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閉幕的第61屆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簽署的版權輸出合同達2417項，創下我國自1956年參加法蘭克福書展以來版權輸出的歷史最高紀錄。而根據此前第13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BIBF）的統計，BIBF上我國版權輸出貿易量比2008年增長10.25％，版權輸出與引進之比為1.29:１，繼續持續著自2006年以來的圖書版權貿易順差。這些不斷增長的數據背后，是伴隨我國文化體制改革進程的不斷深入發展和“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的全力實施，中國版權輸出貿易在全新的時代背景下日益呈現新趨勢和新契機。

從追求數量到“內容為王”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外出版機構開始積極廣泛地關注中國的原創圖書作品。但與此同時，中國出版業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最大限度地實現版權輸出的有效性——即通過圖書擴大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力，從而實現中國對外版權輸出的可持續的良性發展。“只求數量，不求質量”曾經是我國對外版權貿易發展初期的一個普遍現象。由于人力、資金等原因，許多版權輸出僅僅停留在“賣出去就完了”的狀態，很少有針對性地對輸出圖書本身的文本價值進行評估。而對于作品輸出后，是否在被輸出地產生應有的反饋和影響更缺乏信息收集和統計。

隨著我國出版產業和對外版權貿易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出版社意識到，這種“只管種，不管收”的粗放式版權輸出模式帶來的，不僅僅是對版權交易可持續性的損害，更影響著出版社的國際品牌形象。同時，在與國外出版機構越來越多的合作中，出版社也開始意識到，版權輸出不應坐等國外出版機構有需求時再去游說他們，而是要真正地站在一個平臺上，把自己的產品、文化和作家，通過一個通暢的通道傳播出去。而這個平臺最核心的基礎，就是作品內容本身。

因此，出版社要建立“選題外向化”的外向型出版目標，以適應全球化出版要求。與此同時，國家的支持力度也不斷加大，推出一系資助計劃，今年更有14位外國專家參與其中，“外腦”的介入大大提高了我國版權輸出的有效性。從單純產品貿易到多元化的合作共贏新形勢下，出版業已不滿足于單純紙介質出版物的開發推廣，出版衍生產品產業鏈開始初現端倪，數字化出版市場日趨活躍，跨媒介出版越來越普遍國內外出版人開始尋求跨越單純圖書產品貿易的多元化合作，實現雙方共贏。這種合作避免了單純圖書版權貿易的盲目性，從而降低輸出風險。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就與法國合作出版了漢語多媒體出版物《一游記》，雙方的共同開發使出版物更易于被國外市場接受，這部作品在法語區市場成功發行，還將推出德文版和英文版。除了出版內容的合作，中國數字化出版物的發展，誘發了網絡出版自然選擇模式非凡的潛力，憑借中國出版業在技術、贏利模式等方面的不斷成熟完善，中外雙方在其他出版形式上的合作開始成為可能。在第61屆法蘭克福書展上，盛大文學依托技術、資本商業模式面向全球征募合作伙伴，“盛大文學贏利模式”吸引了大批著名國際出版機構的加盟。

從文化輸出到資本輸出在政府推動和市場驅動雙重動力的促進下，中國的版權貿易正逐漸從被動選擇向主動交易過渡。出版體制改制的深入，使出版集團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在根據國際市場需求研發產品、改進生產和提升營銷推廣的同時，一些有實力的出版集團開始了實體的“走出去”，通過資本輸出，將自己的市場做到國際領域去，通過在海外的分公司了解第一手的出版信息，擴展屬于自己的營銷渠道。

2007年初，中國青年出版總社在英國成立倫敦分社。2008年7月，人民衛生出版社美國有限公司作為我國第一家在國外投資成立的醫學專業出版機構宣告成立，該公司收購了加拿大BC戴克出版公司的全部醫學圖書資產，并全面接收了該公司的一流作者群和圖書銷售渠道。除此之外，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先后在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等地開設多家海外合資出版單位和新華書店；科學出版集團在日本東京設立“科學出版社東京分社”；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2008年通過與韓國阿里泉株式會社簽訂股權并購戰略合作協議，以購買股權的方式并購阿里泉株式會社。在投資建立海外分社的同時，一些出版機構還在國外擴展出版業務，安徽出版集團就在俄羅斯注資設立了新時代印刷廠，年收入達到2000萬元人民幣。中國的主題圖書要走向世界，無論是版權輸出，還是合作出版，不能閉門造車，必須走出國門，直接面對外國讀者。

因為沒有掌握渠道與市場，最終主動權、控制權還是掌握在別人手中。而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或收購國外出版資源，不僅使中國圖書直接進入了國外主流市場，而且通過資本運作的方式獲得了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敲門磚。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大大加快，也使我國出版業，在更好地貼近國際社會實際和受眾的同時，為我所用、為我所控，更好地進入國際主流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