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城始建明永樂年間，但天津的歷史卻不肇端于明。天津的前身可追溯至上古時期：天津薊縣夏商時屬無終子國，秦漢至隋唐，先后屬于無終縣、漁陽郡。宋朝時，天津地區部分屬于少數民族統治區域，經歷了遼、金、元三個朝代。金代在天津設立直沽寨，元代直沽一帶更成為漕糧轉運和鹽業生產的基地，稱為“直沽口”，后又設海津鎮。明清以來“，天津”都是在直沽寨的基礎上發展而來。這是古代天津的發展簡史，而古代天津文學則是天津歷史的另一種記錄形式，它以文學作品為載體，形象生動地記錄、反映了天津的發展，昭示出天津的城市特點。根據天津城市發展的歷程，加之天津古代文學發展的特點，遂將城市與文學之間的對應關系作如下闡釋：

一、天津前身與天津文學的發生、成形

金元之前，天津地輿沿革如下：“《禹貢》冀、兗二州之域，周為幽、兗二州地，春秋為燕地，秦為上谷郡境，前漢為幽州漁陽郡泉州縣、渤海郡及郡之章武、參戶二縣地，后漢為幽州漁陽郡泉州縣、冀州渤海郡及郡之章武縣地，晉為幽州燕國泉州縣、冀州章武國章武縣及渤海郡地，北魏為幽州漁陽郡之雍奴縣，隋為冀州涿郡雍奴縣、河間郡魯城縣、長蘆縣及兗州渤海郡地，唐為河北道幽州范陽郡武清縣，宋為燕山路燕山府武清縣、河北路滄州清池縣及清州地。”[1]

在這些朝代的更迭之中，天津一地均附屬于某州郡，沒有職官的記錄，亦沒有行使過獨立的行政權，而這段歷史時期內的文學恰是天津文學的發生期。與此地尚未形成獨立的行政存在相對應，這時期的文學亦附屬于當時整個的中國古代文學，亦沒有形成自己的特點，具體表現為這段時期內的文學作品多為途徑此地的文人創作。如漢魏之時，曹操曾途徑天津，并遇到暴雨和洪澇的阻滯。據《三國志•武帝紀》記載，曹操于初平十二年率兵北征烏桓：“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向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埯谷五百余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白檀，屬漁陽郡，因此，這段記載確定無誤是描述曹操途徑天津時的情形。而他的《步出夏門行》組詩就是作于此時，其《觀滄海》中所述之“碣石”、“滄海”正是天津古地的風物：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淡淡，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碣石，即碣石山，在今河北樂亭縣，此山已沉陷海中。黃節在《魏武帝魏文帝詩注》中也確認此詩作于天津古地：“當是至無終、經白檀、歷平剛、登白狼之時。”又如李唐時期，天津地區屬于“河北道幽州范陽郡武清縣”，陳子昂、高適等人都曾途徑此地，并寫下詩歌。陳子昂的《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就是作于其從軍幽薊之時，抒發其抑郁不得志之苦悶。而隨后的《登幽州臺歌》更是將這種人生的苦悶發揮到極致，堪稱千古絕唱：“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高適一生有過三次出塞的經歷，前兩次均是赴幽、薊邊塞。他在《別馮判官》里高唱：“碣石遼西地，漁陽薊北天。關山惟一道，雨雪盡三邊。才子方為客，將軍正渴賢。”借譽美馮判官表露自己入幕建功的意愿。他的《營州歌》記述了幽、薊、平、營四州的風物，而《燕歌行》更是以極高的藝術水平、獨特的邊塞氣象而于中國文學史占據一席之地。除陳子昂、高適外，杜甫、白居易、劉長卿、張籍、李頎等人也都有關于薊漁的作品，這些人的作品構成了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邊塞詩。由以上所舉實例可證，金元之前的天津一帶沒有本土文人，其文學創作的主體是服務此地的從軍型文人與途徑此地的游覽型文人，而且這些文人都是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詩人，其作品不被以創作地的標準歸類，而是以其獨特的藝術成就被置于整個中國文學史上，因此可以說，這時期內的天津文學依附于當時的整個中國文學。

自女真族建立金朝，并在天津設立直沽寨，天津一地才以獨立的“行政單位”存在，并開始有了職官，據《天津縣新志》記載：“金以完顏佐為都統，完顏咬住副之，戍直沽寨，是為天津職官見于史冊之始。”[2]元延佑三年，元朝統治者在此地設置海津鎮，并命副都指揮使伯顏鎮遏直沽，于是海津鎮又被稱為直沽。由于遼、金北方政治中心的設立，特別是元朝統一后定都大都（北京），隨著政治中心的北轉，天津因毗鄰首都而在經濟上得到了發展，直沽一帶成為漕糧轉運和鹽業生產的基地。

隨著經濟的繁榮，人口的聚集，以及少數民族政權在漢文化的巨大影響下逐步走向與之融合乃至被同化，這段歷史時期內的天津文學處于形成期。處于形成期的天津文學與發生期的不同是，一些天津地區的士人開始有較多機會進入社會上層并從事文學創作，如張斛、左企弓、劉中、韓玉、鮮于樞等人都是漁陽（今屬薊縣）人，其中以鮮于樞成就較高。此時由于元曲（包括雜劇和散曲）的興起，曲已取代詩詞，成為主宰文壇的一代新文體。鮮于樞除精通詩文外，還兼擅散曲創作。其子鮮于必仁承父所長，不僅散曲小令為人所稱道，且精通曲律，曾與著名曲家貫云石、楊梓共同切磋、創制、定型“海鹽腔”，后來成為明代戲曲四大聲腔之一，是我國戲曲史上有貢獻的人物。總的說來，金元時代的天津文學創作主體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直沽寨”、“海津鎮”的文人，但終歸是屬于天津地區的一些文人開始逐漸登上文壇，并參與了主流文學的創作。

二、城市肇建與天津文學的發展———流寓文學

程敏政《天津重修涌泉寺舊記》有云“：我文廟入靖內難，自小直沽渡蹕而南，名其地曰‘天津’；置三衛以守，則永樂甲申也。”[3]天津三衛指天津衛、天津左衛、天津右衛，設立之初，三衛互不統轄，隸屬河間府。永樂四年（1406），明成祖下令筑城，此為實體天津城的出現。天津建城，意味著“天津”這一地名的確立，使這一地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有了一個確定的凝聚點。天津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天津文學的發展從此也有了一個新的起點。天津初為軍事衛所，駐防者皆戍卒，其地尚武無文，人口構成、文化素養與江南一帶相去甚遠，這一點由《創建天津衛學明倫堂舊記》中可見端倪：“天津三衛者未有學，正統紀元，圣天子嗣位之初，以武臣子弟皆將繼其祖、父之職業以效用于時，不可不素養而預教之，乃命天下凡武衛悉建武學而立之師，選武官與軍士子弟之俊秀者充弟子員，于是天津及左右衛始有學。首掌學事，則師訓曲阜李君賜也。于是諸生率初就學，倥蒙悍厲之氣固自若也……”[4]由于人口構成、風俗的緣由，這段時期的文學呈現出兩個非常明顯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