傳統觀念的束縛，對商品、市場，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有了新的認識，也逐漸成為中國社會與人民的共識。由計劃向市場過渡，由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過渡，經濟體制的變化必然對高等教育建設產生深遠的影響，打上過渡時期的烙印。因此市場經濟下要辦好教育學院，提高競爭力，當前關鍵是加強學院的內涵建設。學校管理，課程設置、教材、學制、教法、專業設置等都應面向市場，重實用、重實踐、重市場，學以致用，使教育更注重與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適應，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的專門人才與勞動者，不能再走重學術、輕實用的經院式的辦學之路。教師隊伍要按國際化的模式建設，注重培養雙師型教師，走實行專職與兼職相結合、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理論型與實用型相結合、低職高聘與高職低聘相結合的教師建設之路。經費籌措上，學院要發揮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激活高校的運行機制，采用新的教育經費籌措措施和收費政策。大學要通過人員和信息的廣泛交流實現高等教育與社會經濟的協同發展。學院要開展有利于學生參加勤工助學的社會實踐活動，也要有利于解決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學院用高質量的辦學成果吸引中學優秀畢業生報考教育學院；用高質量的辦學成果吸引用人單位選拔學院的畢業生，提高畢業生的就業率。總之，市場經濟體制改變了政府與學校之間的關系，并要求學校面向社會成為自主辦學的主體。

三、加強隊伍與課程建設，提升學院的教育綜合力

我國杰出的大學校長竺可楨先生說：“教授是大學的靈魂”。1876年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創辦，他的第一位校長吉爾曼有句名言，他說他更喜歡將霍布金斯的錢用于“人”，而不是“磚塊和灰漿”。他說：“大學的榮譽應該取決于教師和學者總的品質，而不應取決于人數，更不取決于供他們使用的建筑物”。清華校長梅貽琦則更是道出了大學的真諦“：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教師是決定教學質量的關鍵，建設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是一個大學非常必要的。竺可禎在接任浙大校長時說“，一個學校實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選，圖書儀器等設備和校舍建筑。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實，最為重要”。教育學院要實行的是新的運行機制，要與世界高校接軌，要根據歐美各大學的成功經驗建設好教師隊伍。實行嚴格的教師招聘制，按照公開招聘、競爭錄用、權威評價、選撥新人的選人原則，讓“會通古今、會通中西和會通文理的”優秀人才脫穎而出；按照學術自由、民主治校的思想進行內部管理，讓教師在民主、寬松的環境中從事教學、科研，開展有創造性的工作。學科建設對學校的建設非常重要，在學校的發展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教育學院以學科為中心的課程建設應遵循“社會需要、學生終生有用”的原則，注重服務功能。課程開設由必修為主向選修為主轉變，由理論向實際轉變。教育學院應該學習美國高校開設選修課的經驗大膽改革課程，開設適應經濟和科技發展的選修課。具體做法是用五年時間進行過渡，除保留與本國語言、國情有關的課程外，分別取消一年級、二年級部分必修課程，三年級、四年級全部必修課程，最后選修課程的比例以占全部課程的70％為宜。課程設置由理論向實際轉變。教育學院是教師的搖藍，應針對區域教育的特點，開設針對性、實際性強的課程，讓課程在服務基礎教育、教師教育等方面發揮應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