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從“進口替代戰略”過渡到“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而發展起來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否提升了其貿易品技術結構？如何提升的？這些問題的回答，對于同樣依賴于出口導向路徑的中國而言尤為重要，十分值得思考。

一、韓國的貿易品技術結構及其變動趨勢

關于貿易品技術結構，Ｌａｌｌ（２０００）在三位數的基礎上，將ＳＩＴＣ０～９類共三百多種產品按照技術含量分為五大類：初級產品（ＰＰ）、資源性產品（ＲＢ）、低技術產品（ＬＴ）、中技術產品（ＭＴ）和高技術產品（ＨＴ），然后仍按照技術含量將后四類產品進一步分為９個小類。這一方法被研究者廣泛認同。本文采用這一方法，統計出韓國各技術層次的主要產品（見表１）及貿易品技術結構的變動趨勢（見圖１至圖４）。①其中，圖１和圖３分別是較低技術層次產品（含初級產品、資源性產品ＲＢ１?ＲＢ２、低技術產品ＬＴ１?ＬＴ２）的出口結構與進口結構；圖２和圖４分別是較高技術層次產品（含中技術產品ＭＴ１?ＭＴ２?ＭＴ３、高技術產品ＨＴ１?ＨＴ２）的出口結構與進口結構。圖中每一“柱體”的長度是該圖所涉各類產品在韓國總出口或總進口中的占比之和，而每一“柱體”中各種“圖案”的長度，則表示各類產品各自的占比。圖１表明，韓國較低技術層次的五種產品在出口中的總占比，從期初的４６％降至期末的２６％，其中，ＲＢ２出口比重顯著增長，ＬＴ１出口比重顯著降低。圖２顯示，中技術和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比重，從期初的５１％升至期末的７０％，其中，ＭＴ１、ＭＴ３和出口比重增長尤為顯著。可見，韓國出口結構呈現升級趨勢。圖３和圖４中，技術含量較低的五類產品的進口比重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趨勢性變動，但技術含量較高的ＨＴ２和ＭＴ３進口比重呈現較明顯的降低趨勢。韓國貿易結構的變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有待驗證。

二、計量檢驗與結論解析

（一）計量檢驗

１．模型、變量與數據來源

從前述理論分析來看，對外直接投資可能通過改變要素比例和產業結構調整，來影響母國貿易結構，由此可以推出，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結構存在滯后因素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對當年貿易的影響可能是不顯著的，因此本文構建模型如下：其中，被解釋變量ｔＲＤ表示韓國的貿易結構，解釋變量ｆｄ表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考慮到直接投資存量對貿易結構影響的滯后性，本文采用其一階滯后序列；解釋變量ｅｘ表示韓元的實際匯率；β為參數，ε為隨機誤差。式（１）中，λ分別取ｅｘ或ｉｍ，表示出口或進口；ｔｅｃｈ分別取ＰＰ、ＲＢ１、ＲＢ２、ＬＴ１、ＬＴ２、ＭＴ１、ＭＴ２、ＭＴ３、ＨＴ１、ＨＴ２，表示貿易結構的１０個技術分類（見表１），因此該式實際上包含了２０個模型。具體而言，被解釋變量ＴｒｄＰＰｅｘ表示韓國初級產品的出口額占韓國總出口額的比重，被解釋變量ＴｒｄＰＰｉｍ表示韓國初級產品的進口額占韓國總進口額的比重，以此類推。本文選取的樣本區間是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度數據，韓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自韓國進出口銀行網站數據庫，按照表１技術分類的產品進出口數據來自韓國貿易協會數據庫，實際匯率數據來自國際清算銀行。

２．檢驗結果

對于上述模型的計量檢驗分為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和回歸分析三個步驟。①首先，單位根檢驗的相關序列包括２０個表示貿易結構被解釋變量的時間序列和兩個解釋變量時間序列，檢驗結果為：在５％的顯著性程度下，２２個序列的水平值都是一階單整（Ｉ（１））序列。其次，對２０個被解釋變量和兩個解釋變量分別進行２０組協整檢驗，結果發現，除了ＴｒｄＰＰｉｍ、ＦＤ、ＥＸ之間以及ＴｒｄＲＢ２ｉｍ、ＦＤ、ＥＸ之間不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外，其它１８組變量之間均在５％的顯著性程度下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這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可以進行回歸分析。第三，基于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的結果，對上述具有協整關系的１８組序列進行回歸分析，其結果如表２和表３所示。總體來看，在１８個模型中，除了以ＴｒｄＰＰｉｍ為被解釋變量的模型解釋力不佳外，其余１７個模型的統計量都是顯著的。同時，這１７個模型的擬合優度最小值為０．３４７，最大值達到０．９４８，均值為０．６８３，說明總體上這１７個模型具有較好的解釋能力。具體來看，在出口方面，滯后一期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ＦＤ）對于ＲＢ１、ＲＢ２、ＬＴ１和ＬＴ２類產品的出口比重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對于ＭＴ１、ＭＴ２、ＭＴ３、ＨＴ１和ＨＴ２類產品的出口比重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在進口方面，在５％的顯著性程度下，滯后一期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ＦＤ）對于ＲＢ１、ＬＴ１、ＬＴ２、ＭＴ１、ＭＴ２和ＨＴ２類產品的進口比重均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實證檢驗顯示，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推動了其貿易品技術結構的提升。對于低技術層次的ＲＢ１、ＬＴ１、ＬＴ２類產品，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其進口和出口都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對于較高技術層次的ＭＴ１、ＭＴ２、ＭＴ３和ＨＴ１、ＨＴ２類產品，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它們的出口，并抑制了其中ＭＴ１、ＭＴ２和ＨＴ２類產品的進口。這與本文第一部分的理論預期基本一致：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低技術層次產品制造業的對外轉移，從而降低了該類產品的本國出口和與此相關的進口，表現為貿易替代效應；同時，國內重點發展高技術含量產品制造業，較高技術層次產品的自主制造能力得以加強，增強了該類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并減弱了其進口需求，表現為出口創造效應和進口替代效應。

（二）實證結論解析

對于以上結論，我們可以觀察韓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要素尋求特征，從中獲得進一步的事實佐證。首先，從韓國對于不同經濟體的投資行業模式來看。表４選列了接受韓國直接投資存量居于前１６位的經濟體，韓國對它們的投資存量占總存量的比重超過３／４，因此這些投資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按照投資行業集中度的特征，１６個經濟體可分成四組。不難發現，韓國對于具有不同要素稟賦條件地區的投資模式不同，表明了其要素尋求的多重性，既包括對低成本勞動力、自然資源等低級要素的尋求，也包括對國際銷售渠道、技術、標準、品牌、全球企業網絡等高級要素的尋求。特別是對于中、印、俄和美、德、荷的“制造業＋批發與零售業”的投資模式，反映了韓國對成熟市場與潛在不成熟市場的需求并存。其次，從對不同技術層次產品制造業的投資來看。對于處于較低技術層次的石化業（ＲＢ２類）、紡織業（ＬＴ１類）和鋼鐵業（ＬＴ２類），韓國的海外投資集中于中國、印度、越南等勞動力、自然資源成本低且市場需求大的地區。而對于較高技術層次產品制造的行業，汽車業（ＭＴ１類）在西歐、北美、東歐、中亞和大洋洲等地廣泛建立生產基地，藉此帶動國內生產的整車和汽車零部件出口，并實現海外生產體系與全球化的營銷網絡；造船業（ＭＴ３類）的投資，一類是土地岸線、勞動力資源較豐富的中國、菲律賓等國，另一類是國內需求亟待釋放的巴西、俄羅斯等海洋油氣資源大國。一方面可將較低附加值項目轉移到國外，另一方面則可在國內集中力量開發液化天然氣船等高附加值船型；電子業（ＨＴ１類）的海外投資布局同樣反映了其對低成本和市場要素的尋求：對歐美發達國家的投資以組裝廠為主、選擇發達國家附近工資比較低的國家進行投資、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以零件廠為主①。最后，從對外投資主體規模來看。韓國的大型綜合商社憑借其較為成熟的國際經營經驗和雄厚資本，多在發達地區進行資金或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開發，而中小型企業（ＳＭＥｓ）多集中于發展中國家，從事技術等級較低的勞動密集型項目的投資。比如韓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以制造業為主，中小企業及個人投資在項目數上占８３．０％，在投資金額上占４０．６％①。不同規模投資主體的組合，有利于發揮各自的相對比較優勢，從而提高要素尋求的有效性。綜上所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要素尋求方式，使其位于韓國總部的母公司得以整合全球資源，改變了韓國由要素稟賦所決定的國際分工地位，乃至提升了其貿易品技術結構。