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現代文學是由“西方”催生的，創作實踐和批評理論都離不開“西方”這個意旨豐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時，西方理論甚至一度成為唯一切實有效的分析工具。隨著東亞系在西方學院中的日益發展壯大，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投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他們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漢學中已經成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國內學界在重視西方理論譯介的同時，也著手進行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翻譯。作為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代表性學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譯叢”總序》（1）中詳盡耙梳了西方學界自1950年代以來，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實克兩位教授開創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歷程。這些研究涵蓋了從晚清到199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各個歷史階段，涉及晚清小說、鴛鴦蝴蝶派、左翼文學等諸多文學群體和文學流派，對魯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華、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詳盡的個案研究，并且將文學研究的領域拓展至電影、流行歌曲、美術作品、大眾文化等多個領域。這些研究一方面呈現出中國現代文學的繁復多姿，另一方面則是經由文學與文化研究討論現代中國的“現代性”問題。

國內的現代文學研究在經歷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學熱”后著力倡導“重寫文學史”，這一工作迄今尚在繼續。無論是批判以社會主義文學標準評價現代文學的“左”的傾向，還是建構以魯迅為代表、以五四啟蒙為主導的評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在文學領域的爭論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寫文學史”的背景中，各種文學史觀的對立沖突抑或協商共存。文學史觀的變化體現在對作家作品的重讀中，也體現在對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的重新審視上，比如“解放區文學”、“十七年文學”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為研究熱點；同時還體現在當代學者的理論建構中，比如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潛在寫作”、“民間意識”等試圖創新文學史論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對作協制度、出版發行、評獎機制等文學制度和文學生產過程的研究，也開拓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疆域。當然，這些研究，在某種意義上叩問的也是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隨著海外與國內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日益成為一個“學術共同體”（3），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追尋和對具體問題的討論也日益顯現出對話和交流的巨大空間。當然，從宏觀上對中西學者的研究進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著諸多困難，因此，本文擬選擇雙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別、歷史建構和中國經驗三個話題展開論述，力圖呈現研究中的差異和互補，促進學術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論界興起以來，“性別”成為一個始終受學者重視的理論視角被廣泛應用。在海外中國現代文學中，“性別”常常成為考察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點。在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婦女與中國現代性》頗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義理論邊緣性、否定性和反異化的立場來質疑或曰挑戰“西方”的閱讀成規和中國文學界某種根深蒂固的詮釋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別是呈現“權力關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處理性別，也處理涉及文化解讀的富含權力意味的階層化與邊緣化過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夠顯現出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根深蒂固的問題”（4）。她借助“性別”討論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內容涉及電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說（鴛鴦蝴蝶派）和諸多新文學作品（當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寫作），從女性/陰性的性別經驗、性別規范和性別特質中找到了其與中國文學現代性的連接點。比如在西方導演的攝影機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產成一部描寫中國的陰性影像；鴛蝴派如何通過“女性”傳達出都市化、商業化和某種保守主義信息；新文學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瑣碎細節和受虐/幻想結構中女性自我犧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現非西方受西方影響的現代性。這些討論并沒有局限于女性主義，也沒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討論性別本身。

事實上，當“性別”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焦點之一時，它所包含的意義就不再局限于性別本身，而是某種功利性的理論借用。劉劍梅在《革命與情愛》（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將性別視為具體的權力關系的集合體和埃萊娜•西蘇（HeleneCixous）對女性欲望和自然屬性的肯定這兩種相悖的理論資源，這樣的融合為她討論20世紀中國文學中政治與性別的關聯提供了方便。作為考察20世紀“革命”與“情愛”互動關系的切入點，“女性身體”因此同時具備了社會和自然兩種屬性，具有了對政治話語包容與非包容兩種特質。這樣一來，論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這一工具討論左翼文學如何賦予女性身體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識；女作家如何通過女性身體在革命與情愛之間確立性別認同、尋找性別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過女性身體的話語實踐來摹寫“革命+戀愛”的文學公式；社會主義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體的流動性來傳遞對政治的多種表達等問題。由于論者賦予了女性身體的雙重屬性恰好契合“革命+戀愛”這一文學公式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不斷變動的特征，女性主義理論因而成為分析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討論現代中國政治與美學體驗之間的關系時，性別同樣也成為一個有效的介入點（6）。借助性別特征，兩個美學概念：崇高/陽剛與優美/陰柔得到了最為清晰具體的表達。作者在為中國傳統的美學觀念追根溯源的同時，也呈現兩者在中國現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種表達，并以此討論革命影片如何呈現被政治激情包裝著的歡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產如何借助“陰柔”來表達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話題。在論述過程中，作者沒有討論性別本身，甚至也沒有借用女性主義理論，“性別”在此只是一個進入問題、幫助呈現問題的角度。在國內的現代文學研究中，“性別”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鮮活的女性文學史從線性的主流文學史中剝離出來；一個個塵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陳衡哲、蘇雪林、沉櫻等重新走入讀者的視野；幾位文學史上已有定見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蕭紅等則被重新賦予了女性主義的價值和意義。這樣的收獲證明了女性主義理論分析中國現代文學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